党校神童名不虚传
P62郭沫若有一贯的左翼形象，有过激烈反蒋的历史,且据有人考证他当时其实就是中共秘密党员,为他 走向民间祝寿乃是一次有力而又不动声色的政治示威。这一布置显示了周恩来过人的政治才华。
实际上，周恩来庆郭诞而寓斗争的计划在心中筹之已久,只是10月才最后决定并宣布而已。在11月所写《我要说的话》一文中周介绍说:“为纪念郭沫若先生创作生活满二十五年,并庆祝他的五十生辰,我原打算写一篇专文献给他的。这个志愿立了好久，五个月前，我还拿了他的一部分著作,想在乡居期间,读他几本,然后好写出一篇有根据的文章来。”可见祝寿之念起于五个月前。而周恩来作为一个共产党领导人对郭沫若的高度重视则开始更早。早在四年前郭沫若“别妇抛雏断藕丝”应蒋介石之请自日本回国时,周恩来就派潘汉年、夏衍等人在他身边做工作了。1938年,周恩来建议并由中共中央作出正式党内决定:以郭沫若为鲁迅的继承者、中国文化界的领袖,并由全国各地党组织向党内外传达。田这就把郭沫若作为一面旗帜树现了周恩来对文化的重要性的高度觉悟。知识分子出身的周恩来懂得以文化作为象征和标识对于民族认同的作用,懂得在现代社会中只有文化才代表着文明和希望,站在文化一边也就是站在进步和正义一边。与蒋介石政权的军人性质相比,共产党与文化人的靠近使它在社会公论中具有更大的合法性。而且对文化的重视也即是对道统的重视。道统之说起于唐代的韩愈，道统即是一个王朝、一个政治集团据以立足的基本理念:你凭什么统治?你要把人民、国家和社会带到一个什么地方、达成一种怎样的境界?任何一个想传诸久远的政治集团都必须重视道统，而任何有力量的道统都必须是民族最源远流长的文化与时代最先进文化的结合。道统往往同大文化人、大思想家连在一起,文化人往往成为一种道统的化身。所以共产党先是推举鲁迅，鲁迅之后周恩来又选中郭沫若。周恩来在他的文章中仔细地比较了鲁迅和郭沫若，又颇费苦心地把两百年中国文学总系者统一起来、接续起来。鲁迅和郭沫若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而新文化运动乃是深植于中国人心灵的文化更新冲动与西方现代文化内容的结合，代表了中国和中国文化的未来方向。由于鲁迅、郭沫若对马克思主义的皈依及与共产党的亲近，周恩来在自己的文章中把鲁迅和郭沫若看成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而排除了自由主义的胡适和已与共产党分途的陈独秀。这是站在共产党立场上对历史的一种叙述，虽非无懈可击但也言之成理。在这种历史观下对郭沫若的颂扬国民党人言不及义的发言相比之下显得十分愚钝。
当然,周恩来推重郭洙若还有一个原因,即是共产党当时的斗争迫切需要充分的政治动员。共产党在城市中势单力薄，郭沫若及其代表的知识分子是必须争取和倚重的力量。而且党的事业需要有激烈而勇敢的斗士用文化的手段给国民党政府以重创:从这个角度考虑郭沫若也是最佳人选，是必得之人。在这里周恩 九四来表现了对于郭沫若的双重态度:一方面,是把郭沫若 二作为一面旗帜,作为道统的象征，如周所说“永远祝福 走向民间他带着我们一道奋斗到底”,“祝他前进，永远的前进，更带着我们大家一道前进”;“另一方面，是把郭当成革命队伍中的一个战士,作为宣传家和鼓动家,作为打击敌人的先锋和干将，这就需要“我们”带着他前进了。
P75【形势比人强，时势造文豪，《屈原》的技法并不出众，《虎符》技法精彩，而后一文不名，前者蜚声天下】艺术的魅惑是一种引发迷狂的力量，艺术作品的影射亦是一次不容辩白的缺席审判。《屈原》在重庆一上演,不管蒋介石及其集团同楚王、南后与奸臣靳尚有多大的不同，他们都成为公众发泄不平与愤怒的对象。难怪周恩来听念剧本要“激动万分”@,而潘公展者流要气急败坏了。第三厅刚成立的时候，政治部长陈诚答应给郭沫若两个国防军的经费，至少在陈诚心目中郭的文化队伍是顶得上两个军的;但后来陈诚却迟迟没有兑现。倒是郭沫若在共产党的旗帜下真正起泗出母田以邶贬服到了千军万马的作用。
1942年2月2日，郭沫若开始写他的另一部五幕史剧《虎符》,于11日完成:这与他上个月写《屈原》时间恰相吻合，堪称满月纪念。两出戏之间相隔仅二十余天，可以想见郭沫若也没有花太长的时间去研究材料、构思结构。不过,就戏剧的眼光看,《虎符》在艺术上却显得成熟而巧妙,整出戏冲突迭起,情节曲折,波澜横生,倒像是运用了多少匠心似的。《虎符》哪怕是诗却立热估人不由得屁声敛自比起《屎原》来它肯定更适合舞台演出。然而,文运弄人,反是这出戏没有得到多少演出机会。剧本2月完成,直到次年2月才得以公演，承演的是中国万岁剧团。演出之前书报检查机关将剧中所有的“人民”字面都用朱笔改为“国民”,甚至“舞台左翼”与“舞台右翼”也都改成了“左边”、“右边”:见出了他们虚弱而又愚蠢的用心。即使是这样演出也未能使他们放心，演过一次之后就再也不能重演 九四二走向民间了。那仅有一次的演出似乎也没有产生多大的轰动。因而《虎符》的创作与演出远没有像《屈原》那样成为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人们多谈论《屈原》而很少提及它。其实,这出戏从一开始就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它和《屈原》的创作时间相差不出一月，而3月份人们热衷于排演《屈原》却无人想到排演它。尽管国民党的检查官们出于《屈原》的教训对这部郭氏出品重视有加，但这种重视不惟没有打破反而恰恰又鼓励了人们的轻视。这出比《屈原》更舞台化也更戏剧化的戏却对《屈原》的舞台荣耀望尘莫及，看来文运真是一件非关人力、神秘而又古怪的不平事了。
我们今天在时过境迁之后倒是可以仔细地体味下《虎符》的好处了。剧本一开始就写侯女与朱女在投壶，由少女无知嬉戏的闲事引发了如姬与魏太妃焦虑不已的愁事:邯郸被围已经一年多了，城中已是烧骸骨、食死人肉了,魏太妃的女儿平原君夫人正居于这赵国的都城之中，而邻邦赵国的存亡又紧连着魏国自身的安危。剧情先就有这么一个忽然而起的转折，一下子就抓住了人们的心。而作者在剧中设下这样一座岌岌可危的围城,就使整个剧情显得紧张起来、不平常起来,就使这出戏真正变得有戏了,一座危城放在那里正是一个绝好的戏引子。由救城才引出了盗符，围绕盗符又展开了信陵君与魏王、魏王与如姬、如姬与信陵君的恩仇瓜葛,这几条具有内在张力的线索舞动起来,使舞台显得充满而闹热，避免了《屈原》带给观众的虽然并不强烈的单调感。
P80《虎符》第一幕就通过魏太妃、如姬和信陵君之口反复地提及长平之役秦军活埋降卒45万的疯狂和残忍。暴虐的秦国作为一个背景使郭沫若的剧本得以展开,使他的剧中人物、事件、对白和气氛在反秦的基调中获得了借以成立的道德声势;这种道德声势当然不仅仅具有道德意义，它还是一种重要的艺术手段:郭沫若凭借它建立了自己剧情的逻辑,统一了剧中的各种因素,甚至还凭借它充沛了剧本的文气,它同时还赋予了郭沫若作为一个剧作家(而不是单纯的政治工具)的严肃性。当然他的这种立场在1949年后受到了挑战,他的反秦被指责为反对统一、反对历史进步;在相当困窘的局面下郭沫若还是为他的立场作了虽不无矛盾却也并不含糊的辩护，秦国完成统一是因为商鞅留下的成就而不是因为秦始皇的暴政，且在秦未完成统一之前，六国中任何一国都有完成统一的权利与可能，他有责于信陵君的是他没有干掉与秦王同样暴虐的魏王而以仁政为旗帜完成统一的大业。因他在政治压力下为自己立场的这种辩护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他这一立场的真实性与坚定性。【哈哈，反对历史进步】
P82【没灵感就是没灵感】1942年5月底至6月中,郭沫若写成了历史剧《高渐离》;9月3日至8日,写成《孔雀胆》。《屈原》到《虎符》可见出郭沫若文气是越来越旺,而《高渐离》到《孔雀胆》却是越来越衰了。《高渐离》已微露出了几分江郎才尽的意思,剧情虽然贯通,文笔已有点淡寡;至《孔雀胆》就已经是形神俱散了，人物近乎行尸走肉,对白百年中国文学总系丝毫没有光彩,情节也多有悖理之处:这是我们所能读到的最糟糕的那种剧本。1943年《孔雀胆》演了八天评论家仍不置一辞，因为它实在是在可评论的水准之下;后来郭沫若读到了《新华日报》上的一篇评论竟喜出望外。@其实郭沫若自己也未必不知道《孔雀胆》是失败之作,恐怕他内心也感到很沮丧,所以写完《孔雀胆》他就宣布自己的创作长假该结束了。1943年他又写了《南冠草》,仍然没有能恢复《屈原》和《虎符》的旧观。
P101【西南联大校长的处世之道，让清华超越北大】梅贻琦待人平和从容,说话风趣而又适度,从来不急迫不张狂,是个谦谦儒者。他遇到问题总是问别人:“你看怎么办好?”当得到回答,如果是同意,就会说“我看就这样办吧!”如不同意,就会说“我看还是怎样怎样办的好”,或“我看如果那样办,就会如何如何”,或者说“我看我们再考虑考虑”,从无疾言愠色。他讲话喜欢用一些不肯定的语助词“也许”、“或者”之类,背地里顽皮的学生给他做成联语:“大概也许或者是，可能恐怕差不多。”@他听后一笑。梅贻琦的谦和是自觉的谦和，缘于他对大学校长角色的清醒认识。梅贻琦心中明白,在中国办大学当校长必须既刚且柔,亦强亦弱。说要刚强是因为中国的大学乃处于异己的环境中，总受到各种各样的压迫与侵犯，非刚强不足以保持大学必有的独立地位和必要的生存条件。倒退30年中国人还不知现代大学为何物，1917年蔡元培在北大开举新学与新学制就引得舆论哗然，以至于传统精英的代表林四廿母困以邶项能纾先生做梦都必欲斩杀之而后快。无论是北洋军阀府还是国民党的党国都不具有善待大学的天然觉悟，这就要求大学校长须得是个勇于抗争的强人。说要柔弱是因为大学是思想与学术的田地，首先必须奉学者为至尊,同时亦必须以自由为原则,因而也就不能太突出校长的权威并需限制行政的千预。大学应是一个重教授而轻校长、重学术而轻行政的地方,它不是机关更不是军队(即使在战时)。
P108【校长和教授多次抵制蒋介石成功】1941年7月联大校务会议决定撤销设立于四川叙永的分校，而8月传来蒋介石与当时的教育部长陈立夫的指令要求继续设叙永分校。这一指令的意图是分散联大力量以便于控制，并伺机将联大迁到四川以便就近掌握。常委会将此事交校务会议重审，重审后仍维持撤销原议，遂于10月将分校全迁昆明， 九四教育部也只得任之。在某些特别的情况下教授会直接开会作出决议,统一教授的行动。1940年10月教育部 走向民间公布《大学及独立学院教员资格审查暂行规程》，要重新“审定”大学全体教员的资格，经审查合格后方予聘任。这种对学院事务的政治干预引起了联大教师的强烈不满,教授会开会议决全体拒填“教员资格审查表”，成功地挫败了这一加紧控制的图谋。在中国这样一个缺乏学院独立与学术自由传统的国家，这种教授自治方式显得十分必要与可贵，如果缺乏这种方式学院将不可避免地行政化、机关化,变成政治当局的附庸,从而失去了大学本来的性质与意义。教授们力量的发挥也为校长撑了腰。1941年4月,梅贻琦借清华建校30周年之机发表了他与潘光旦合作的《大学一解》一文,借《大学》中“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古语系统而深刻地表达了他关于大学目标是培养通才的教育思想，而这种思想直接针对的是教育部提倡“实用科学”的偏狭口号。
P111【疯狂的逆向民族主义——仇视中国传统文人的闻一多】这样一个纯粹的文人、纯
粹的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阶层下意识的仇视颇为耐人寻味,这种仇视可以说是一种自我仇视。这种仇视或许同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关。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打倒孔家店”为己任,宣判中国文化为“吃人”文化,从意念上无情地斩断了中国的文化传统。在厌弃某种文化的同时必然也会厌弃这一文化的主要载体知识分子.而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文人身上确实还保留着许多旧文化习气，这种厌弃就显得颇有根源了。即使那些一心弃旧向新的文化人、甚或就是那些新文化的斗士们，由于他们仓猝间未及建立起成熟的新文化形态可供自己皈依，未及建立起牢固的独立地位可供自己凭藉，他们也往往处于无根的、动摇的、软弱的状态，并因为这种状态而显出某些形象上的丑恶。由于知识分子是以守护真理与良知、坚持价值与理想自任的，这种丑恶出现在他们身上就变得格外刺眼。有意味的是觉悟到并揭露出这种丑恶的往往是他们自己，这就使这种觉悟与揭露带上点悲剧的色彩。他们在严于解剖自己的同时也往往以严厉的态度解剖同类，归根结柢这都是一种自我解剖。鲁迅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在《一件小事》中自惭渺小,在后来的杂文中对“上海的教授”者流狠加挞伐。闻一多是鲁迅的学生,是新文化立场的坚决捍卫者,这从他著作中的字里行间可以强烈地感知;他在抗战中期曾一度准备加人国民党,但读了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后对蒋介石的党大生痛恨,盖因蒋氏在此著中与“五四”对立,满口的复古腔调。闻一多无疑继承了鲁迅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但他在性格上比鲁迅更直露也更暴烈,可以在温声细语之后忽作狮子吼。他不惮于对同事在对面之下勃然作色，他甚至极端到采取破例的“组织措施”。他在1942年前后对自己的同类陷人了一触即发的狂躁情绪中。
P119在西南联大的教授中，还有一位著名的作家沈从文。他先是在联大师范学院任教,不久转人中文系。沈从文是个有点古怪的人，既随和又个涩。他平时待人不急不火，色温而言少,甚至可以说有几分羞怯,往往很有耐心地倾听别人说话,像一个好好先生;然而他内心却又固执地坚持着自己源于乡土的人生与文学立场,从不被城市和文人圈子同化,与周围的文人教授持着既像好友又如仇敌的关系。他的随和表现在待人接物上，他的个涩则时常发挥在文章与小说里,他的外圆内方表现为行圆文方。或许行圆是不得已的，行圆作为一种不无屈辱的代价反而加重了他内心的块垒，使他在文中愈加强烈地表现自己的个性，反正他的文章中常常有不知何自的无名怒火。沈从文先是住在昆明城内。1938年春他孤身来滇，在昆明一座临街的楼房内租屋一间。由于他脾好而无家眷，他的这间小屋竟成了文艺圈子的一个沙龙,施蛰存在下午无课时总来聊天,杨振声和他的女杨蔚也是常客。更使沈从文陋屋生辉的是才女林徽因。“林徽因很健谈，坐在稻草墩上，她会海阔天空的谈文学，谈人生，谈时事，谈昆明印象。从文还是眯着眼,笑着听,难得插一二句话,转换话题。”沈从文屋中只有一把椅子，待客的座位是放在地上的稻草墩。名门才女林徽因坐在稻草墩上尽情谈笑，见出中国的作家们对战乱中的颠沛与艰辛早已安之若素。后来沈从文家眷尽数来奔,有妻子及一龙一虎两个儿子,还有 一九四胞妹与妻妹，成了一个大家庭,在北门街与杨振声、刘康甫数家同租了一个院子,并在一起立伙,每次吃饭都 走向民间济济一堂。傅斯年、李济之、罗常培时来蹭饭,加上金岳霖寄养在院里的一只大公鸡，沈家的住宅常常充满着浓郁的生活气息。“沈二哥极爱朋友,在那小小的朴素的家中,友朋往来不断,有年长的,更多的是青年人，新旧朋友,无不热情接待 没想到我爸爸自命名‘吉友’,这女婿倒能接此家风。” 这是沈从文妻妹张充和的印象，虽写北平的家却与昆明的家无异。沈从文还同众友人-起逛附近的福照街夜市，在电石灯下的地摊上翻检瓷器、旧书、玉器、缅甸漆盒等古物,沈从文对古物有丰富的知识,常常给同伴们义务讲解:同伴之一的施蛰存对此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田张充和对沈从文好友的印象无疑是真实的;不过，张充和毕竟是女流，她只识沈从文其人而不读他的文章,无从知道沈从文的另一面:他对日日友好往来的这些朋友、对文人与教授同行在心中是存有轻蔑与敌视的,因为他们是城市人,代表着与沈从文一直与之格格不入的城市主流文化。【沈从文住在农村，去昆明城里上课，他爱农村】
【反智闻一多自作自受】闻一多最后遭到国民党极端势力的暗杀而接着被中国共产党树立为进步知识分子的旗帜，沈从文未必受到执政的国民党当局的青睐却当时就受到了在野的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左翼文化阵线的严究，1943年的《新华日报》接二连三地发表文章批判沈从文的论调，连郭沫若这样的文化界领袖人物也奋笔而痛斥之，遂埋下了他后半生游离于文学而埋首于考古的定数，他想使文学脱离政治致使自己终于脱离了文学。
P146【延安整风】1942年2月1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党校礼堂出 走向民间席该校的开学典礼,并做了《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报告。“下午参加党校开学典礼,听毛主席讲话。冒风往还,很冷。”身为作家的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谢觉哉这样记载道。①一般认为,以毛泽东的这次讲话为标志整风运动正式展开，以整风运动为标志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开始成熟:这种判断基本符合史实。不过，历史自有其一言难尽的连续性与模糊性;实际上,早在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就开会清算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而早在30年代后期中共的领导人和理论家就已开始从思想与组织两方面自觉地建构党的意识形态。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是中心人物,他以倒山的气势和抽丝的耐心从事文化改造工作，他那充满个性因而也富于感染力的文风成为他得心应手的武器。他实际上要对两个文化敌人同时作战，一个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文化力量，一个是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理论传统。这两个敌人分别在国内党内占据主流地位，与他们相比毛泽东是一个叛逆的弱者。更加微妙的是这两个敌人据于对立的两极，对他们任何一方的反对都好似对另外一方的靠近，这就带来了逻辑上甚至表述上的极大困难，必须小心翼翼地遣词造句以绕开语言的陷阱。从1936年到1945年是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人再造主义的十年，十年间他发愤读书，殚精竭虑地思考，苦口婆心地讲演且著文,同时还以政治家的娴熟编织起党的文化系统,并以此为契机更新了党的整个组织。之中1942年是关键的一年,文学艺术又是重要的部门。
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主题是现代化;而在20世纪前半叶，这个主题最有力的表达即是革命。毛泽东是时代之子,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现代革命家,他的功过是一个伟大的现代革命家的功过，他的命运中包含着一个非凡的英雄的悲剧性。在文化上他是“圣之时者”,并非那些形形色色的文化庸人们所可窥其门墙。经过无数曲折历史选择了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他给党带来了正确、光荣也带来了遗憾与痛苦。
年中国文学总系中国共产党的文化立场是在同中国国民党的激烈斗争时显现出来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基本上是一种现代思想，他阐述的民族主义即是现代民族国家的概念,民权主义可以等同于民主主义,而民生主义的核心是工业化思想。”这种三民主义在中国是具有革命性的，与世纪之交的启蒙主义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同志。然而，就在孙中山的思想中也包含着某种对旧文化的卫协性这一点1900年初就经张闻天一针见血地指出过:“但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思想体系内,不但存在着许多内部的矛盾、杂凑,缺乏严正的科学性，而且还有着不合于新文化要求的下列倾向:1.复古的倾向:把封建道德、封建思想、封建组织,看作民族精神的基础....孙中山在世的时候，这种复古倾向并未成为国民党的主流，但等到蒋介石执政时情形就大不一样了。蒋介石本质上是一个粗鄙不文之人，这种人最 九四一易成为中国旧文化的俘虏，北洋政府时期早有半文盲的军阀大倡尊孔读经的老例;蒋介石即位后竟公然地 走向民间张揭起文化复古的旗帜，将孙中山思想中潜隐的倾向大加发扬，实际上是在文化上公开背叛了三民主义。早在20年代蒋介石就对蔡元培先生主政北京大学的历史颇有微词，认为始自北大的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祸乱之始。而到了1934年他即动手要把已被新文化运动革了命的旧道德作为一种官方意识形态付诸实施，这就是他坚持了近十年的所谓“新生活运动”。
新生活运动是1934年2月蒋介石在南昌发起的一场“求国民之生活合理化”的运动,“而以中华民国固有之德性 ‘礼义廉耻’为基准也”。蒋介石重复复古派的老调,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他对“礼义廉耻”作了充分的发挥:“礼义廉耻’，本来是我们的祖宗数千年遗传下来的德性,是我们个个所固有的。现在我们提倡新生活，并不必勉强一般国民来做特殊的‘洋派’生活,只要拿‘礼义廉耻’的道理,来指导他们,他们便自然会照着这礼义廉耻的习惯来过生活的！”【蒋介石利用，滥用儒家伦理，主要是因为被共产党的舆论弄得非常恐惧，试图抓住一些东西反击回去；同时攻击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只能复古，复古的动机是私的，但是理由也有公的部分。天天争自由和共产，还是不是中国人？这种对文化的滥用受到中共反弹，被中共说成“反动”，结果糟糕了，建国以后真的成了打倒孔子，自我文化毁灭的行动】
P160，毛泽东在1940年发表《新民主主义论》认为五四前是资产阶级领导，五四后是无产阶级领导，更先进了。毛泽东以此建构中共意识形态。其中民主主义和新文化是同义词。把苏联看成人类的必然前途，是中共的后盾，资产阶级顽固派自寻死路。
P163蒋介石的国民党不仅反对新文化中的马列主义、社会主义,还同时反对包括自由主义在内的整个新文化运动,它主张的乃是复古,在毛泽东看来这连普通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文化觉悟都达不到，简直是要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合伙加深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鉴于它毕竟还没有在政治上公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所以毛泽东还对它作了最后挽救:“所以我们希望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坚持下去，不是一家独霸而是大家合作，把抗日的事业弄个胜利,才是上策，否则一概是下策。这是我们共产党人的衷心劝告,‘勿谓言之不预也’。”
认真想来，毛泽东的这些雄辩文字虽不无当时政治斗争的色彩，却也基本表达了中国共产党真实的文化信仰。共产主义的最后实现尚需未来的实践可以暂百年中国文学总系勿讨论，要说只有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革命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任务，则实实在在是所言不虚。如我们前文所述，“民主主义”其实就是“新文化”,而“新文化”,如果我们用一个更切近的概念来解释的话,其实就是“现代化”。以历史的眼光看，20世纪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乃是这个古老国家实现现代化不得已的特殊途径，中国共产党在此时此地义无反顾地充当了历史之手。它的伟大、光荣、正确以及它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所包容的深刻的悲剧性概源于此。简言之。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敌对的喧嚣声中坚持了中国的现代性，并摸索出了实现这种现代性的道路:这其中的得失成败在后文中将详细分析。
具体到新文化发展的历史叙述，中共在理清发展线索的同时还树立起一个旗帜性的人物作为佐证与象征，那就是鲁迅。鲁迅在毛泽东与中共其他领袖及理论家的著作中成为由旧民主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典型 一九四代表。毛泽东在1937年就指出:“他(鲁迅)并不是共产 二走向民间党组织中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基于这种估计，也基于他个人对鲁迅著作的酷嗜，毛泽东还给予了鲁迅以至高无上的评价:“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 ”……中共对鲁迅的推崇可以作为它坚持文化的现代性的一个有力证明。无论对他后期马克思主义化的程度有怎样的争议，说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代表恐怕是大致符合实际的。高举鲁迅的旗帜也就是高举现代的旗帜。后来在鲁迅的旗帜下中共选择郭沫若作为继鲁迅之后在世的文化界领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认同了郭在早期诗歌中表达的现代精神以及他沿着这种精神达到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拥护。
P165关于中共坚持文化现代性的彻底性，我们还可以从一件往往被人忽略的事情中见出，那就是陕甘宁边区对新文字的推广。所谓新文字就是将汉语拉丁化的拼音文字。将汉语拉丁化、拼音化并进而消灭汉字,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一种较为极端的论点。胡适的以百年中国文学总系白话文为中心的新文学观已经是石破天惊了，何况这种干脆不要汉字的新文字观。蔡元培先生一直是主张新文字的。但上层文化人的主张也多限于议论、建言而少有实行，倒是中国共产党在自己的控制区域内扎扎实实地做了起来。1936年毛泽东致蔡元培的信中就曾极力赞同他的新文字立场:“读《新文字意见书》,赫然列名于首位者，先生也。二十年忽见我敬爱之孑民先生,发表了崭新不同于一般新旧顽党之簇新议论,先生当知见之而欢跃者绝不止我一人,绝不止共产党,必为无数量人也！”
P167在坚持以马列主义、社会主义为依归的新文化这一点上，中国共产党全党是统一的;然而,在如何实践马列主义、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选择上，共产党内却展开了长期、尖锐甚至是残酷的斗争。政党毕竟是政党,它不同于文人社团,文化与思想的成果对它来说只是问题的开始而不是问题的终结，它必须从文人终结的地方开始，必须把文化与思想成果变成社会改造的有效武器，变成可用的意识形态;也就是说，它必须为自己信奉的崭新的主义找到格物之道与实现之所。对于在野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这个问题突出地表现为如何依凭马列主义的武器取得政权、并进而建立起新文化的逻辑中本有的社会主义。在这个问题面前，仅仅对于新的文化理论学富五车是无济于事的,仅仅坚持马列主义的原则与信条也言不及义,而如果将这些信条不问青红皂白即拿来作为中国这样一个特殊国别的现代革命科律，那结果就更可能是灾难性的。一一这也就是为什么在40年代初毛泽东非要清算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了。蒋介石所代表的国民党复古主义是毛泽东和王明共同的敌人，而王明所代表的马列主义教条派与毛泽东又互为敌人。在反对蒋介石的时候,毛泽东强调的是现代性;而在反对王明的时候，毛泽东则又强调中国性。……从1937年王明自苏联回国抵达延安开始,毛泽
东就发现必须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一次深刻的关于中国性的教育，否则这个党还会重蹈它在30年代初的覆辙,还会变为王明与博古的党。毛泽东清醒地感知到， 九四二尽管在长征初期屡战屡败的痛苦中党凭本能排除了共产国际的代表米夫、实际上的总书记博古的军事与政 走向民间治领导，但党还没有对这一段惨痛的失败形成自觉的反省,王明、博古在党内还有很大影响,甚至由于王明的理论家形象以及他同共产主义盟主苏联的特殊的深厚关系，他在党的思想领域还占有统治地位。有鉴于此毛泽东于1941年开始发动整风运动,他要通过整风在思想和组织上彻底打败王明。……不过,中共党内大量的没有文化的农工分子却更容易迷信大知识分子而不容易佩服小知识分子，因为人们总是比较崇拜那些离自己更远的东西。这也就是直到40年代初毛泽东虽然取得了共产党的实际的组织领导权、却并未能剥夺王明作为理论权威和主义的正统对党的思想控制权的原因。 毛泽东发动的整风运动于是就从破除对知识和大知识分子的崇拜开始。
他说:“然而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他们的最后分界仅仅在这一点，而不在乎口讲什么三民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在这一段话中毛泽东实际上已经表达了两点异常重要的见解:一、他在价值判断上否定了纯粹的理论、学术与艺术的意义,认为 一不结合工农“将一事无成”;二、他在政治上甚至将理论是否用以实践的区别看成是判断敌我的界线。这即是把知识的实用性置于绝对地位的开始，可惜这段话在当时并未引起有关人物的注意。1941年,毛泽东接连发表了《<农村调查)序言和跋》(3~4月)、《改造我们的学习》(5月25日)。”两篇文章谈论了两个互相关联的问题。《<农村调查)序言和跋》尤其是其中的《序言》说的是必须于书本之外的实际生活中求知的问题。毛泽东认为大量必需的知识是书本上找不到的，必须自己亲手下去调查得来。毛泽东还具体地贡献了社会调查的方法即是开调查会:“开调查会,是最简单易行又最忠实可靠的方法，我用这个方法得了很大的益，这是比较什么大学还要高明的学校。到会的人，应是真正有经验的中级和下级的干部，或老百姓。我在湖南五县调查和井冈山两县调查,找的是各县中级干部;寻邬调查找的是一部分中级干部，一部分下级干部，一个穷秀才，一个破产了的商会会长，一个在知县衙门管钱粮的已经失了业的小官吏。”毛泽东在这里的教诲确实是苦口婆心的……试图用调查来替代书本知识的权威。……《改造我们的学习》则重点否定了单纯的读书学习。这篇文章主张坚决地摒弃“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了单纯地学理论而去学理论”的学习态度，主张“发止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而要求把学习统一到致用的方 九四云向上来。毛泽东认为单纯地学习理论不但无益，而且有害,是“谬种流传,误人不浅”,“为害相当地大,不可 走向民间等闲视之”。他对这种单纯地学理论的倾向厌极生恨，恨极而生嘲弄之心,引古语以戏之:“有一副对子,是替这种人画像的。那对子说: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对于没有科学态度的人,对于只知背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若干词句的人，对于徒有虚名并无实学之人，你们看，像不像?”这就已经开始把能否致用当作学习的全部判断标准。
P1731942年的全党整风实际上已是一个乘胜追击的问题,所以毛泽东的演说语言更加自然,更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更能表现他的真实想法与性情。这篇讲演中最值得注意的地方，即是毛泽东用致用的标准重新定义了“理论家”和“知识分子”的概念。“我们读了许多马列主义的书籍,能不能就算是有了理论家呢?也不能的。”“如果我们只知背诵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或哲学，从第一章到第十章都背得烂熟了，(笑声)但是完全不能应用，这样是不是就算得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呢?大概不能算吧,这样的“理论家'实在还是少一点好。”这使我们想起《三国演义》中诸葛亮舌战群儒一节,诸葛先生痛斥那些夸夸其谈的儒生，说他们无非是皓首穷经,下笔千言而胸无一策,赠他们百一个恶益叫“小人之儒”。但诸葛亮还口下留情,承认年中国文学总系他们尽管是“小人”却仍旧是“儒”,毛泽东则对这种人更痛恨，干脆就不承认他们是理论家。……【读书-杀猪比喻，为知识政治化，武器化，阶级化开辟道路】毛泽东同时还对知识分子的胜业一-读书作了不无轻蔑的揶揄:“书是不会走路的，也可以随便把它打开或者关起,这是世界上最容易办的事情,这比 走向民间大司父煮饭容易得多,比他杀猪更容易。你要捉猪,猪会跑,(笑声),杀他,他会叫,(笑声),一本书摆在桌子上既不会跑，又不会叫，(笑声)，随你怎样摆布都可以。世界上那有这样容易办的事呀!”$这就把读书完全当成了翻书、拿书的体力劳动来同捉猪杀猪比较,完全拒绝承认读书的脑力劳动性质，拒绝承认读书作为一种脑力劳动的复杂性与艰难性，自然也就否定了读书作为认识真知与真理一途的作用，否定了书斋与学院独立存在的价值。
《反对党八股》谈的是文风,开始靠近文学;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已是一篇专门的文学论文了。这篇《讲话》毫不犹豫地把《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学风党风文风》中的实用宗旨由理论领域推广到文学艺术领域。毛泽东在讲话的开篇即开宗明义:“我们今天开的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汹不敌人的右力武器都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田这种对文学艺术武器化、工具化的定位必然会带来一系列特定的要求。毛泽东首先把文艺的对象确定为工农兵，因为他们是消灭敌人要动员的主要力量:“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在这个“为什么人的问题”解决之后,紧接着就是文艺的品味即普及与提高的问题。毛泽东明确指出提高不是指的文学艺术家自己的提高,而是对于工农兵的提高:“我们的文艺,既然基本上是为工农兵,那末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
这就否定了当时所谓的“关门提高”即文学艺术家的圈子里自我培养的倾向。在这种方针下毛泽东谈到“专门家与做普及工作的同志的关系问题”，他实际上否认了专门家与普及者的区别，不认可专门家工作的特殊性,而把惯常的原创(专门家的工作)与传播(普及者的工作)两个不同的环节合而为一,统统都变为普及性的宣传:“我们的专门家不但是为了干部，主要地还是为了群众。高尔基在主编工厂史，在指导农村通讯,在指导十几岁的儿童,鲁迅也用了许多时间与普通学生通讯。我们的文学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墙报，注意军队与农村中的通讯文学。我们的戏剧专门家应该注意军队与农村中的小剧团。
”讲到这里毛泽东也感到这肯定会被人指为功利主义:“我们的这种态度是不是功利主义呢?”于是他干脆就对功利主义作了正面的肯定:“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他因而宣称“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沿着这种逻辑他最后点出了文学功利主义的关键的步骤，即“文学服从于政治”,“文学是从属于政治的”,“是螺丝钉”。为工农兵也好,普及也好，都是政治的一种手段。
在整风期间毛泽东关于文化的所有论著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具有代表性和总结性的。 九四二它标志着整风运动已从对党的知识分子领袖的斗争扩走向民间大到对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的改造，标志着实用化的精神已从理论、学术领域扩大到了具有特殊性质和特殊规律的文学艺术领域，标志着文化实用化的程度已从重视实际知识逐渐增强到了文化的完全工具化。【从知识的实用化，变成知识政治化，知识阶级化，最后导致灾难。缺乏道德教化的阶级化，把知识变成特殊阶级利益的需求，这就丢失了道德合法性。】
P177毛泽东1938年创办鲁迅艺术学院，从历史说明延安文艺的实用化改造运动。
P199实用化改造是延安文艺运动一个重要的转折。这一转折有内在的、规律性的原因,也有外在的、个人性的原因;其对中国文艺与文化的影响有创造性的、积极的一面，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消极的一面。之中的千般委曲需得细细地体察,任何简单的、粗暴的、左的或右的结论都会唐突前人、割裂历史。我们今天作为从人，冷静而负责任地回顾并总结历史是一种不可推脱的使命。如果不能勇敢地面对历史，我们也就没有勇气面对我们自己。或许由于自身不可避免的局限性，我们这一代人的回顾与总结会陷人一种新的误区，但即使是误区也会给后人提供一种可资借鉴的资料。同时，我们也深知，回顾历史既须有一种公正评说的无情，亦须对前人有一种真正的同情,对他们具体而不可超越的历史环境有一种清醒的估计。从性质上来讲，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现代史上是一个坚定的、真正的革命政党。对于任何一个革命党来说,它的文化立场往往会不可避免地体现出两个特征:
第一当然就是革命性或称进步性，所以中国共产党义无反顾地捍卫了“五四”新文化。第二就是实用性。因为革命政党较之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在力量对比上处于劣势,它面临的常常是生死存亡的严峻形势,它会本能地把自己所能掌握的一切资源化为生存斗争的武百年中国文学总系器和工具，对于文化也不例外。从这种规律性的角度来理解，毛泽东力倡的文化实用态度肯定是有其必然性的。不过,尽管如此,由于革命党的成分及革命党领袖的经历、性格的不同,由于革命党所处的具体境遇的改善或者恶化，其文化实用性的程度会有较大的差别。如果说一个革命党的文化实用性倾向是必然的，那么它的文化实用性的程度则是偶然的。具体到中国共产党,它在40年代就其作为一个革命政党的定性来说并不一定非要对自己的文化作那样彻底的实用性改造，我们看1941年罗迈的讲话、《解放日报》社论及鲁艺的正规化方针就会分明地发现，虽然党高度肯定了文化的应用，但党内确实还存在着不小的力量在同时追求着纯文化的积累与自我建设。只是由于毛泽东个人特定的意念、坚强的意志以及高超的政治动员能力，党的文化政策才变得完全地实用化。
这中间毛泽东的文化意念、文化性格以及他个人的遭际起了关键的作用。要分析毛泽东文化实用思想 九四二的来源,我们恐怕难以提出确凿的定说;不过有两个可能的原因可以作为概说。一是毛泽东的故乡湖南省尤 走向民间其是长沙岳麓书院经世致用的学术传统，一是毛泽东对1918至1920年前后北京大学学风的心理反弹（毛在北大时与蔡元培的纯学术观念极不融洽）。
P195毛泽东对言之无物，装腔作势的文风极度厌恶，这是争取的，知识分子的陈腐僵化是难以根治的职业病。《反对党八股》作为毛的学术文章是有益的，虽然它的理由过度了。……把文艺说成服从于政治【和托洛茨基讲道德服从于政治，问题是一样的，把情况搞反了。没有道德自由，任何政治没有合法性。】。胡乔木批评这一观点：“文学服从于政治这种话是不通的。古往今来的文学都服从于政治,哪有这回事?恐怕绝大多数的作 九四二走向民间家根本不承认这样的事。你说托尔斯泰为政治服务?他绝不会承认。他有他的政治观点,这是一回事,但他写《战争与和平》绝不是为政治服务。写《安娜.卡列尼娜》是为政治服务?也不是。例子多了。莎士比亚为政治服务?他哪一部著作是为政治服务?你说《奥赛罗》是为政治服务?《罗密欧与朱丽叶》是为政治服务?根本讲不通的话。”四胡乔木并且进行了深人的分析:“文学服从于政治的说法,一方面是把文学的地位降低了,好像它一定要服从于某个与它关系不多的东西;另方面把文学的范围不可避免地缩小了，好像作品不讲政治的作家就是没有政治倾向(这种作家很多),就不觉悟、落后,他的作品就不是文学。这样一来,好些事就讲不清楚了。”四如前所述,胡乔木是《讲话》的整理者,据有关人士回忆，毛泽东在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用的是一叠提纲,而1943年送《解放日报》发表的《讲话》原稿不是毛泽东的手迹(毛当时送给报社的文稿通常都是自己的手迹)而是胡乔木的笔迹。作为当事人,胡乔木的话是有权威性和说服力的。胡乔木曾是中共意识形态的最高领导人，他在浙世前半年对文化史上的问题仍然这样孜孜探求,体现了他在最后关头对真理的服膺,对文化事业的高度负责精神。
站在今天的历史视点来看，比较绝对的文化实用态度在战争的环境中当然是无可厚非的;不过,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以中华民族的百年大计为己任的政党，在文化上除了为赢得战争、夺取政权所必需的实用态度之外，还应该如《解放日报》社论所体现的那样有更加辽阔的胸襟和更加长远的眼光，还应该对文化的自足性与专业性本身有更深的同情和更高的尊重。可惜的是，战争时期形成的文化实用倾向及其体制在建国后并没有得到及时的调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居然发展到干脆取消大学的程度。这种文化实用倾向至少带来了两个很难挽回的严重后果，一是妨碍了文化的积累与延续，一是疏远了共产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文化是人类智慧与情感的总汇,是人类人性、美德和创造力的涵养与保护力量;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高度的文化更是它存在、发展、强大与幸福的前提与基础。而爱护文化首先又是爱护非实用的纯文化，这种文化是一切文化的源头,毁坏了这种文化,整个文化将走向凋敝【纯文化并不是纯文字，而是道德自由，自由选择自己道德归属并将之其诉诸文字的能力】。当然应该鼓励学以致用的时贤,但同时也应同样鼓励埋头书斋深究学理、不问世事的纯粹的学人和为艺术而艺术的文人，决不可以轻视和嘲笑他们，要看到其中的一些人即使变得迂腐也是这一群体在传承文明之火的神圣事业中付出的必要代价。反对教条、八股与僵化是对的,但这种文化偏向与文化疾病必须靠文化尤其是纯文化自身的力量来纠正和疗治，决不能简单地付诸于完全实用化的改造。对于一个执政的政党来说，爱护并培养纯文化不仅是它作为国家与民族代表的法定责任，而且是它维护自身安全与强大的必要手段。在现代的社会里没有纯文化就产生不出长久而巨大的生产能力与经济繁荣，也产生不出稳定而高尚的道德秩序【我无为而民自化】;宋代政治家司马光说“学为化源”,就点明了非实用的文化学术与实用的道德教化的 九四二关系。而且一个政权如果不同最深厚、最丰富的文化力量相结合，它也就会丧失其道统，失去其存在的合法性。
无论从逻辑上还是从历史上看，对纯文化的轻视必然带来对知识分子的压抑并进而导致与知识分子的对立。一个政党如果想启蒙民众，它只能努力将民众提高到知识分子的水平而不是将知识分子降低到民众的水平，它就更应该依靠专门化的知识分子而不是压抑和打击他们。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的现代知识分子本来一直有一种密切的亲缘，它本身就是知识分子创立的党，它坚持的“五四”新文化方向赢得了多数知识分子的心。中共党内对知识分子也一直有尊重的风习。1941年4月23日发出的《中央军委关于军队中吸收和对待专门家的政策指示》就要求对专业人才一律以他们的专门学识委以充分的负责工作,如工厂厂长、医院院长等，而不是以他们的政治认识为标准。并认识到专门家越有学识，为国民党特务所利用的可能性就愈小…………。
P201 @1941年之前可以说是中共与知识分子的甜蜜岁月。自1942年后毛泽东在时势的激发下推广的文化实用化方针，虽说在政治上可奏一时之效，从长远来看却对知识分子的文化创造十分不利。连对《讲话》十分拥护的诗人何其芳在1942年后也很少再写诗了，他对此终生以为痛苦和遗憾。尤其是按这种逻辑将知识分子看做是最没知识、沅离直理的人，浩成了对于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的轻视与歧视，并进而造成了后来对知识分子的敌视与疏离，引发了建国后一次又一次的知识分子改造与清洗运动。文化大革命中的电影《决裂》将手上的老茧作为当大学校长的资格、将讲授“马尾巴的功能”这样正常的生物原理教学渲染为笑料并将教授描绘为丑角，就是这种方针与逻辑的极度彰显。对知识分子的伤害也就同时伤害了文化生产力、伤害了民族发展的基础与潜力，与知识分子相疏离使中共疏离了现代社会代表最先进生产方式因而也是最有力量的阶层;且史笔与言论权为知识分子所秉，与之为敌是为不智。以“权”为“经”，后患无穷。不过文化大革命后中共调整了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成为强音,对这种后患的消除遂大见成效。40年代的命题终于在40年后有了新的回应。
P207作为一种顺理成章的结果，文化目标的实用化必然带来文化管理的集中化。对文化实用性的认识自然地指向两层觉悟。第一,既然文化是有作用的,它就可能有正作用也可能有反作用，即是说它可能为利也可能为害,因而对这种要紧物事必须严加掌握。第二,既然文化是可用的,就应该最大限度地利用之,使其发挥出最大功效，而只有将其高度地组织化才能做到这一点。严加管理与高度的组织化也就是管理的集中化。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具体地讲到了文艺的规范问题，可以看作是管理集中化的思想步骤。他主要地规定了解放区文学两方面的纪律。一主题上要以写光明为主。他说:“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学就是以写光明为主。他们也写工作中的缺点,也写反面人物,但是这种描写只能成为整个光明的陪衬,并不是所谓‘一半对一半’。”这实际上是在谈“歌颂”和“暴露”的问题,他指出对“人民”、对“无产阶级、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是应该歌颂也必须歌颂的，而对敌人是应该暴露也只能暴露的。二是文风上不要隐晦曲折，不要采取鲁迅式的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用所谓纪律来控制人身是可以的，这叫法治；用纪律来控制人的思想是荒谬的】
P211这种集中管理的思想体制，如何才能贯彻下去呢？毛泽东采用的方法是整风。整风对于文艺界来说已远远超出了当初整顿三风的范围，它实际上成了文艺家同新体制的痛苦的磨合。整风经过思想整顿与组织处理两个阶段,在1943年的组织处理阶段(即“抢救运动”)有大批的人员被关押。这种磨合是历史性的，之间作家们的心态与行实乃成为文学史的珍贵材料。指向管理集中化的整风运动当然不是无的放矢，它直接针对的是延安文人的生活习性和写作状态。1938、1939年间作家、诗人、批评家以及文学青年们开始大量地从国民党统治的大城市迁至延安，至1940、1941年他们已颇成气候。这些人中有些是虽然非党但却左倾的进步作家,也有不少原本就是地下共产党员，他们都是把来延安当成回家的，他们对延安有一种既出自政治亲近也出自浪漫情怀的认同感。他们都是新文化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因而对国民党的文化复古主义嗤之以鼻;他们都怀着强烈的理想主义和正义感，对国民党统治下的种种黑暗、不平和堕落恨之人骨;而且他们也大都正值青年，平凡而孤寂的城市下层的生活无法满足他们丰富复杂、绚丽多彩的青春渴望。在这种心情之下他们开始了延安之徙。他们是把延安当成一个梦想、一个天国来奔赴的,他们在奔赴延安的途中又历经了九九八十一难，而这些困难则更增加了他们对延安的期望。他们都想象延安是一个能让自己摆脱压抑和束缚、充分实现个性的地方,而丝毫没有想到延安也会有它的规定性，丝毫也没有想到自己也还有一个怎样去适应延安的问题。所以在1940、1941年,延安这些已为数不少的文人就不加思索地按自己的自然习性组成了自己的社会。虽然文人的社会中有不同的山头，例如周扬主持的鲁迅艺术文学院与一批东北作家主持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文抗”)就有些对立和意气,但对立的双方都不脱文人的习性，甚至正是因为文人的习性他们才形成对立的，而且这种对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他们原来在国统区思想斗争 走向民间格局的自然延续。
P222讨论了丁玲的效法鲁迅主张引起的倾覆，群众也指责只感批评重庆，不敢说延安。……对作家们来说，自然认为新民主主义保障民主权利，作家拥有创作自由。揭露阴暗本来就是光明的体现（这里用艾思奇的光明辩证法，光明是火焰，火焰是黑暗斗争的力量）。【强制共产主义是共产主义吗？共产主义伴随着道德失范，就变成了卡斯特罗悖论。】
P229在1942年，还有对延安批评的讽刺画展。讽刺代表了画家的责任感和真爱。
P232【毛泽东干预讽刺艺术】毛泽东后来曾将三位参展画家请到枣园谈意见，他格外提出了华君武的《一九三九年所植的树林》(画面上只是一根光秃的枯木),认为延安植的树许多地方是长得好的,也有长得不好的;这幅画把延安的植树都说成是不好的,这就把局部的东西画成全局的东西,个别的东西画成全体的东西了。他希望华君武将种好的树与种坏的树对比着画。华君武表示为难，认为如果每幅画都那样画讽刺就不突出了。华君武并且请教一个题材是否可以画：一次桥儿沟发大水，山洪把农民的西瓜冲到了河里;鲁艺的有些人捞到了西瓜不是送还给农民，而是自己享用了。毛泽东说这样的画在鲁艺内部可以画并且可以展出，但要往边区性的报上发表就要慎重了，因为从整个边区看，干部和群众关系是好的;如果要往全国性的报上发表就要更慎重，因为影响更大。毛泽东接着表达了他对这一问题的真实看法:“对人民的缺点不要老是讽刺。对人民要鼓励。以前有一个小孩,老拖鼻涕,父母老骂他,也改不了。后来小学的老师看见他有一天没有拖鼻涕，对他进行了鼓励和表扬，从此小孩就改了。 ”图 毛泽东与华君武等三人的这番对话值得仔细研究。他作为一个革命家始终要牢牢地把文艺纳入政治的需要之中，把政治上的利害作为圈定文艺的栅栏，他对文艺的自足性和它自身的目的性是不承认的,这是他对文艺的基本态度;而在这番处于具体情景的谈话中他把这种基本态度表述为些具体的理论，这些理论后来都成为文艺的固定规矩。如“要鼓励不要讽刺”之说成为“写光明”的模式，而“整个边区千部和群众关系是好的”的说法则衍化出一种使作家永远处于理亏地位的“文学的真实性”逻辑。“讽刺画展”客观上成为对延安文艺接受状态的一次“火力侦察”。
就讽刺画展，毛泽东没发雷霆也没有大动千戈，报纸上甚至还报道说毛泽东对华君武等“予以赞扬,勖以努力”;这或许是因为画展是延安文艺现实批判的初期尝试，还没有形成足以引起高度警惕的气候，同时大概也因为这些讽刺画真的如默涵所说“多半偏于表面,而没有击中要害”。而后来杂文运动处于高潮时的杂文作品，才真正达到毛泽东不能容忍的程度。据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看了《解 九四二-放日报》3月份刊登的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后,“曾猛拍办公桌上的报纸,厉声问道:‘这是王实味挂帅,还是马克思挂帅?’他当即打电话，要求报社作出深刻检查”。②
杂文运动与王实味密切相关，但与王实味密切相关的却不仅是杂文运动。王实味其人其文的遭际是1942年延安文艺界最大的事情之一，其作为一个事件的规模与重要性只有5月的文艺座谈会可与相比。仅1942年4月初至6月底3个月的时间内，中共中央党报《解放日报》就在15个版面上刊有关于王实味的评论和报道,百分之百全是批评和批判;这之中有的还是整版的大块文章(如6月17日张如心的《彻底粉碎王实味的托派理论及其反党活动》和6月24日艾青的《现实不容歪曲》)。1942年延安没有任何一个具体事件占据过这么多的报纸篇幅，可见王实味事件的影响已远远超出了文艺界乃至学术文化界。……王实味是一个极左，文字批评领导不关心群众。后来其作品《政治家··艺术家》把政治家给抹黑了，然后文学纪律的大网开始形成，他的极左狂热行为被归结为“极端民主化“，惊动了毛泽东，成为了斗争的对象。
P244毛泽东整风的主要目标之一是要消除王明、洛甫(张闻天)、博古为代表的有苏联背景的领导人的力量与影响;而要达到这一目标必须进行两种斗争:组织斗争和思想斗争。思想斗争是组织斗争的最后保证，只有在思想上彻底清除其影响才能避免其在组织上死灰复燃的可能。就组织斗争而言，这确实有针对党内高层的意向,倒是与王实味“整风就是要整领导人”的想法有了某种程度的巧合。不过,就思想斗争而言，因为王明等领导人的知识分子身份和他们一贯的理论家形象，为了清除他们所代表的“主观主义”和“党八股”,毛泽东自然地要对文化和知识分子进行一番彻底的整顿，整顿的原则就是上一章所谈的实用化和本章所谈的集中化。这样王实味及整个文化界也就同时成了整风对象。而集中化又体现了整风运动的另一个主要目标，即使党内生活和社会生活高度统一，使以毛泽东为首的新形成的领导层能迅速地实现对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有效指挥与组织,以适应革命与战争的环境。所以毛泽东决不会允许王实味的所作所为。对王实味来说,他发表《野百合花》、《政治家，艺术家》与他在中央研究院上对罗迈发难,都是他反黑暗、反邪气的总体思想的一种表达,而这两件事同时成了毛泽东“思想斗争”的对象。……王实味被逮捕，且天真地把自己和托派联系在一起，被帽子扣好，自寻死路，还开了一个“拯救失足分子运动”，半个月时间挖出特务一千四百多人，一年抓捕一万五千多人。【政治正确导致扣帽子，法治虚无】这些抓错的人后来放了，毛主席就赔礼，大家感激地结束整风。王实味一直被关押，1947年秘密处死。
P258（丁玲也遇到无规则的政治风波）发表于1942年3月9日的杂文《三八节有感》
(《解放日报》)也不过是她女性关怀意识的直接观念表达。她述说了女性在严酷的生命和现实中的无奈，满怀不平地为女性所受到的格外的苛责辩护。在一个男性统治的社会中大概只有女作家自己能以同情的语调来真切地体谅女人了，所以丁玲觉得自己有对于这个话题发言的责任:“我自己是女人，我会比别人更懂得女人的缺点，但我却更懂得女人的痛苦。她们不会是 走向民间念超时代的,不会是理想的,她们不是铁打的。她们抵抗不了社会一切的诱惑,和无声的压迫,她们每人都有一部血泪史，都有过崇高的感情(不管是升起的或沉落的，不管有幸与不幸，不管仍在孤苦奋斗或卷人庸俗)。这在对于来到延安的女同志说来更不冤枉,所以我是拿着很大的宽容来看一切被沦为女犯的人的。而且我更希望男子们,尤其是有地位的男子,和女人本身都把这些女人的过错看得与社会有联系些。”她同时也以恨铁不成钢的心情对自己的同性提出了一些最起码的希望。在这种普泛的社会文化批评之中，她不知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又夹进了几句与本文主题关系不大的有具体针对性的牢骚:“而有着保姆的女同志，每一个星期可以有一次最卫生的交际舞。虽说背地里也会有难比的诽语悄声的传播着，然而只要她走到那里,那里就会热闹,不管骑马的,穿草鞋的,总务科长，艺术家的眼睛都会望着她。”当时延安的读者一看就指导这说的是江青。
在1942年4月延安的高干学习会上，康生的妻子曹轶欧第一个发言,将《三八节有感》与《野百合花》联系在一起批评。《三八节有感》说到跳舞,恰与《野百合花》中对所谓“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指责相呼应,且都是从直接的现实批判立意,人们自然就将归为同类。后来国民党也与曹轶欧等所见略同,将《三八节有感》、《野百合花》与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并列。而接着曹轶欧发言的是贺龙，他以军人的质直直奔主题:“我们在前方打仗，后方却有人在骂我们的总司令.....”.军人如此兴师问罪,文人就只有辩白的份了。那次会议上共有八个人发言，除徐特立顾左右言他之外,大家都是张口闭口《三八节有感》和《野百合花》。倒是最后毛泽东将两者一分为二,说两篇文章不同,《三八节有感》虽有批判但还有建议;两人也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其实《野百合花》中又何尝没有建议,王实味又何尝是托派,只不过在按计划推进的、必定要有的文学整肃中,毛泽东一念慈起要保丁玲一下罢了。否则丁玲将会与王实味经历同样的故事,也会得到与王实味“托派”、“特务”同样可怕的定性。这一点丁玲和其他高干们心里恐怕都是明白的。在这里毛泽东倒是响应了丁玲《三八节有感》中要宽谅女性的号召。
丁玲在高干会后又特地跑去看贺龙,叫他老乡,说不打不相识。既然毛泽东有话在先，以贺龙的豪放性格自然也不会再和丁玲这样的文人且是女性计较。高干会风波就这样过去了，丁玲有惊无险;且因毛泽东有话，整个整风期间除了个别单位墙报上和个别小组的个别人发言中提到了《三八节有感》外,延安公开、正式的出版物及规模较大的会上再也不提此文。与此同时,对王实味的批判却步步加码,逐渐升级,必欲将其置于凶地。目睹着这样的运动，丁玲心中必定庆幸与忧惧参半。这样的批判是没有规则的，可以根据莫须有的罪名无限上纲。因为其无规则所以王实味是凶险的，既然被选中作为杀之以儆的牺牲他就无论如何也难以逃脱;同时也正因其无规则,所以像丁玲这样有领导人出面保护的人是安全的，虽然她与王实味有相类的文章也不至与他有相同的下场。尽管如此，丁玲亲睹此情此景心中也未免惶恐。而也就在此时,《解放日报》于1942年6月10日又刊登了关于丁玲的一篇评论,评的倒不是《三八节有感》而是丁玲去年的小说《在医院中时》,在政治上基本持否定态度。杂文事息，小说事发，一波才平一波又起，政治运动实在不是好玩的。
P261批评丁玲：因而他论定丁玲写的有很多缺陷的医院便是不正确、不真实的:“作者显然忘记了一个事实,忘记了他(原文如此,下同一一引者注)是在描写一个党底事业的医院”“显然地，作者忘记了他是在写一群互称为‘同志’的人群,忘记了他是在写革命政党的党员。”这是将革命政党绝对神化之后纳人“新现实主义”的真实理论中，如此一来就只有歌颂光明才是真实的。燎荧同时还指责作者过分认同小说女主人公这个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 的态度和立场了，以至于完全用她的感觉来写她周围的人物;燎荧明确地指出什么才是正确的:“陆萍从非无产阶级队伍走进无产阶级队伍,应该把她当作改造过程来描写。”【你的良心不是人的良心，而是你阶级的良心；你的感受不是人的感受，而是阶级的感受。这种思维是很可悲的。】
这篇文章的写作与编发有无背景不敢肯定，但它恰恰发表在6月10日却太巧了。发表这文章的第二天即6月11日,乃是中央研究院批判王实味的座谈会结束的日子。丁玲作为来宾参加这个座谈会，她一直没有在会上发言,按她的说法她也没有准备发言;但恰恰就在座谈会结束的前一天刊出了燎荧的文章，而刊出的次日丁玲就在会上抓住最后的机会发了言,题为《文艺界对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和反省》。”这两件事有无直接的因果关系不敢肯定，但丁玲如果读了燎荧的文章心中不起一些震骇是不可能的。在这样整肃运动的紧要关头恰逢燎荧那样大块的、咄咄逼人的文章的批判，丁玲自然知道绝非吉兆。
（丁玲和王实味划清界限，从此变成见风使舵的政治家，而艾青对过去的受到批评的东西一句话也不说了，如果要说还是坚持了一部分，放弃了一部分，最后躺平了）。
P264 1942年4月，毛泽东为了给文艺座谈会准备讲话,三次给艾青写信,两次找他谈话,请他代为收集“反面的”意见。艾青阴错阳差地把自己的意见寄给了毛泽东,他的意见对于毛泽东来说倒真是“反面的”意见。看完他的“意见”,毛泽东请他面谈了一次,给他谈了自己对文艺的看法。艾青根据毛泽东的谈话对自己的意见作了修改,发表于《解放日报》5月15日。在这篇《我对目前文艺工作的意见》中,艾青力图将毛泽东的观点与他自己的观点融合起来，他接受了毛泽东观点中一个像他这样的诗人可以接受或者不得不接受的东西，同时也坚持了自己的一些东西。比如他重复了毛泽东从属干政治的观令，伯又加了若干限制条件.“在为同一的目的而进行艰苦斗争的时代,文艺应该(有时甚至必须)服从政治....但文艺并不就是政治的附庸物,或者是政治的留声机和播音器。”他反复强调即便是正确的政治思想进人文艺时也一定要通过自己内心的融化,通过自己的思想的锤炼,使作品包含的思想同作者本身的情感结合在一起,他把这个看成是“一切艺术的生命”。艾青实际上是对毛泽东的话作了一个艺术家力所能及的注脚。随着整风和批王实味斗争的深人，艾青心中可能愈来愈受震撼，他大约渐渐看到了完全放弃自己的原有立场、彻底归顺毛泽东立场的必要。于是他选择了狠批王实味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这种最后投降。【文学、宗教都是指向道德的手，如果文学和宗教都说自己是政治的附庸，那谁还会去看，谁还会去听？说道德服务与政治，那你有你的政治，我有我的政治，你有你的道德，我有我的道德，我和你之间的关系就只剩战略博弈，决一死战了。如果我们的政治都是指向同样的道德（作为公心的道德，不是作为教条规则的道德），那么和谐共生才是可能的。】
P261何其芳的纯粹文学也被搞了，解放日报批判其不爱工作不爱学习。这种主张是要人放弃一切精神与灵魂生活，要人放弃诗歌与艺术，回到可怕的简单状态。这种积极的文艺标准把中间地带也变成了非法禁忌。
P279萧军受到了毛主席的容忍，后来解除公职给他压力，他回家种地过了几年回来学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