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 | 周婉京：口音是烙印，越努力更改就越清晰
周婉京出生在北京的部队大院，但16岁就到了香港，后入香港城市大学创意媒体学院学习电影，之后入香港中文大学学习视觉艺术，但她的博士学位却是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拿到的，博士论文讨论的是康德的“天才观”，后来又去了布朗大学做哲学研究，2020年才回到国内。她能说英语、德语、法语等，也学过拉丁文。现在任教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日语学院。 短篇小说集《取出疯石》收录了她近两年写的九个短篇：心理治疗小组的病人凌晨两点打来电话，请心理医生帮自己雇一个“假女友”；年轻的情侣本来只想偷些零钱，车主的意外现身却让一场偷盗变成了劫持；赴美冻卵的中年女性与赴美产子的孕妇在飞机上相遇…… 西川评价周婉京的小说是“中国人跨大洋、跨文化书写”，她的学者、艺术评论人身份及海外经历，使得很多故事都涉及海外生活，尤其是中国人在国外的生活。在这些故事里，主角们过着非典型的美国式生活，同时也过着非典型的中国式生活，他们是一群生活在“边缘”的人。
周婉京说，在海外生活了15年，她一直觉得自己是每一种文化、每一个地区的“边缘人”。书中的这些人物既像她日常生活的剪影，也是陪伴她度过漫长岁月的朋友。 “中文的重量，到了海外，面对异乡人时更加凸显出来。个体与国家和故乡的关系，是从在美国说一句中文开始的。我们这代人不喜欢讲话，喜欢发短信；不喜欢跟肉身存在的真人谈恋爱，喜欢动漫和游戏角色。《字幕》和《福利》讲的就是这种躲在屏幕之后的存在状态。这种倾向使我们在讲出中文时更需要勇气。《大榆树》《出埃及记》《Silence》《纽约最后一个政客》都处理了口音的问题。这也是长年生活在海外的我，时常遇到的一个问题。我会入乡随俗地学习当地的口音，在伦敦操着伦敦音，在纽约学做纽约客。然而，我越是像他们，就越不是他们。我会被他们问——你究竟是从哪里来？口音，像是烙在我身上的东西，越是努力更改，它的痕迹就越清晰。” 书里的最后一篇《纽约最后一个政客》，其实是她写的第一个故事，她在纽约海关的小黑屋里打下了第一行字。那是2020年2月的一天，刚刚过完春节，她从北京经香港返回美国，继续她在布朗大学的访学。当时美国禁止过去14天内到访中国大陆的外国人入境，她须先在香港待满14天才能飞往美国。不过，纽约海关的白人警官认定了她是从北京来，并从入境处调取了她2020年1月底由波士顿飞往北京的记录。她简单解释了自己飞美国之前一直待在香港，他让她找出从北京飞往香港的机票票根。之后，她便在小黑屋里写小说打发等待的时间。写到故事的结尾，女主人公鼓足勇气对男朋友说：“你，起来，跟我回中国。”周婉京完全没想到她的人物居然会说出这样的话——以前，她不相信自己会掉进爱情的“陷阱”里，甚至还把自己带着“人类学研究”精神去“相亲”的奇葩故事写了一本书。她也不会想到，5个月后，结束访学回到国内的她“闪婚”了。小说冥冥之中预告了现实，所有的剧情都像是一个寻寻觅觅最后回到原点的故事。 “疫情让你发现真正重要的东西。”周婉京说，以前无论在国外还是在国内，社交还挺多的，但经历了这些，发现其实并不需要那么多。她的先生是一位在北京开事务所的华裔建筑师——一个在疫情期间对她“不离不弃”的旧相识。 “也不是说有很多男朋友可以选，而是发现最后陪在你身边的这个人就是他，你和他之间的关系会更聚焦。外界的信息瞬息万变，但身边一直站着这个人，你会觉得特别不一样，那种感动是由内而发的。疫情开启了沉浸式了解对方的契机，我们聊得特别多，但有些秘密他永远都不会跟任何人说。两个人简简单单的对话或者日常，实际上充满了博弈或者说较量，特别有意思。” “我没办法再写出上一代作家那么优秀的中文了”，周婉京常常抱怨自己中文不够好，她暗下决心，逼着自己不断地回到中国古典文学和传统文化中去。但到目前为止，她是凭一颗真心在写。平铺直叙的真心。
陈曦/文
书写“边界漫游者”的
非典型生活日常
读品：你的小说显然有别于老一辈有海外经历的作家，没有《北京人在纽约》的挣扎求生，也没有异乡人的隔阂感。西川评价你的小说是“新时代城市生活的产物，无关贫困，无关愚昧，无关奋斗，无关地位，无关人们一般认识中的财富。她观照边缘普通人的常常无法落到实处的痛苦，但不为乡野风光题照。她的小说是关于个人的，但个人又好像无关紧要”。为什么会这样？ 周婉京：为什么不那么写身份、地位、贫穷，确实跟我们这代人的成长背景有关系，我们是在中国变得强大富裕的背景下出国的，不是带着淘金梦出去的。我们下一代的作家其实更明显，他们不会有任何的自卑。这跟经济状态有直接关系，也跟我们从小生长的媒介环境有关系。每天刷着快手、抖音，会让我们觉得自己面对的不是一个真实世界、一个真相这么简单。哈金那一代作家写移民，会写文化身份的差异和认同上的内心的复杂感受，强势与弱势、中心和边缘都是重要的切入点，因为他来自一个不那么发达的地方。新一代的作家已经不这么写了，他们并不一定依托于现实中的身份，在餐馆里打工，或是在华尔街有一份体面的工作，真正的灵魂藏在屏幕后边。虚拟的形象和存在，已经取代了现实生活当中的矛盾。比如看到一个针对亚洲人的视频，这种难过可能会比不小心打碎盘子被老板骂更难过、更真实。 读品：小说中的“边缘”，更多是指每个人内心不为人知的精神角落，或某一部分经历中的状态。你有过这样的体验和状态吗？ 周婉京：所谓的“边缘”“边界”或者“游离”，其实说的都是我们这一代年轻人非典型的日常生活。“游离”在两个边界上的人，既不属于这一边的群体，也不属于那一边的群体。于是，个体被夹在种种边界之间。《取出疯石》中的人物就是这样的“边界漫游者”——他们不像上一代的华裔移民，不再拥有一套典型、稳定、完整的生活参照系。偶尔会有人闯进他们的生活，不过大多是一闪而过。我想“裸辞”和“闪婚”这一类的词语，很可能会出现在“边界漫游者”的生活中。在“裸”和“闪”的背后，藏着的是老一代移民参照系的消解、新一代移民信仰与真理观的失落，我希望通过写作来观照他们的存在，尽管他们有时漂泊、流浪、居无定所。
石狮子外表“高冷”
但内心可能很火热
读品：有两篇小说涉及造假，《SILENCE》以制造假画为背景，《星星》以伪造诗人手稿为线索。艺术圈造假的事常见吗？ 周婉京：挺常见的。有一个特别有名的新闻，旅美画家钱培琛模仿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大师杰克逊·波洛克的画作，被人拿去卖了8000万美金。他画得好到什么程度？拿到国际艺术基金会去鉴定，没办法看出真伪。我对这个特别感兴趣。既然画得这么好，为什么不能以自己的名字去出道，而要披上一个美国画家的外衣才能去交易？造的假为什么没人能辨别？对于艺术而言，什么是真什么是假？这些问题萦绕我挺长时间。大家还是很在乎真假，觉得一个假画，它就不该这么贵，认为造假是道德品质有问题。但可笑之处在于，艺术史上充斥着假画当成真画去拍的故事。西川老师说，中国古代字画就是一笔糊涂账，谁画了谁都会知道。董其昌这样的大师就是仿古高手，谁的画他都能画，他把那个时代的笔触研究好了，可以画一张完全一样的，甚至画得比原作者还要好。其实很多人对于这种画中画的故事很着迷，亨利·詹姆斯、纳博科夫、王尔德都写过。但是我跟他们切入点不一样，我不是聊画家的精神状态，或是写一个悬疑案，我就是想给大家讲一下真假的问题。真假的边缘本来就是模糊的。 读品：“国际化写作”也好，“跨文化写作”也好，会不会担心自己的写作不够接地气？有没有这样的感受，目前还是那些写乡村、小镇、写地方的青年作家更受关注和文学奖的青睐，而像你这样写“高冷”国际化题材、都市题材、艺术题材的，会让读者有疏离感？ 周婉京：您形容得很正确，我可能确实是我们这一代“不接地气”的代表。可我好像也没有什么方法改正这个缺点。有一次，我和家人吃饭，席间有个银行行长的太太，我家人就介绍我是学艺术哲学的。大家跟着就陷入了沉默。然后过了好一会儿，那位太太说：“你家婉京可以来给我们新开的分行看看风水吗？银行门口的石狮子还没想好怎么摆。”这是一个笑话，但也是我遭遇的真实生活。我想，一个作者的任务不该是为了单方向迎合读者，或者主动去跟读者套近乎。石狮子会被人说“高冷”，但它的内心可能很火热。 写农村、写小镇的作家更受文艺青年青睐，但我觉得也有时间限制，这一拨文艺青年可能是70后至90后，但是我们这代写作者的受众可能是95后、00后。95后小镇青年喜欢读的也是外国文学，因为小镇的孩子都去了城里，他们要看城市故事，尤其喜欢看外国作家写的城市故事，像萨利·鲁尼这样的。我经常收到的一个反馈是，周老师我虽然读不懂你的小说，但我觉得特别厉害。我觉得读懂我小说的人都非常厉害，以诗人、哲学家为主，还有一些年轻的学生。他们都是我的理想读者。
写雌雄同体的人
挖掘性别之下的人的存在
读品：《取出疯石》是很中性的写作，你在写作中会有意回避女性写作者的身份吗？ 周婉京：我不回避自己女性写作者的身份。这本书有几篇都是女性故事。我们90后一代的作家们，三三、王苏辛还有我，写作中有女性的成分，但好像还没有将这个“成分”发展成一种写作的对象或方法。仅仅以我为例，我有时喜欢写一类雌雄同体的人，让性别在TA的语言中失效，我想试着看看能不能挖掘出性别下面的别的什么东西。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创作了《字幕》。 读品：对于爱情和婚姻，你有过焦虑的时候吗？ 周婉京：我是一个相过亲的女博士，但我还挺以此为荣的。我曾经就“相亲”这个话题展开了一段“人类学研究”。人民公园相亲角这样的地方，就是我的“田野”。但我和我的先生并不是相亲认识的。自从结婚以后，我就不给他看《相亲者女》了。事实上，我尽量要在他面前保持神秘。这点挺难的。因为你跟相亲对象只需要相处一下午，跟老公、孩子和家里人却要相处一辈子。所以相处方式完全不同。对于爱情和婚姻，女性的焦虑是持续的。而最让人焦虑的也许不是爱情本身，而是我们自己对爱情的期待。
读品：有意思的是，你说一些人知道你结婚的消息非常惊讶——原来婉京喜欢的是男性。可能大家对《大榆树》和《字幕》最后的性别翻转印象太深了。 周婉京：是的。而且很好玩的一件事是，一位读者还问了我先生一个问题——“婉京老师是不是你最爱的女人？”我先生被问傻了，哑口无言。他到现在还认为这是我重金请来的“托儿”。他后来的回答很有趣，他说，“她是我最爱的人”。我小说中的男性和我先生一样，也都是女性主义者。谁说男性就不能是女性主义者呢？所以从这一点来看，性别的反转是一个引子，一个切入点，透过书中的这些男男女女，这些小人物，人和人存在的困境才是我书写的重点。
读品：你喜欢哪些作家、艺术家、哲学家？
周婉京：这个名单要是开出来会特别长。我在写《取出疯石》之初带到美国的中文书一共只有一箱，里面有纳博科夫、卡佛、波拉尼奥的中文版译作，还有张爱玲和张恨水的两本小说。这些书当中我起初最喜欢纳博科夫，后来慢慢转向了波拉尼奥，而卡佛是我在睡觉前看的，所以一到现在我都是读两页卡佛很快睡着了。他们写得都很好，睡着了是我自己的问题。另外出于我当时在布朗大学做哲学研究的缘故，我手边有大量的康德、黑格尔、尼采、海德格尔的书，除了德语原版之外，还有一些没有被整理过的拉丁文献。我平时看书的习惯是上午看理论书，下午看小说，晚上写作。这样搭配着看了一年多，每天如是。
读品：你现在也做日本文学研究，日本文学对你的写作有影响吗？
周婉京：我在大学日语学院教授《日本现代美学》，我的研究方向是物哀、侘寂、幽玄、风雅这些概念如何适用于亚洲人的生活。具体到一些文学作品，我研究比较多的是川端康成。他是日本的感觉派代表。他的作品对我的影响可能在我的中长篇小说中更明显。尤其是他中后期的作品，我特别推崇他的《山音》。书中所描写的普通日本长者的世俗生活，将充盈与徒劳、喜悦与无常巧妙地糅合在了一起。我和川端一样都很喜欢写美女，写女子的徒劳，只是他比我多了一些对年华易逝的伤叹。
本期人物
周婉京 青年学者，作家，艺术评论人。美国布朗大学哲学系访问学者，北京大学艺术哲学博士。现任教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日语学院。著有《清思集》《相亲者女》《隐君者女》《新贵》等五部小说与艺术评论文集，曾获香港青年文学奖与台湾罗叶文学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