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读者该怎么读《资治通鉴》？
在最初，《资治通鉴》并不叫这个名字。司马光和帮助他编撰此书的助手们，将这本浩瀚的史书命名为《通志》。到了北宋时期，神宗读《通志》，龙颜大悦，遂“御制序以冠其首”，赐名《资治通鉴》，并要求这本书成为太子必修的经筵书目之一。自此后，《资治通鉴》广为流布，翰林学者、在野书生，都开始研究这本书。大量的节抄、注释、校订、解析浮出于市，“通鉴学”蔚为大观。
然而，共二百四十九卷的《资治通鉴》记录了从战国到五代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其鸿富的史料与绵密的校审，让《资治通鉴》成为了一块让古代士林与当代学者们十分难啃的“硬骨头”。因此，学者以何种方法为大众导读《资治通鉴》，而读者又应当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导读本，成为了亟需解决的问题。
正如本书作者熊逸所言，导读《资治通鉴》无异于烹饪一头大象。从拆解到备料再到调味，每一步都无从下手。但熊逸找到了帮助他烹饪大象的七八菜刀：对历史追本溯源、对材料竭泽而渔、对学术不断跟进、对司马光知人论世、对思想反复解剖品评、追思古代意识、怀揣现代精神。用这七把刀，熊逸在本书中，对《资治通鉴》澈底澄清、旁征博引，用现代的语言为读者拆解古意，仿佛与司马光千里犹面。
清华大学历史学教授张国刚认为，一部好的历史学著作，不仅有史料价值，尤其应该有史鉴价值，不仅提供历史记载，还要启迪智慧。对应张国刚教授的观点，好的历史著作导读，则不仅要提供更丰富的史料价值，还应该如熊逸所说，带有更高明的现代观点重新鉴史，并在导读中如庖丁解牛般娴熟地带领读者理解原著主旨，为读者带来智慧。
（一）更丰富的史料
本书为熊逸版《资治通鉴》的第二辑，主要讲述周王朝末期与秦纪一、秦纪二。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周王朝所处的时代背景，熊逸把同一时间下，与周王朝并列的世界上其他几个王朝例如亚历山大帝国、孔雀王朝、弥生时代等做了横向对比。其中他重点选用了亚历山大大帝作为对比对象。将亚历山大大帝呼唤多民族和平共处的思想，与周王朝“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念做了对比。
除此外，从文化角度，熊逸把《周易》《诗经》和同一时期的犹太经典著作《塔木德》《旧约》也做了并列例举。
由此可见，导读中国古代史，手中的资料不能仅仅局限于中国史。将世界史料丰富其中，才能让读者在世界历史版图上更清晰地定位周王朝。
（二）庖丁解牛拆古意
在《资治通鉴熊逸版》第二辑第五册中，熊逸探讨了一个问题“司马光为什么简化蔺相如完璧归赵的故事”？为了解释这个问题，熊逸把司马迁的《史记》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中两个“完璧归赵”的故事做了详细对比。
在《史记》中，蔺相如“完璧归赵”的故事写得生动活泼、惟妙惟肖，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而《资治通鉴》中对于这一段历史的记录则显得有些朴素和冷淡。司马光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方式来处理这段在《史记》中无比精彩的历史呢？
熊逸给出了两个主要观念来拆解古人司马光的心思。
首先，司马迁是西汉史学家，而司马光是北宋时期的人，两个人所生活的年代，差了一千多年。在司马迁的时代，历史和故事还没有分家，但在北宋，历史就是历史，故事演义则应当被摒除。因此，《资治通鉴》的叙事手法与行文风格，则相较之于《史记》来说，更加冷静与客观。
除此以外，熊逸还调查了司马光的另一篇文章《廉蔺论》。在《廉蔺论》中，熊逸洞察到司马光“扬廉抑蔺”的观念。在司马光看来廉颇这种实干兴国的大臣，应当高于蔺相如这种口若悬河的臣子。因此，在《资治通鉴》中，他也有意无意地削弱了蔺相如的历史亮相。
仔细想想，熊逸的判断确实是有迹可循的。司马迁一生大多任职史官，撰写一部精彩的纪传体通史，是他毕生的使命与意义。但对于司马光来说，他不仅是《资治通鉴》这部历史著作的作者，更是北宋朝廷党争权臣，甚至曾一度位高宰执。于他而言，评价一位臣子是否能被称为国之栋梁，则有着更加苛刻的标准。且这个标准也必然会蒙上一层由政治钩织的面纱。
（三）现代的视角读《通鉴》
《资治通鉴熊逸版》几乎每一篇都很绵密和细致地拆解着《通鉴》中的历史。但让我有些意外的是，当我读到本书一半左右的时候，熊逸突然加了一章《普通人要怎么读历史》。相对古代翰林、皇室而言，现代的普罗大众，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读《通鉴》呢？
熊逸给出的答案是，大众读者在读史过程中，不必像学者一般对历史细节锱铢必较，相反，大众读者可以用“大而化之”的方法读史，不必计较具体知识点细节，而是通过海量的阅读从历史中积累人生的经验，并带着现代人的视角去评估、采纳或摒弃古人的得失。
结语：
《资治通鉴》一书首要的任务便是“资治”。其中不少历史故事都给予现代人经营、管理、政治谋略方面的启发。不论你是要管理一个区域、一家公司、一支团队还是管理自己，《资治通鉴》可以成为学习路上的良师益友。而熊逸版的《资治通鉴》则是十分值得一看的导读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