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历史可以这般书写！

在欧洲文艺复兴之前，我们没有世界史，也没有全球史。即使在地理大发现之后，一个新的全球历史逐渐形成，中国，这个在时间和空间上都远离人类革新的庞大国家，仍然独立于整个世界——直到我们众所周知的那件事发生，鸦片战争迫使清政府打开大门，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在近代史研究领域，我们并不缺乏关于帝国主义侵华、革命斗争等等方面的优秀著作，它们倾向于研究侵略与被侵略的事实、战争本身和其中的政治斗争，极少注意到这些事实对中国社会内部造成的各种影响和变化。但“历史就是过去的社会”，如果忽略了对社会、社会史的研究，我们对历史的认识一定是不全面的。

1966年，美国汉学家、历史学家魏斐德的著作《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中国南方的社会动乱》出版，以社会史的观点研究外交史，从一个全新的角度书写了以广州为中心的华南地区在两次鸦片战争期间的种种社会变迁。迄今为止，这本书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跌宕洗涤，而魏斐德在书中所构建的相关历史画面与内涵阐释，至今仍生动完整。本次我们出版的版本，是它的第二个中译本，由魏斐德的夫人、著名翻译家梁禾女士重新翻译，欧立德先生作序，除了勘误和弥补漏译外，也试图将作者的叙述更加完整地传递给读者。

书名Strangers at the Gate中，“Stranger”除了“陌生人”，也有“外国人”的意思；“Gate”是指广州，是中国南方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对外通商口岸，是清政府实行“一口通商”政策的城市。魏斐德选择研究广州、研究太平天国运动也就理所当然了，在序言中，他写道：

现在，两个进程，内部的与全球的，汇合起来了，甚至混为一体。随着历史氛围的演变，记忆犹新的事件被注入新的难以辨认的意义。

在这类地方史和民族、帝国或世界历史之间，向来都很难划出清晰的界限。然而说到底，难道不正是这个融合，而使这个时段、这个地方，变得更加有意思吗？中国村民向一个英国人投石，帕麦斯顿子爵三世在伦敦大怒，白厅向北京施压，广东的一个农民被斩首。地方上发生的事件来来回回穿梭，编织着世界历史，中国变了。

变化的中国在他的笔下从1841年三元里事件开始。此时鸦片战争已经进入了第二个年头，在5月末那个闷热窒息的星期里，一队英国巡逻兵来到了三元里附近的华东村，几个士兵擅自闯进了张绍光家，当着他的面欺辱了家中的女人。双方打了起来，村民们拿着棍棒和锄头驱逐士兵，随后村里所有的男子都带着武器赶来助战，英军则顷刻集合，发起进攻。三天后，英军开着军舰离去，广州城得以解围。

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是一场伟大的民众胜仗，一场桃园结义色彩的英雄传奇。但魏斐德认为，我们应该对此说法进行审视，事实上，从6世纪起，官方有组织的团练就存在了，16世纪初起，地方的士绅们会自发地组织武装训练非官方的团练，成为地方上的一个正规防御力量。如果不充分理解三元里事件，那么后来20年发生的团练运动、太平天国运动、秘密社会、宗族斗争等等，都没有什么意义了。

时间往前走，1842年，清政府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第二部分以条约签订后广州人民长期的反入城斗争为主要研究对象，包括团练运动的起伏、中国官员与英国官员的应对措施，以及1849年反入城斗争的胜利。然而，即时的外交胜利对未来的中国有着并不那么有利的影响，在未来的几年里开始反噬。

第三篇进入他写下这篇研究的最初主题：太平天国运动以及在此周围的宗族、秘密势力、天地会等等的关系。在这个动荡的、错综复杂的华南社会，外国入侵促使了官府倡办团练，有力地扩张了地方士绅力量，同时削弱了宗族的血缘联合，加速了清政府的灭亡。一切的一切，是一段段复杂的历史事件，但在这些事件背后——虽然身处于历史中的人不觉得，在后人看来——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因果关系。

他从未放松对研究对象的全方位体察：日常生息、气候、经济、朝廷政策、农业收成、社会治安、百姓的生计、社群及人际往来、集市的兴衰等，全都在他凝视考察的范围里。

在魏斐德冷静的中立者视角里，我们能感受到时代的脉动和张力，时代中小小的风云变幻，对未来也许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对研究者来说，他让我们看到，即使是一个耳熟能详的话题，从另一个视角来看待，仍能发掘出深刻的认识；对于读者来说，读到了以一种从未想到过的方式讲述本以为已经了解的历史，将是一场令人激动的冒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