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11.12《作为文学作品的历史文本》阅读材料思考

海登怀特在《作为文学作品的历史文本》中开篇就对历史学本体进行深入反思。元史学，是历史意识结构，历史解释，历史表现与历史表述这一系列问题的提出者。而历史学作为一门古老悠久的学科得以长期发展的原动力到底是什么，显然，怀特将历史与文（诗）学中的同构元素——“文字制品”作为主要的分析对象，即二者是在同等程度上既是被发现的，又是被发明的。 按照笔者粗浅的理解，“被发现的”含义应是材料的被挖掘与呈现，“被发明的”应是在繁多的材料之中由主体认识并建构得出的抽象概念。怀特把历史叙事的地位在史学研究中拔至高位——无论是在文（诗）学中还是在史学领域内，“被发现”之物大体是相似的，即作为文字制品的内容填充；“被发明”的对象虽有所区分，但这并不妨碍读者在触及陌生材料时手足无措。因而，他得出了“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并无根本分别”的结论。 在第二部分中，海登怀特对弗莱，柯林伍德的思想理论进行了批判性分析。在加拿大文学批评家诺思洛普·弗莱看来，历史意识与神话意识是二元对立的，文学作品因其具有神话意识而与史学制品分道扬镳。“当一个历史家的图式达到某种程度上的融通一贯，它在形态上就成其为神话的，并且因而在其结构上也接近了诗性”。当论及诸如黑格尔，马克思，尼采，斯宾格勒，汤因比和萨特这些历史哲学大家，弗莱则认为他们对思想“建构性”功能的痴迷远超过像历史学工作者那样认真严谨“发现”材料的责任心。可以看出，弗莱心目中，理想的历史学家应该“走向”材料本身，要避免在收集事实基础之上进行个人性发挥。 毫无疑问，弗莱对文史的观念是较为传统的。但是，怀特在此基础上认为——历史是通过神话性的情节结构成功地从纯然的编年之中炮制出故事，而获得其一部分的解释效能。对编年中的事实进行编码，正是以弗莱提出的以“虚构”的方式进行。在后现代的史学实践中，蒙特莉戴维斯更是将怀特的这一观点发挥到极致。《档案中的虚构》的写作尝试，无疑是对以兰克史学惟档案是的“如实直书”的善意提醒。而所谓“虚构的”，戴维斯不认为是指它们捏造的部分，而是词根“fingere”其他的、更广泛的词义，即它们的构成（forming）、塑造（shaping）和定型（molding）的成分：也即叙述的技巧。这类论著为自身设定的使命，并不在于对某些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而在于以灵动的笔法，生动感人的故事，对于被理论与概念所埋没，遮蔽的情绪和感情重新进行去蔽。 高举“一切历史皆为思想史”旗帜的柯林伍德，是“重构论”的创始人，认为要想认识历史，认识过去，必须要重演历史思想，即史学家在其自己的心灵里重演（re-enact）他所要研究的历史事实背后的思想。这被称为“历史的意象性”，也就是将具体景象抽象地加以演绎，以达到再现历史的目的。正如他在《历史的观念》一书中反复提到的一个例子：“布鲁图斯杀死了凯撒”这个事件并不是最重要的，“布鲁图斯为什么杀死凯撒”才是重要的，在杀凯撒时他想了什么？为什么是凯撒被杀？思想的作用在此处得以呈现，它告诉历史学家——在现有的证据和它给能够对其提出恰当问题的意识所展示的形式特征之下，“情况一定是”什么样子。然而，怀特认为，柯林伍德没有注意到——没有任何特定系列的偶然记录下来的历史事件本身就构成为一个故事。“没有什么历史事件本然地就是悲剧性的”，因此，研究者的视角就在思考记录过程中占据较高的位置。由于事件本身是价值中立的，因而为使读者在陌生的材料中熟悉所言之物，怀特将史学传统的写作方式转向文学的情节结构与主题勾画的处理，叙事的转向正悄然发生。 中国自古有“文史不分家”的传统，孔子一直将“文”、“史”放置到同等的地位上，认为在书写历史时们可以利用文学的方式进行，创作文学时，也能够从历史的角度进行。但需要注意的是，封建社会中的历史书写绝大多数是官方修史，政治诉求远远超过对历史“真”的追问。当我们把目光从古代中国转向同处轴心时代的古希腊罗马，便会发现文（诗）与史的区分显而易见，二者之间甚至还有高下之分，处于一种斗争的状态。Historia的词根意思是“看”或(通过看而达到)“知”。这一意思仍保留在动词histor(“判断”)里。Historia包含通过分析和辨察掌握信息的意思可作“探究”、“查询”解。赫拉克利特称毕达哥拉斯的研究为hstra，并称从事historia的人为“探究者”。在公元前五世纪,historia指一种记叙形式，一种有意义的探究或探索。希腊文学史专家克罗赛(Alfred Croiset)盛赞用historia指一种记叙文学是一次“文学革命”。R.G.科林伍德指出，正是因为希罗多德用了这个词并充分地意识到了它的含义，才使他成为“历史之父”。从公元前四世纪起hisoria可指对往事的记叙，史学家珀鲁比俄斯基本上确定了historia的这一用法，从而使该词专指一门记叙往事的学问或科学，即我们今天所说的“历史”。珀鲁比俄斯认为，历史和人物传记是两种关系比较密切的记叙形式，但前者应客观和公正地利用史料，后者则以歌颂为主。尽管包括柏拉图和亚里土多德在内的哲学家们都经常引用史实和典故,但从整体上来看，希腊哲学似乎倾向于低估历史的价值。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没有鼓励学生去做历史学家，亚里士多德甚至认为历史的哲学可塑性还比不上柏拉图“声讨”过的诗。 在《诗学》中，亚里士多德认为，历史和诗至少有如下三点区别。其一，历史记述已经发生的事，而诗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其二，历史记载具体事件，诗则着意于反映事物的普遍性；其三，历史叙述一个时期内发生的所有事情，诗却意在摹仿完整的行动。历史把事实变成文字，把行动付诸叙述，把已经发生的事变成记载中的事。历史取之于具体的事例，还之于具体的记载，从这种由具体到具体的形式变动中看不到历史的哲学可塑性。与之相比诗取材于具体的事件，却还之于能反映普遍性和因果关系的情节。诗是一种“积极”的艺术，诗人的工作具有可贵的主动性。笔者认为，虽然亚氏的观点在如今看来已较为过时（历史也不纯然是记录具体的事，还包括对过去存在之物的分析与判断），但还是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与价值。事实上，亚里士多德把（文）诗的地位抬至高位，正是对希腊人所追求的“logos”价值的推崇。由于亚氏认为惟有诗具有“logos”，因而比历史要更加“真实”。这种“真实”，并非是流俗意义上的“经验论的符合论”，而是形而上的，普遍的理想图式。从思辨到分析的历史哲学领域中，“logos”在分析历史现象中逐渐得到重视运用，历史学从纯然的techne（技艺）转向poesis（创制），历史学的元问题在材料与作品交互间徐徐展开。 怀特的《元史学》是基于史学本位的角度去考察文学与史学间相似结构的问题。然而，在文学领域中，罗兰巴特的“作者已死”却给我们带来新的问题与思考。在此之前，萨特对莫里亚克的文学讨伐，无疑改变了后世文学创作的方向，也迫使我们不得不再重新反思史学作品创制者与文字制品接收者主体间性的问题。 莫里亚克一直探索小说的本质和创作手法问题。1933年,莫里亚克发表《小说家及其人物》，在他看来，小说必须同时符合两个要求：一方面，作品必须是“逻辑的，理性的”，另一方面,必须让人物具有“不确定性和生命的神秘”。从这一小说理念出发，莫里亚克提出了“创造物的自由与创造者的自由。”在莫里亚克那里，作品中人物的“自由”，源自于他们身上作为上帝所造之物的“神秘”。这种神秘使得人物本身具有一种抗力，如同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一样，总是令人担忧最终命运会将其引向何方。小说家作为“上帝拙劣的模仿者”，不能任意随机地去决定一个人的命运。人物本身的张力会反过来引导小说家,将其带向未知的领域。只有这样，创造物的自由与创造者的自由才能很好地协调起来。 这些论述，是对小说的一种深层理解。但这种理解同时也是非常古典式的认识，因为这种理解建立在“折射”之上。莫里亚克人物的神秘，是对神性的一种折射，而小说人物，归根到底，在“折射”种现实。或者反过来说，现实在折射着人性深处的东西，而小说家的任务，就是去探索这现实所“折射”的深层的东西。既然是折射，就脱离不了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说”，归根到底归属于古典体系。莫里亚克根据自己的小说理论，在《黑夜的终止》中，身体力行，极力营造苔蕾丝的神秘与自由。但就在这一点上，年轻的存在主义者萨特开始对莫里亚克发难。1939年，萨特发表《莫里亚克先生及自由》一文，指责莫里亚克“扼杀了人物的意识”,“在创作之前，就已经铸就了他们的本质”。在萨特看来，莫里亚克将苔蕾丝转化成了物，她被一种命运所笼罩，这种命运虽然是在自然之中，却代表着超自然的力量。连苔蕾丝的自由都是可以被预见的。而且这种自由只是在价值上而非在本质上与奴役相区别。在莫里亚克那里，所有向上、向善的意图就是自由的，而所有向下、向恶的意志就是非自由的，受到束缚的。因此，对萨特来说，“《黑夜的终止》在莫里亚克的脑子里，想必是一部关于自由的小说,但对我们来说，却是一部关于奴役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