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动物共同书写的史诗
从乔治·布封(1707～1788)写作《自然史》开始，历史就不再只是人类的历史。《伟大的共存》正是继承了这种自然史的精神，将人类最为熟悉的8种动物置于历史的语境中加以审视，为我们提供了一份别样的历史阅读体验。
地球有46亿年历史，人类是地球上最后出现的动物。农业的出现不过10000多年，而广义上的“文明人”在这个地球上已生活了200万年。换言之，人类99%的时间是在狩猎和采集的阶段中渡过的。长期以来，人类与动物基本是平等的，人只是动物中的一分子。在大多数时候，其它动物是人的猎物；但在有些时候，人也可能是其它动物的猎物。
农业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彻底改变了人与动物的关系。用一位法国学者的话说，农业使人依附于土地并“脱离”自然，使人与众不同，从而上升到一个比动物更高的层次。
农业生产出大量粮食，当农业出现剩余时，就有了驯化。驯化动物消耗了定居社会借以生活和生存的谷物剩余。这种“拘兽以为畜”的驯化过程，从10 000多年前人类驯化狗开始，然后是食用性动物鸡、羊和猪，接着是动力型动物牛和驴，最后出场的是马和骆驼。
亚里士多德曾说，动物是大自然赐给人类的礼物，既是好劳力，又是美味佳肴。对人类来说，最重要的是驴、牛、马、骆驼之类的动力型动物，它让人类获得了更大的肌肉力，不仅可以耕种更多的田地，而且可以运输更多货物，或更快速地移动，人类世界由此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尤其是马对人类历史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甚至要超过后来出现的火车、汽车和飞机。
《伟大的共存》所讲述的就是人类与动物共同经历的这段历史。作者布莱恩·费根作为剑桥大学考古学及人类学博士，具有一般人所不及的专业视角和广博知识。在费根看来，人类不仅改变了动物，动物同时也改变了人类；用书中的话来说，人类与动物地位平等，本无高低之分，直到人们开始驯化各种动物，支配和从属关系才出现。
荀子曰：“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草原游牧文明的对抗。中原社会人们重视牛和猪，草原社会则重视马和羊，实际上，这两种不同文明形态的对抗也是两种动物之间的对抗——牛相对于马拥有生产优势，而马相对于牛则有着军事优势。
本书虽然也涉及猫和鸡等动物，但主要聚焦于狗、山羊、绵羊、猪、牛、驴、马和骆驼这8种动物，从它们被驯化的经过，到融入人类社会后产生的重要影响，书中都有独特的发现与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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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或许想不到，狗是人类驯化的第一种动物。很明显，狗的驯化是人类狩猎采集时代的产物。当时，面对冰河期结束、全球急剧变暖所带来的挑战，人与狼在狩猎过程中结为命运共同体，狼慢慢变成了狗。由此算来，狗和人在一起的时间已有大约15 000年之久。
在农业社会，山羊、绵羊、猪为人类提供了稳定的肉食来源，这比狩猎社会更加安全和可预期，这3种貌不惊人的动物也成为人类的财富源泉。在汉字中，屋里养猪为“家”，由此可见猪对农业定居者的重要性。而山羊和绵羊也支撑了游牧社会的生存，牧民在大多数时候都是依靠羊奶和羊毛生产，并不轻易地宰杀羊，因此羊群也是财富的象征。
牛的驯化非常早，这种大型动物对人类来说具有重要的革命意义。牛不仅用来拉车，也用来耕地，奶牛则提供了高营养的牛奶，牛肉也是一种极其完美的肉食。
对牛的驯化体现了人类伟大的创新能力；用书中的话说，驯化是一个共生的过程，是动物和人类共同努力的结果。牛一旦被人类驯化，很快就成为人们可以积累的财富，以及向外炫耀的家产和竞相争夺的对象。在许多非洲社会，牛实际上相当于“钱”。
在非洲古老的努尔人部落，人们把牛视若神灵，牛群在这里过着悠闲安逸的生活。努尔人对牛的关怀无微不至，为牛生火驱蚊，为牛而不停搬迁，为牛制作装饰品，以保护它们免遭骚扰和攻击，他们甚至用牛的形态和颜色为自己取名字。这让一些外来人感叹：“努尔人可谓是牛身上的寄生虫。”尽管努尔人很喜欢吃肉，但他们绝对不会为了吃肉而杀牛。他们只有在牛死掉以后才会吃其死尸，以此表示对牛的热爱。
书中这段叙述，堪称人与动物“伟大的共存”的难忘一页。虽然努尔人是人类初民，不能跟现代人相提并论，但实际上，牛在现代印度依然享有尊贵的地位，去过印度的人都对那些在大街上闲庭信步的牛群印象深刻。
如果说人类驯化植物而发明了农业，那么推动农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则是牛，甚至连牛粪也极大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
费根将牛称为农业的引擎的同时，将驴和骆驼称为皮卡。在传统时代，陆路运输极其困难，每头驴大约可以载重75公斤，每天行进25公里，由数十头驴组成的毛驴商队相当于陆地上的海洋船队。骆驼负重更大，速度也比驴更快，哪怕不用喝水，也能在酷热的环境下行走很远的距离。如果说驴大规模地开启了商队贸易的全球化进程，那么骆驼则进一步将这一进程推而广之，将非洲和亚洲的财富带到了欧洲，甚至更远的地方。换言之，正是这些默默无闻的牲畜帮助我们建立了第一个真正的全球化世界。
事实上，正是动力型动物的出现，才帮助人类形成了剩余，而剩余产生了掠夺和贸易。无论是丝绸之路还是茶马古道，都是由这些驯化的动力型动物帮助人完成了古代贸易。同时，也引发了残酷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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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出场的往往是最重要的。费根在本书中，用了大量篇幅来写马；在他看来，马将动力型动物对人类的作用发挥到极致。在古罗马时代，良马稀有而昂贵，其价值相当于7头公牛、10头驴或30名奴隶。这体现了那个时代人与动物生命相比的价值。
对人类历史来说，驯化马具有颠覆性的意义，游牧民族因此获得了无可匹敌的军事优势，他们可以毫无障碍地将生产技术变成军事技术，从而获得不可思议的战争能力。从最早使用马拉战车的赫梯与埃及，到后来的匈奴与蒙古，战马成为他们征服世界的决定性力量。
本书着眼于整个人类世界，费根特别写到中国历代王朝用丝绸和茶叶换马的传统，并指出中原骑兵不敌游牧骑兵的深层原因并不在于马本身，而是人与马之间关系的疏离——
“只有当人们在马背上生活和呼吸，并和马建立极为密切的关系后，战马才能成为一种强大有效的武器。无论是面对蒙古人时，还是在后来的几百年里，许多汉族骑兵似乎从未与他们的战马建立亲密的关系。很明显，他们从来没有真正掌握养马和骑马的门道，或者说没有真正掌握与马并肩作战的艺术，因此他们不可避免地被 北方的游牧民族征服。人与动物之间密切关系的重要性从来没有 产生过更加深远的意义。”
从本质上来说，人类与动物的密切关系主要是建立在农业基础之上，一旦历史从农业时代进入工业时代，动物就遇到了一种全新的替代品——机器。
如果说这些驯化动物只是人类与自然合作的创造物，那么机器则完全由人类独立完成。从科学革命、启蒙运动到工业革命，机器步步为营，以不可逆地强势姿态进入人类世界，而动物则不断溃败和淘汰。
机器不仅改变了人与动物，也改变人看待动物的态度。在笛卡儿眼中，动物也不过是一种机器，而最好的动物是那些吃得最少、干得最多的牲畜，正如最好的机器消耗最少、干活最多。这就是被现代人奉为真理的效率。
1699年，法国科学院对马和人的工作效率进行了比较研究，最后得出的结论是，1匹马所做的功相当于6至7人所做的。1776年，瓦特蒸汽机开始商业化生产，马力被定义为蒸汽机的功率，1匹马在1秒内把75公交的水提高1米为1马力。这似乎也是动物与机器此消彼长、完成交接棒的历史瞬间。
很多人不知道，在相当长一段时期，蒸汽机驱动机器，而驱动蒸汽机的是煤，这些煤仍旧来自动物。在英国黑暗的煤矿中，有多达70 000匹矿井马在没日没夜地工作。因为矿井狭小，一般都用年幼的马驹。这些被骟过的小公马，从出生就在黑暗的矿井，性情温顺，身体强壮，吃苦耐劳，可连续服役十多年。这些马长期矿井工作，甚至从未见过阳光，眼睛近乎全盲，它们即使退役后也无法适应牧群和露天生活，所以都活不长。
与矿井马相比，曾经驰骋疆场、扫平天下的战马命运更加悲惨，在钢铁和枪炮面前，它们常常还没有来得及昂首扬蹄，就已经灰飞烟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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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机器取代了马，便有了火车和汽车，现代社会就这样来临了。一切都发生了巨变，动力型动物被机器取代了，食用型动物则直接变成了机器——将饲料转化肉蛋奶的食物机器。
一位经济学家说，老鹰和人类都吃鸡肉，只不过老鹰越多，鸡越少；而人越多，鸡却越多。今天的地球上，人类只有70亿，而鸡则有200多亿。但在人类眼里，鸡只是用鸡蛋制造鸡蛋或鸡肉的工具。
现代集约化养殖场追求的是“快周转，高密度，高机械化，低劳动力需求和高产品转换率”，这使得人类对待猪、鸡、牛等动物的方式都面临严重的伦理拷问。1964年，英国动物福利活动家露丝·哈里森出版了《动物机器》，与《寂静的春天》一起引起社会震动。费根在本书中基本继承了哈里森的观点，一方面对动物充满同情，另一方面对人类“选择性仁慈”予以批评。他想提醒人们，人对待动物的态度也多少暗示着人对待人的态度。
一部人类史，也是一部人与动物的互动史，再回首，人与动物的关系免不了始乱终弃。在机器时代，人与动物的距离越来越远，而人与机器的关系越来越近。或许，猫和狗是唯一的例外；又或许，人类面临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机器狗和机器猫真的能代替狗和猫吗？人生短暂，而机器永远不死。
1808年，诗人拜伦最喜爱的“水手长”死了，拜伦为这只纽芬兰犬写下墓志铭——“有人的所有美德，而没有人的恶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