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冲突中，大国会为“面子”发动战争吗？

国家为何而战？修昔底德在其不朽的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提出，战争有着三项根植于人性的永恒动机：恐惧、荣誉和利益。国家会为了捍卫安全、攫取利益而战，但是常常违反直觉的是，国家也会为了声誉——或者换句话说，为了“面子”而战。这在冷战时期的美国表现得尤为突出：美国在冷战时期最重要的两次军事干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都把维护国家声誉作为重要甚至最重要的理由，并无不以此作为宣传的主要说辞。然而，国家并非总是会为声誉而战。例如，同样在冷战背景下，1946年在伊朗、1949年和1959年围绕柏林问题以及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中，苏联都没有选择采取武力手段和激烈升级，而是做出了退让。

因此，这就构成了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国家在什么时候、什么条件下会选择为声誉而战？为什么有的时候国家为声誉而战，有的时候却没有？

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国际关系学讲席教授 Keren Yarhi-Milo 在她的著作Who Fights for Reputation: The Psychology of Leaders in International Conflict中，为围绕这一问题的学术辩论提供了最新的观点。不同于大部分侧重于战略环境或具体危机局势的既有研究，Yarhi-Milo 提供了另一种分析框架，将关注的重点重新拉回了国际政治的个人层次：她认为，领导人的心理倾向和信念是决定国家是否选择为声誉而战的重要因素，不同领导人身上一种名为“自我监控”（self-monitoring）的特殊心理特征与其外交政策行为存在因果关系，高自我监控的领导人会更愿意支持一种不是为了追求物质利益、而是纯粹为了展示决心的政策，并为之承担风险、付出代价。

什么是声誉？

在国际关系中，声誉（reputation）是指他人对某一特定行为体的信念。而一个国家的“决心声誉”（reputation for resolve）是他人的这样一种信念：即在危机期间，这个国家的领导人会采取不惧成本、不计代价的行动，从而在危机中坚定地维护自己的立场。树立和保持其决心声誉的领导人会表示，他们愿意使用军事手段来影响他人对其坚定立场的信念。

决心声誉十分重要，它的主要受众包括国家的对手、潜在挑战者和盟友，同时也会影响国内受众（公民和其他政治势力）。对于敌手而言，决心声誉塑造了一种坚韧而强硬的形象，这种形象本身就有助于领导人在谈判中迫使对方屈服。对于潜在挑战者而言，决心声誉能够吓阻其挑战行为。既有研究已经表明，在过往的危机中坚定不移的国家，在随后受到挑战的几率要小得多。而对于盟国而言，保持良好的决心声誉能够提高领导人在盟友眼中的可信度，从而促进同盟关系。最后，也有大量证据证明，国内公众普遍关心国家的荣誉和决心声誉，而且国内公众一般来说更愿意让无能或前后不一致的领导人付出代价。基于所有这些原因，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威慑和战略的重要研究者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认为，保持“面子”或“行动声誉”是“为数不多值得为之奋斗的事情之一”，对于美国参与朝鲜战争的动机，谢林直白地说道，“这是为了给美国和联合国挽回面子，而不是为了给韩国人挽回韩国。”

既有研究已经识别出影响国家捍卫其决心声誉的许多因素，包括战略利益、博弈对手和博弈次数、文化类型、所处地位等，然而实验表明，参与者实际的博弈方式与依据现有理论搭建的模型存在相当大的差异：许多参与者投资于声誉，即使现有的模型告诉我们他们不应该这样做，而其他参与者对声誉投资不足，即使模型预测他们应该这样做。针对这种情况，Yarhi-Milo 教授提出的理论更加关注个人层面的因素，以做出更加精确的解释。

谁，会为声誉而战？

在什么条件下，领导人会愿意使用军事手段来树立决心的声誉？在第2章中，Yarhi-Milo教授分析指出，持有以下四种信念的领导人应该是最愿意为面子而战的。

• 首先，当领导人关心其他领导人对他们的看法时，最有可能为声誉而战。如果不相信国际行为体的看法会影响他们的行为，那么为声誉而战就毫无意义。
• 第二，愿意为声誉而战的前提是领导人相信他们可以操纵自己国家的声誉。领导人如果认为自己没有能力改变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就不愿意为了声誉而冒着战争的风险去争取非重要的利益。
• 第三，领导人必须准备好 "歪曲自己的利益"，使非重要的问题在观察者看来至关重要。危机谈判涉及的行为体往往是那些有能力操纵或向对手歪曲其利益和决心，以达到胁迫或威慑目的的国家。
• 最后，在国际危机中，领导人必须希望在别人眼中显得 "坚决"、坚定或强硬。为了促使人们努力树立决心声誉，领导者必须寻求最大限度地提高他们坚定的形象，而不是其他可能的形象（如看起来理性、道德或诚实）。与持有这些信念的领导人相比，不持有这些信念的领导人为面子而战的可能性应该明显降低。

在心理学中，符合上述描述的人被称为“高度自我监控者”（high self- monitors），这些人倾向于战略性地改变自己的行为，以培养能提升其地位的形象。另一方面，低自我监控是指在日常生活中，不太可能因为他人的行为和期望而改变自己的人，他们更倾向于以自己内在的态度、价值观和信仰等作为行动的指南。与自我监控水平低的人相比，自我监控水平较高的人更容易关心自己的声誉。自我监控在成年人中是一种稳定的特征，也有一些遗传因素。

当高度自我监控者在世界舞台上面临危机时——无论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实验环境中——他们极其重视自己作为坚定行动者的形象，他们不会退缩，甚至愿意采取升级措施，以保护他们在盟友和对手眼中的地位。更进一步地，Yarhi-Milo在第3章中指出，高自我监控者之所以想要表现出坚定的立场，与其说是源于决心声誉所带来的有形好处，不如说是来自于这种形象在他们心中所带来的内在心理好处。

鹰派、鸽派与自我监控水平的高低

本书的理论不仅试图解释人们对危机期间决心声誉的担忧，还试图解释领导人是否愿意为此运用军事手段。为了分析自我监控如何影响领导人使用军事力量的倾向，Yarhi-Milo 考虑了第二个关键因素：个人对军事力量有效性的信念强度。她把那些认为军事力量通常有效或无效的人分别称为"鹰派"和"鸽派"，其结论可以概括如下：

在国际危机中，当高度自我监控的鸽派认为自己的决心声誉受到威胁时，他们会比低自我监控的鸽派表现得更坚定。事实上，高度自我监控的鸽派领导人有时会积极寻求机会来显示决心，以提高他们的决心声誉。因此，与自我监控程度低的鸽派总统相比，他们更可能使用军事手段。然而，鉴于自我监控程度高的鸽派领导人总体上不愿意将军事力量视为外交政策的有效工具，他们更有可能首先寻求非军事手段来展示决心，例如经济制裁。此外，在解释他们在私下或公开场合使用武力的决定时，高度自我监控的鸽派领导人可能会援引声誉方面的考虑，比如向盟友和对手展示信誉、实力和决心的重要性。这种考虑不太可能在自我监控程度较低的鸽派话语中被凸显，因为他们会认为为面子而战既不必要，又显得虚伪。

而将目光转向鹰派时，低自我监控和高自我监控可能对他们的整体战斗意愿影响并不明显，因为鹰派总是偏好采用军事手段。但是，自我监控水平的差异会影响两个群体对于“我们为何而战”的归因和解释。高自我监控的鹰派会强调对声誉、信誉地位以及在对手和盟友眼中的形象的考虑；而低自我监控鹰派则有一个不同的使用武力的理由，一种强调物质利益和战略工具性的逻辑。因此，高自我监控鹰派可以被认为是十字军战士，与所有其他群体相比，他们更有可能和更渴望为面子而战，包括高自我监控鸽派，相比之下，后者可能更不愿意使用武力和升级。

最后，作为对理论预测的检验，Yarhi-Milo 研究了三位总统的危机决策：吉米·卡特，一位低自我监控的鸽派（第6章）；罗纳德·里根，一位高度自我监控的鹰派（第7章）；以及比尔·克林顿，一位高度自我监控的鸽派（第8章）。在每位总统的任期中，Yarhi-Milo 都选择了三到四次国际危机，这些危机的实质利害关系都是中等或较低的；决心声誉可能受到威胁；军事手段的使用和结果各不相同。定性分析依赖于数千份主要文件（卡特和里根）以及回忆录、传记、口述历史和其他次要文献。利用这些证据，她展示了自我监控水平对总统在危机期间言论和行为的重要影响，尤其是声誉因素在决策中的作用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