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正东：社会--空间辩证法与历史想象的重构———以爱德华·苏贾为例
内容提要：在苏贾看来，社会的生产关系与空间的生产关系之间是一种同存性的辩证关系。每一种空间性都是社会性的，而每一种社会性同时也是空间性的。苏贾不仅把空间理解为社会关系的地理性定位，而且还把它理解为能够体现权力斗争关系的运动与变化、张力与冲突、政治与意识形态等的复合物，这也是这种社会空间具有解放潜能的原因。但是，他所讲的社会的生产关系其实只是指把社会当作对象而生产出来的那种关系，而不是指把资本、商品等生产出来的那种基础性的社会生产关系。
关键词：社会－空间 辩证法 历史 爱德华·苏贾
作为后现代地理学的代表人物，爱德华·苏贾(Edward W．Soja)对资本主义空间的阐述具有较强的辩证特性。他不仅强调了空间的生产关系的重要性，而且也强调了社会的生产关系的重要性，他试图构建的是时间、空间、社会三元组合的后现代的批判人文地理学。正因为如此，苏贾明确地指出，他的这种后现代地理学并非致力于抹杀历史阐释学的理论重要性，而是要通过批判理论的空间化转型来完成历史想象的重构。客观地说，他的这种建构后现代地理学的学术努力无疑是取得一些成就的，但如果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视角来看，他的理论阐述中也存在着不少逻辑上的漏洞，包括他对马克思的一些学术观点的解读也是值得商榷的。我们通过对苏贾的社会－空间辩证法理论的剖析，希望能够更清晰地领悟到什么才是对空间进行辩证解读的正确路径。
一
苏贾是在批判学界在社会空间问题上的三种观点的基础上展开其学术思路的。在他看来，这三种学术观点都没能准确抓住社会－空间之间的辩证关系，并且还因为相互之间的误解与指责，使学界关于空间问题的解读止步不前。
在苏贾看来，持第一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列斐伏尔。虽然戴维·哈维等人指责列斐伏尔把空间的问题框架提升到了难以容忍的中心地位及自主地位，因而越来越表现出空间独立主义者的特征，但苏贾并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列斐伏尔在空间问题的解读上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即空间与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问题。这一观点一改传统唯物主义理论仅仅把空间关系视为上层建筑领域的文化表现的阐释思路，在空间解读上打开了一个很大的理论视域。“勒菲弗在前文引入的这种关键观念，已成为社会－空间辩证关系的一个基本前提:各种社会关系与各种空间关系具有辩证的交互作用，并且相互依存;社会的各种生产关系既能形成空间，又受制于空间(首先，至少我们一直坚持有组织的空间是由社会构建的)。”当然，苏贾也认为列斐伏尔的思路中的确存在着一些问题，譬如过分强调了社会与空间之间的辩证关系等，这是导致其观点遭受猛烈批评和抵制的原因。他的理论对手们似乎从中发现了空间决定论的影子。
第二种理论观点的代表人物是一些来自于维护马克思主义正统观念的激进学者团体的理论家。苏贾似乎对这些学者的观点不屑一顾，他在《后现代地理学》一书中分析到这一问题时，甚至连他们的名字都没有列出。他完全不同意这些学者对新马克思主义阐释方法的批评。“有一种想法是这些学者的明显特征。这一想法就是认为，新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没有什么新内容，对更加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方法来说没有什么内在的新东西;传统的阶级分析方法的中心是不可违背的，因此，新马克思主义的城市和地区分析方法，尽管饶有趣味，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属于令人难以接受的修正主义，在分析方法上杂乱无章。”在苏贾看来，这些激进团体中的学者事实上只是把空间当作自然事实来看待的，而没有看出其中所包含的社会建构性的内涵。因此，他们在展开历史想象的时候，只有传统的历史决定论的线索，而不可能有空间生产的线索，更不可能有社会－空间辩证法的线索。在三种理论观点中，苏贾对这种观点的描述最简单。从中可以看出他对这一派观点的基本判断:它对于构建社会－空间辩证法是最不可能提供有益的帮助的。
第三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戴维·哈维等人。苏贾认为这些人在社会空间的解读上是很狡猾的，他们在上述两种观点之间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姿态。从表面上看，这些人接受的是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但当被要求在学术争论中表明态度时，他们却又维护起了没有空间生产维度的阶级分析方法来。
“他们中的所有人均对我所界定的社会－空间辩证关系贡献了极具见地的描述，但是，他们每个人都规避公开承认空间性富有构建的意蕴，在关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生存的过程中空间结构的作用这一问题上，他们退避到在分析意义上十分软弱和不堪一击的位置。尽管我们偶尔已经提及的持第一种观点的学者过分强调了社会－空间的辩证关系，但这一批学者从这一立场上退却了下来，未曾十分有效地抓住社会－空间辩证关系的意义和各种含义，而是给人带来一种令人困惑的矛盾心理……”
在苏贾看来，卡斯特、哈维等人之所以退避到了不堪一击的学术位置，那是因为他们从空间关系那儿绕了一个弯，最后又回到了无空间的社会生产关系之决定作用的层面上。譬如，卡斯特虽然把空间理解成了由文化与自然的相互作用所建构起来的一种历史整体，但他在如何理解这种历史整体的问题上，却又回到了颇具阿尔都塞风格的结构性及连续性规则的层面上，而且还明确地提出了“‘特定的社会关系’赋予空间结构和‘这一结合体的所有其他因素’以形式、功能和意味。……一种‘结构’———那些被认定为无空间的社会生产关系(这在某种程度上包括了产权，而忽视了产权的空间/地区向度)———因此被赋予了一种决定性的作用。”苏贾认为，相对于列斐伏尔致力于从空间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同存性辩证关系的角度来探讨空间问题的解读思路，卡斯特的这种学术观点无疑是倒退了，因为在他的最基础性的解读层面上，已经看不到历史与地理维度的同存性辩证关系，所具有的只是历史维度上的决定论思想。
以此为基础，苏贾对他自己的社会－空间辩证法思想进行了明确的阐述。他认为，卡斯特、哈维等人之所以不能从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中发掘出有价值的东西，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本身对社会关系和空间关系、生产和消费等要素之间的辩证关系没能做出真正的把握，这是导致他们最终偏向基于社会关系的历史决定论的本质原因。在苏贾看来，真正的社会空间所表征的，其实是社会关系和空间关系之间的同存性辩证关系，它们两者都是一般生产关系的重要内容。“有组织的空间结构，并不是一种独立结构，有其自身自主的构建和转型的法则，也不是缘起于社会(并且因此是无空间的?)各种生产关系的阶级斗争的一种简单表现。相反，它表征了各种一般生产关系的一种业已得到辩证解释的成分，这些生产关系也同时是社会关系和空间关系。”说实话，苏贾此处的表述还是很拗口的。当然，如果进入了他的理论视域，那也不难理解他到底想讲什么。
让我们抓住他的“同存性”概念不放。首先，我们可以明确，苏贾讲的社会的生产关系不可能是马克思意义上的那种基于历史发展过程的社会生产关系。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种社会的生产关系是不应该跟空间生产关系放在同一层面上来加以解读的。在这种社会生产关系的视域中所出现的研究对象，应该是物质的生产过程、空间－地理的生产过程等内容。再结合苏贾一直强调的“同存性”概念，我们应该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他的社会的生产关系其实是指把社会当作对象而生产出来的那种关系，而不是指把资本、商品等生产出来的那种基础性的社会生产关系。换句话说，苏贾此处所理解的“社会”问题上的生产关系，其实只是经济学意义上的“生产”关系，而非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意义上的那种“生产关系”。前者在内涵上比后者要薄弱得多。由于其方法论上的非历史性特征，它对生产关系的理解只是停留在经验的层面上，譬如，直接从权力关系(包括经济学意义上的产权、政治学意义上的政治权力等)的角度来理解生产关系的内涵，而不能看出这种权力关系背后的私有制生产关系的重要性。在这一点上，苏贾的如下这个观点可能起了不好的影响作用:任何非空间化的社会关系都是抽象的，因而也是不值得关注的，“在我看来，对这复杂之物(不仅仅是社会构形的单一都市过程)的最具洞见和确定的理论把握，可以在亨利·列斐伏尔———20世纪都市研究的代表性研究者之一———的著作中找到。……依照列斐伏尔最肯定的论证，所有社会关系，无论是关系到阶层、家庭、社团、市场，还是国家权力，只要没有特别地空间化，即没有进入物质与符号的空间关系，它们就还只是抽象的，未被奠基的。”⑥持此思路的苏贾显然无法进入马克思历史本质论的解读视域，自然也就不可能理解马克思所说的那种历史的、内在本质性的生产关系概念之内涵了。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指出:
“商品的价值对象性不同于快嘴桂嫂，你不知道对它怎么办。同商品体的可感觉的粗糙的对象性正好相反，在商品体的价值对象性中连一个自然物质原子也没有。因此，每一个商品不管你怎样颠来倒去，它作为价值物总是不可捉摸的。但是如果我们记得，商品只有作为同一的社会单位即人类劳动的表现才具有价值对象性，因而它们的价值对象性纯粹是社会的，那么不言而喻，价值对象性只能在商品同商品的社会关系中表现出来。我们实际上也是从商品的交换价值或交换关系出发，才探索到隐藏在其中的商品价值。”
如果按照苏贾的思路来看，那马克思的价值论显然是抽象的和无意义的。但马克思恰恰是从这种科学的“抽象”出发，通过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论，来探索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本质特征的。而站在经验主义方法论立场上的苏贾所能做的，却只是把权力关系的解读视角直接投射到作为生产对象的“社会”和“空间”上面，并进而把社会关系仅仅理解成政治学意义上的阶级斗争，把空间关系仅仅理解成政治维度上的权力统治关系。这就是为什么苏贾经常把社会关系与阶级斗争这两个概念混淆起来使用(至多是把后者理解成源起于前者的一种关系形式)的原因，也是他为什么无法把空间问题置放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来加以理解，而只是把它理解成以权力统治关系为核心的社会关系再生产的表现形式的原因。苏贾是不可能把历史观领域中的社会关系与政治观领域中的阶级斗争之间的辩证关系搞清楚的，因为事实上这也不是一个能在经验主义理论层面搞清楚的问题。作为后现代的批判地理学家，苏贾也没想把马克思意义上的历史观视域真正搞清楚，因为这跟他所坚持的后现代地理学的解读思路是不相符合的。
“把我不受束缚的计划和其他计划区别开来是非常有鼓动性的———如果你愿意，可称之为肯定性行动———他鼓动一种批判的空间性想象和实践，能够在无所不包的人类生活空间性中或于这空间性的明晰意识中看到机会，从而积极克服经济剥削、文化控制和个体压力，不管它是基于阶级、种族、性别还是基于社会中不平等和差异性权力的其他因素。在这一鼓动的核心，是有意识和策略性的空间化过程，它重组所有的社会斗争和历史语境，在其中它们内在地是空间性的，一直在社会空间性的结构中。”
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说，苏贾的确研究了“社会”的生产关系，但他并没有研究这种生产关系是怎么样被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他关心的只是这种生产关系的经验性特征是如何被投射到作为生产对象的“社会”上面的，就像他在空间的生产关系上所关心的只是权力性的社会关系是如何被投射到作为生产对象的“空间”上，而不关心这种社会关系是如何被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一样。如果苏贾真的要去做这方面的研究，他就要进入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运动的理论视域了。但这恰恰是他所要超越的理论层面。
二
这样一来，苏贾便只能在同存性的层面来同时面对社会关系和空间关系两个理论维度了。客观地说，在对这两个要素的同存性关系的解读上，苏贾是花了很大的力气的。首先，他明确地指出了这两者之间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辩证地统一在一起的。也就是说，他所要强调的，不是社会关系与空间关系之间的对立或游离关系，而是社会－空间辩证法。“对社会与空间区分之间的这些联系的概念，并不意味着各种空间的生产关系抑或这种中心－边缘的结构分离并独立于各种社会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恰恰相反，这两套结构关系(社会关系和空间关系)不仅仅是类似的，这是因为它们来源于生产方式这同一源头，而且还是辩证地不可分离的。”苏贾的这一观点一直没有改变，即使是在谈论第三空间这一更为深入的议题时，他也始终没有在这一问题上走入极端。“今天，一种第三存在维度正在挑战，在为历史性和社会性的传统联姻注入新的思考和解释模式，它并没有因此减损这些历史和社会特质的意义，或遮蔽在其实践和理论理解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创造和批判想象。在我们走近‘世纪末’的时候，我们日益意识到社会、历史和空间的共时性和它们盘根错节的复杂性、它们难分难解的相互依赖性。”为此，他还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正在崛起的是一种辩证的唯物主义，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的唯物主义和空间的唯物主义”。
其次，苏贾对这两个要素的同存性关系本身进行了解读。在他看来，相对而言，要想理解空间性为什么同时又是社会性的，这是比较容易的。但反过来就不同了，要真正理解社会性为什么又是空间性的，是有点困难的。“另外要突出的东西关系到空间性和社会性的互相影响，或是我曾经说的社会－空间性辩证法。可能这种观念较容易理解，即每种空间性的东西同时是社会性的———哪怕这点需要推敲，但理解相反的关系即社会性的同时内在地是空间性的就难多了。”事实的确如此。我们不难理解某一具体空间的生产，如一个房间、一座城市或整个地球的生产，必然是社会性的生产过程。因此，空间的生产关系必然同时也是社会的生产关系。但反过来理解就的确有困难了。凭什么说社会的生产必然是空间的生产呢?
苏贾认为，我们一般所拥有的世界观恰恰是否认上述这一点的，它们集中在对历史的批判性想象的阐述中。“‘一切’发生在时间里，因此本质上是历史的。我们的行为在建构时间序列和创造历史时，在撰写个人与社会的‘传记’时始终发挥作用(虽然也受到严重制约)。这一切似乎非常正确，不值得大惊小怪，即使我们常常意识不到这些，或它们为裹挟一切的意识形态所淹没。”那么，到底怎样才能超越这种非空间性的世界观呢?在苏贾看来，重点的是必须扬弃对地理学想象的滥用，必须真正进入社会－空间辩证法的理论视域，进入“世界与我们生存之谜”的理论层面。一旦进入这种社会空间的理论视域，我们就不难意识到我们自己在根本上是一种空间性的存在者，我们每天都在忙于进行空间的生产。当我们在进行生产劳动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实际上是包裹在与环境的复杂关系中的一种空间性单元，我们的每一次生产劳动在生产出环境变化的同时，也在生产着我们的空间性存在。当我们在直接进行物质性或自然性空间的生产时，这种观点就更容易理解了。我们以城市为对象的社会生产过程，当然直接就是空间的生产过程。正因为如此，苏贾说:
“我们作为空间性存在物的“行为”在不同的程度上发生，从身体或诗人阿德里思·利希曾说的“最里面的地理学”，到包括从房间到建筑，到家庭和邻居，到城市和区域、州郡和国家直至整个地球———人类地理最远边际的更远地理范围的整个系列。尽管这些更大的空间，在我们个体影响和被影响的程度上对我们的身体有一定的“距离性衰减”，但它们的每一种都必须被认识为集体性行为和意向的产物，故而很容易被调节和改变。”
再进一步，作为后现代地理学的一个重要思想，苏贾的这种社会－空间辩证法又是如何具有人文批判性的呢?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那他就只能陷入社会－空间的辩证生产过程的无限诱惑之中了。但苏贾事实上并没有走到这一步，他通过对社会关系空间化过程的独特解读来解决了这一问题。在他看来，社会关系的空间化决不仅仅表现为某种简单的地理学定位，它还包括了更为复杂且丰富的内涵。“这一真实与想象的物质化与语境化进程不仅是一种简单的特殊和固定的地理性定位，而且充满了运动和变化、张力和冲突、政治和意识形态、激情和欲望，以及———再引一遍弗吉尼的话———‘世界与我们生存之谜’。”应该说，苏贾的这一思想也不难理解，因为他本来就是从权力关系的角度来理解社会关系的，因此，他对社会空间的理解也一定会从斗争性权力关系的视角来切入，从而把空间不仅理解为社会关系的地理性定位，而且还把它理解为能够体现权力斗争关系的运动与变化、张力与冲突、政治与意识形态、激情与欲望等的复合物。在苏贾看来，这就是我们与世界的生存之谜，也是这种社会空间具有解放潜能的原因。
我们充分理解苏贾所持的后现代主义解释立场，就像我们充分理解他以赞赏的口吻谈论奥拉克亚加(Celeste Olalquiaga)的如下观点一样:
“在诗一般的浓缩之后，历史被地理替代了，故事被地图替代了，记忆被情景替代了。我们不再把自己看作连续体，而是特定场所或都市/郊区世界的断层。过去和将来为了偶像———照片、明信片和电影———而彼此交换，以弥补各自的损失。过多的信息为了控制这一转瞬即逝的时刻而把它减缩为强制性的年代表。现在由数码变型来解释过程和变化，使有机世界和技术世界的区分越来越难。现在不再可能根植于历史了。"
正因为如此，我们不把他的这种观点简单地与马克思在社会关系问题上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相对比，并进而界定其错误性。但我们当然可以对他的这种观点本身做出判断和评价。在我看来，苏贾之所以要抬高空间关系的本体论地位，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对时间关系或历史性维度的解读是非常狭隘的。在他那里，时间关系只是对必然性的因果关系的表征，而处于这种因果关系中的空间只是物质性的空间，它不具有任何的本体论意义。但问题的关键是，苏贾根本没有把握住马克思在时空关系问题上所做出的学术贡献。马克思由于打开了历史－时间关系中的内在性社会关系的内容，因此，他所理解的历史过程(即时间关系)并非苏贾所说的那种由自在之物所建构的因果关系演变史，而是具体的、历史的社会关系的内在矛盾运动史。而正是在这种内在矛盾运动史中，马克思对苏贾所说的那种社会空间问题进行了深刻的阐述。不管是他对资本在物质性空间维度上的殖民性拓展的论述，还是他借助于一般利润率的概念对不同资本的利润空间变化的阐述，都体现了马克思的这部分深刻思想。因此，十分明显的是，马克思不仅论述了社会空间，而且要比苏贾深刻的是，他对建构社会空间的那种社会关系的理解是具有深厚的社会历史感的，或者说是站在深刻的历史唯物主义解读视域中的，而不像苏贾那样只是从政治权力关系的角度来解读这种社会关系之内涵。说到底，苏贾对他们这一批学者(包括列斐伏尔、哈维等人在内)在社会空间问题上做出的学术贡献过于自信，总以为在他们之前没人认识到社会空间的重要性，总以为以前的那些人都停留在物质性空间或想象性空间的层面上。他们为此付出的学术代价是:错过了吸收马克思在这一问题上的精彩思想的机会，并使其社会空间思想游离在科学的唯物史观之外。
三
我们由此可以看出，苏贾之所以认同现在是一个由数码变型来解释过程和变化的时代，是一个历史被地理所替代、记忆被情景所替代的时代的观点，那是因为他对过程和变化的理解太表面化了。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对当今世界所发生的现象进行描述的理论层面，那么，我们的确可以感觉到事件的偶然变化对我们的生活世界及其发展过程的影响，我们似乎的确能感受到那种后现代的感觉。但问题的关键是，如果我们转换解读视角，不是停留在对社会现象的描述上，而是进入到对这种社会现象的历史性本质之解读的理论层面，我们实际上是有可能对这种所谓的事件之偶然变化做出深刻解读的。也就是说，我们通过把这种事件的偶然变化放在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来加以考察，就有可能看出这些变化其实不是偶然的，而是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的。事实上，我们只要采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方法，就可以做到这一点。但苏贾等人看起来似乎不屑于这样做，他们宁愿相信当下的这种事件之偶然变化的现象，是一种当然的、天然的社会现实，而不是资本主义历史发展到当下这一阶段时的特定表现形式。因此，虽然他们没有像神经衰弱似地融入到这种社会空间的诱惑之中，而是努力地从这种社会空间本身中发掘出革命性的潜能，但遗憾的是，他们对这种社会－空间现象的理解本身就片面化了。在这种情况下，要希望他们能够找到社会空间中存在的真正的解放潜能显然是不可能的。
我们把解读思路再往前推进一步。由于上述原因，苏贾在片面抬高空间关系的本体论地位的过程中，必然不可能准确理解社会关系之空间化或具体化的真实内涵。我在前面的论述中已经提到，苏贾认为社会关系如果不经过特别的空间化，就仍然是抽象的和未被奠基的。其实，他也从具体化的角度来谈论这种思想。在以赞赏的口吻谈到普兰扎斯(Nicos Poulantzas)的观点时，苏贾说:
“他在某些方面以勒菲弗的学术观点为基础，将资本主义的空间和时间“母体”，即资本主义的物质基础，界定为各种生产关系的具有同存性的各种预先假定和具体化。……“地域”与“传统”，如同普兰扎斯给空间母体和时间母体所贴的标签一样，是一种逻辑上的先取权(就是马克思所称的先决条件)，而且“在同时”看起来是预先假定。依照康德的狭隘观点，两者都没有被视为仅仅是思维方式，即表征的方式。空间和时间母体的创造和转换建立了一种基本的物质框架，即社会生活的真正本源。”
苏贾在这段话中把他的真实观点展露无疑了，他原来是把资本主义的空间当作某种“母体”，即马克思所称的先决条件来加以看待的，而不是把它当作某种历史生成之物来看待的。苏贾是在这样的思想前提下去谈论空间母体的创造与转化所具有的解读潜能的，并且还把它与时间母体的创造和转化放在一起，视之为社会生活的真正本源。我们知道，对马克思来说，只有外在自然界才具有某种意义上的先决条件性即先在性，而且这只是在世界本源的意义上，即哲学基本问题的意义上才是如此的。当马克思在思考社会历史过程时，他是把实践当作始基性的东西来看待的。也就是说，对马克思而言，具体的社会历史过程中没有任何东西具有所谓的先决条件性，它们都是社会实践所建构的。
苏贾由于不了解这些观点，因此，他在解读社会－空间辩证法时，势必无法面对如下两个问题:(1)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空间化为什么必然以当下我们见到的这种形式表现出来?苏贾一直在谈论社会关系的空间化，并且强调没被空间化的社会关系是抽象的，但从他把空间母体当作先决条件来看待，可以看出他只是把具体的社会关系(如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当作预先假定的事实来看待，而不关心这种社会关系是如何历史地生成的。既然如此，他当然就不会去关心社会关系空间化的特定形式是如何形成的。对他来说，只要强调空间母体的本体论地位就可以了，因为在他看来，从这种基本的物质框架(和时间母体一起)中就可以看出社会生活的真正本源了。可是，连这种具体的空间化形式是如何而来的都不知道，苏贾怎么可能找到通往空间正义的可行性路径呢?(2)资本主义社会空间中的张力和冲突到底是什么?苏贾的确谈到了社会空间中既包含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建构，又包含了张力和冲突。但说实话，他对前者论述得比较多，对后者的论述则很不透彻。在《后大都市》一书中，我们的确可以读到苏贾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成功的都市空间实践的详细描述。“福特方式弹性空间化以及不平衡发展工业的风景，世界性城市中资本、劳动力和都市文化的全球化，再度中心化和边缘城市化的扩散型都市伸展和重构的城市肌理，无序的碎形城市的两极分化以及混合的阶级边界，门禁和护卫的监禁群岛的保护性堡垒和坚固管辖，模拟城市迷人和狡猾的超现实非美学性都市想象……。”苏贾是把所有这些都当作能够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控制的创新性都市空间实践来看待的，也是他解读以洛杉矶为代表的当代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主要角度。当然，他的确也谈到了这种都市实践中存在的张力和冲突，譬如，“促进洛杉矶繁荣的资本、劳动力和文化的全球化现在开始过多负担多元文化的区域经济，这点已经日益明显了。这煽动了反移民情绪，并导致了关于福利权力、肯定性行动和双语教育新的政府法律的通过，它仍然抑制了移民贫穷劳工在后大都市中生存和成功的能力。”但问题是，苏贾只是停留在现象描述的层面来谈论这些社会空间中的张力和冲突，而没有从理论上去解读这些冲突和张力是如何发展而来的。
我们知道，对马克思来说，社会生活中的任何冲突与张力都可以从理论上得到深刻的解读，其原因在于他不是把这些冲突和张力当作某种预先假定的先决条件来看待，而是把它当作具体的社会历史过程的发展结果来看待。马克思把这些冲突和张力放回到本该属于它们的现实历史过程之中，并清晰地看到了它们事实上是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运动所导致的。也就是说，在呈现在现象表面的家庭空间、社团空间、市场空间、国家空间等社会空间中所出现那些张力和冲突，在马克思看来，其实是生产关系内在矛盾性在当下语境中的表现形式，只不过你如果停留在现象描述的层面就无法看到这一点而已。也就是说，你之所以觉得社会生活被数码变型所控制了，那是因为你观察社会生活的眼界太低;你之所以把自己只看成是特定场所的断层，那是因为你观察自己的理论视界是断裂的(非历史性的);你之所以认为现在不再可能根植于历史了，那是因为你的历史观是经验主义的。
苏贾在解读社会－空间辩证法上的上述局限性，也决定了他必然不可能对实现空间正义的问题做出深刻的理论探索。可以想象的是，他一定会像在谈论社会空间的冲突与张力时所表现出的那样，停留在现象描述的层面来进行关于空间正义的思考。事实也是如此，苏贾看到了“在洛杉矶和其他地方，城市空间的区域性以及在信息技术、全球化和后福特方式时代促进更大的区域民主被更广泛地看作我们已到达世纪末的标志”，但他只是对在上述这些地方已经出现的批判性研究观点以及作为新生事物而出现的空间性政治实践的概括，而没有对这些空间正义的理论和实践进行历史逻辑上的解读。也就是说，苏贾没能对在现有的社会历史语境中实现上述空间正义是如何可能的这一问题做出解答。而如果不回答这一问题，那么，提出那么多的空间正义设想又有什么现实意义呢?我不相信苏贾在这一问题上会以社会过程是由数码变型所控制的这一观点来加以回答，因为如果这样的话，那还需要理论研究干什么呢?在谈到为空间正义而奋斗的观点时，苏贾说:“与再次聚焦于城市和区域的批判性研究以及同时已是某种显著有力开端的空间转变相互影响，积极和处境化的文化政治实践出现了，它由社会公正、参与性民主以及公民权利和责任的日益空间化概念有意识地驱动。这些空间上有意识实践的影响还不是非常大，但是有足够迹象表明，它们似乎在塑造后大都市未来形象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段话听起来似乎没什么问题，但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它在理论维度上的逻辑线索及实践维度上的现实可行性的论证方面，都颇显乏力。而苏贾没有意识到的是，他的批判性、人文性的后现代地理学之所以会出现上述这种乏力性，其根源恰恰就在于它的后现代主义解读方法。
参考文献：
【1】［美］爱德华·W．苏贾:《后现代地理学》，王文斌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
【2】［美］爱德华·W．苏贾:《后大都市》，李钧等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
【4】［美］爱德华·W．苏贾:《第三空间》，陆扬等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
（文章来源：《学海》201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