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品•专题：逝者如斯】朱航满：彼岸未达，斯人已去——献给王元化先生
今年春天我为邵燕祥先生的一本著作作文《握有旧船票的文化老人》，其中有这样一段议论：“之所以我个人很看重这些原生态的资料，是因为诸如邵燕祥先生这样的人物，还具有着很强烈的时代代表性和典型意义，他们大都在解放前因为向往光明追求自由而参加革命，又因为热爱文艺渴求新知，并受过一定的教育，在建国后曾被予以重任，但由于书生气太重而在几十年的历史灾难中受到过漫长的批判和非人的折磨，等到回归自由和获得新生后，他们没有重新回到歌颂者的行列，而是对过去的历史和人生进行了深刻的检讨、批判与反思，并且以其开放、自由和富有勇气的精神力量进行历史文化甚至社会价值的重建工作。他们的人生梦想，就像手中握有旧船票的乘客，几十年过往，彼岸依旧在远方。拥有这样的人生历程和精神风骨的老人，就我所知道的，还有李慎之先生、于光远先生、李锐先生、何满子先生、严秀先生、牧惠先生、王元化先生，等等。如今李慎之、牧惠两位先生已经撒手西去，王元化先生据说如今在上海病卧床塌，让人牵挂。”这文章作后，北京的一家刊物打算刊发，据编辑说已经排好版面，只等着印刷了，然而我在这文章中的牵挂还是落空了。
5月10日凌晨，王元化先生在上海的瑞金医院去世。让我只能苦笑的是，若等这文章面世，只有在千里之外为先生遥寄哀思了。
作为晚辈，我与王元化先生从未有过接触。先生于我，只能是思想的启蒙者而已。我最早接触先生，是因为阅读上海学者朱学勤先生的著作。那时对朱学勤的著作真是热读，得知朱先生在人生困境的特殊时期曾受到过王元化先生的帮助，后来朱先生博士论文《道德理想国的覆灭》在复旦大学答辩委员会上受到非议，也是王元化先生力排众议，使朱学勤的论文起死回生。而如今看，《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依然是当代学术著作的经典之作。于是在我的印象之中，王元化先生是识才的伯乐，也是有胆识的知识分子。后来读朱学勤先生的回忆文章也才知道，因为他在刊物上发表了几篇文章，王先生读后，极为赏识，多方打听，给予帮助和关怀。就我所知，王元化先生早年因受“胡风案”所牵连，几十年精神极度煎熬，平反后曾位居于上海市委宣传部的部长，在八十年代初曾参与起草鸣动一时的关于异化问题的报告，在思想的解放和启蒙上功不可没，而他在古典文学和西方哲学研究上均有很深造诣，影响也很大，我在《九十年代日记》中就发现，在他的周围团结着一大批追求真知和理想的中青年知识分子，以他这样的人生遭遇和学术地位，对于如朱学勤这样的晚辈的关怀，是必然的也是十分难得的，于今真可谓学界佳话了。读过朱学勤之后，我就陆续买到了王先生的作品来读，先后有《思辨随笔》、《思辨发微》、《清园夜读》、《九十年代反思录》、《集外文钞》、《九十年代日记》、《清园近思录》、《清园文存》，等，他的学生钱钢编选的《一切诚念终将相遇》也想方设法地买到了，由此对先生的为文和为人都有了更为深入地理解。我很庆幸自己在青春的时节，能够阅读到朱学勤、王元化等人的著作，而通过他们的著作，我又找到了一条不断深入的精神通道，诸如后来认真阅读过的顾准、张中晓等思想者的著作，这些青春时节的阅读使自己这颗荒芜的心灵早早地种上了发芽的种子，在思想与灵魂的深处获得了精神生长的可能。
先生对我思想的影响，最有代表性的当是2003年河北的《杂文报》上我曾写过的一篇文章《重要的是公民意识》。这篇杂文是从阅读北大季羡林先生的一篇文章而引起的，批评季羡林先生在文章中的一种极不合适的臣民思想，由此呼唤我们这个民族所缺乏的恰恰是真正的公民意识。作为一个学识浅陋的晚辈，敢于写文章向人人敬畏的学术大家叫板，底气其实恰恰是王元化等诸位学者的思想。在那篇文章之中，我先后引用了李慎之先生和王元化先生关于公民意识的论述。这引用，也正是因我刚刚阅读完李慎之先生的著作《中国的道路》和王元化先生的著作《清园夜读》。心里是极大地认同，而所谓自己写杂文，其实就是用这种赞同的思想去驳斥自己所不认同的思想认识，于杂文写作来说，自己完全是一个文抄公而已。而如今重读这文章，却依然感到骄傲，那种青春的思考因为获得了精神上的认同与升华而得到的愉悦，闪烁其间。
那时我尚未知道在学术界还有“北有李慎之，南有王元化”这样的说法，也并不知道其实李慎之先生与王元化先生在思想上的认识并非完全相同的。但我可以肯定的是，在他们的思想中，一定都是呼唤我们这个民族应该每个人都具备真正的公民意识，这一点也一定是相同的。王先生归去之后，我才从学者丁东的回忆文章中知道，这一影响甚大的提法正是他最早提出来的，而如今我们也只能是如学者摩罗所感慨的那样，现在我们已经是“北无李慎之，南无王元化”了，这些有学识、有见识、有胆识的知识分子们已经逐个远离我们而去。学识，可以得来；见识，可以得来，但如李慎之和王元化先生这样有胆识的知识分子，如今真是鲜见了。记得巴金去世的时候，有学者写文章就说巴金那一代的知识分子的存在，用一句“他在，就还不是完全的黑暗”来形容是最恰当不过的，想来那真是一种孩子对于父亲般的精神依赖，读来至今让人温暖。我想我们之所以感到孤单，感到悲伤，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失去了一位可以启蒙和引导我们的思想者，更重要的是失去了继续在人间奋斗所需要的那种温暖和依靠。
我的身边放着两大册由丁东先生所编辑的《怀念李慎之》，放着一册由钱钢所编选的《一切诚念终将相遇——解读王元化》，翻来却是内心烫热的疼痛。也就在四月的下旬，几位知识分子还在北京默默地为李慎之先生举行归去五周年的追思会，而短短半个月之后，这些知识分子又将去体味另一位先生归去的伤怀。我默默地念着两册书中那些曾作文纪念的知识分子，不少都是我所熟悉的名字，他们或已暮年或是正当壮年或还是与我年岁相仿的年轻人，而我相信他们在精神上的不断成长，有待来日，也将同样成为我们这个时代里的精神支柱。由此，想到我在文章中所写到的那句话，“他们的人生梦想，就像手中握有旧船票的乘客，几十年过往，彼岸依旧在远方。”的确，彼岸未达，人却已去。一个多世纪以来，鲁迅先生去世时，我们伤怀；巴金先生去世时，我们伤怀；李慎之先生去世时，我们伤怀；柏杨先生去世时，我们伤怀；王元化先生去世时，我们同样如此伤怀；这仿佛是一个精神血脉在不断丧失的过程，但反过来看，也还是一条精神血脉延续的过程。虽是让人神伤的微弱，但毕竟还是有所期待的。
5月11日深夜急草
5月10日凌晨，王元化先生在上海的瑞金医院去世。让我只能苦笑的是，若等这文章面世，只有在千里之外为先生遥寄哀思了。
作为晚辈，我与王元化先生从未有过接触。先生于我，只能是思想的启蒙者而已。我最早接触先生，是因为阅读上海学者朱学勤先生的著作。那时对朱学勤的著作真是热读，得知朱先生在人生困境的特殊时期曾受到过王元化先生的帮助，后来朱先生博士论文《道德理想国的覆灭》在复旦大学答辩委员会上受到非议，也是王元化先生力排众议，使朱学勤的论文起死回生。而如今看，《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依然是当代学术著作的经典之作。于是在我的印象之中，王元化先生是识才的伯乐，也是有胆识的知识分子。后来读朱学勤先生的回忆文章也才知道，因为他在刊物上发表了几篇文章，王先生读后，极为赏识，多方打听，给予帮助和关怀。就我所知，王元化先生早年因受“胡风案”所牵连，几十年精神极度煎熬，平反后曾位居于上海市委宣传部的部长，在八十年代初曾参与起草鸣动一时的关于异化问题的报告，在思想的解放和启蒙上功不可没，而他在古典文学和西方哲学研究上均有很深造诣，影响也很大，我在《九十年代日记》中就发现，在他的周围团结着一大批追求真知和理想的中青年知识分子，以他这样的人生遭遇和学术地位，对于如朱学勤这样的晚辈的关怀，是必然的也是十分难得的，于今真可谓学界佳话了。读过朱学勤之后，我就陆续买到了王先生的作品来读，先后有《思辨随笔》、《思辨发微》、《清园夜读》、《九十年代反思录》、《集外文钞》、《九十年代日记》、《清园近思录》、《清园文存》，等，他的学生钱钢编选的《一切诚念终将相遇》也想方设法地买到了，由此对先生的为文和为人都有了更为深入地理解。我很庆幸自己在青春的时节，能够阅读到朱学勤、王元化等人的著作，而通过他们的著作，我又找到了一条不断深入的精神通道，诸如后来认真阅读过的顾准、张中晓等思想者的著作，这些青春时节的阅读使自己这颗荒芜的心灵早早地种上了发芽的种子，在思想与灵魂的深处获得了精神生长的可能。
先生对我思想的影响，最有代表性的当是2003年河北的《杂文报》上我曾写过的一篇文章《重要的是公民意识》。这篇杂文是从阅读北大季羡林先生的一篇文章而引起的，批评季羡林先生在文章中的一种极不合适的臣民思想，由此呼唤我们这个民族所缺乏的恰恰是真正的公民意识。作为一个学识浅陋的晚辈，敢于写文章向人人敬畏的学术大家叫板，底气其实恰恰是王元化等诸位学者的思想。在那篇文章之中，我先后引用了李慎之先生和王元化先生关于公民意识的论述。这引用，也正是因我刚刚阅读完李慎之先生的著作《中国的道路》和王元化先生的著作《清园夜读》。心里是极大地认同，而所谓自己写杂文，其实就是用这种赞同的思想去驳斥自己所不认同的思想认识，于杂文写作来说，自己完全是一个文抄公而已。而如今重读这文章，却依然感到骄傲，那种青春的思考因为获得了精神上的认同与升华而得到的愉悦，闪烁其间。
那时我尚未知道在学术界还有“北有李慎之，南有王元化”这样的说法，也并不知道其实李慎之先生与王元化先生在思想上的认识并非完全相同的。但我可以肯定的是，在他们的思想中，一定都是呼唤我们这个民族应该每个人都具备真正的公民意识，这一点也一定是相同的。王先生归去之后，我才从学者丁东的回忆文章中知道，这一影响甚大的提法正是他最早提出来的，而如今我们也只能是如学者摩罗所感慨的那样，现在我们已经是“北无李慎之，南无王元化”了，这些有学识、有见识、有胆识的知识分子们已经逐个远离我们而去。学识，可以得来；见识，可以得来，但如李慎之和王元化先生这样有胆识的知识分子，如今真是鲜见了。记得巴金去世的时候，有学者写文章就说巴金那一代的知识分子的存在，用一句“他在，就还不是完全的黑暗”来形容是最恰当不过的，想来那真是一种孩子对于父亲般的精神依赖，读来至今让人温暖。我想我们之所以感到孤单，感到悲伤，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失去了一位可以启蒙和引导我们的思想者，更重要的是失去了继续在人间奋斗所需要的那种温暖和依靠。
我的身边放着两大册由丁东先生所编辑的《怀念李慎之》，放着一册由钱钢所编选的《一切诚念终将相遇——解读王元化》，翻来却是内心烫热的疼痛。也就在四月的下旬，几位知识分子还在北京默默地为李慎之先生举行归去五周年的追思会，而短短半个月之后，这些知识分子又将去体味另一位先生归去的伤怀。我默默地念着两册书中那些曾作文纪念的知识分子，不少都是我所熟悉的名字，他们或已暮年或是正当壮年或还是与我年岁相仿的年轻人，而我相信他们在精神上的不断成长，有待来日，也将同样成为我们这个时代里的精神支柱。由此，想到我在文章中所写到的那句话，“他们的人生梦想，就像手中握有旧船票的乘客，几十年过往，彼岸依旧在远方。”的确，彼岸未达，人却已去。一个多世纪以来，鲁迅先生去世时，我们伤怀；巴金先生去世时，我们伤怀；李慎之先生去世时，我们伤怀；柏杨先生去世时，我们伤怀；王元化先生去世时，我们同样如此伤怀；这仿佛是一个精神血脉在不断丧失的过程，但反过来看，也还是一条精神血脉延续的过程。虽是让人神伤的微弱，但毕竟还是有所期待的。
5月11日深夜急草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