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林毓生：《中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自序
这部《思想与人物》，主要是收辑了我自一九七五年以来陆续用中文撰写的不同类型的文字，以及与几位青年朋友合译的原用英文发表的论文。一九七五年以前我只写过两三篇当时必须写的文章，在这里也一并收入。谈起用中文撰文的因缘，不能不提到一段往事。一九七四年年底，我与家人借着一个难得的机会，重返阔别了十年的台湾，我计划在半年里做一些研究，并重返母校教一点书。过了农历年节，尚未回台大历史系讲授“思想史方法论”之前，知道友人余英时先生那时刚巧也在台北，我去看他，他谈到我们旅美的人文学者应该拨出一部分时间用中文撰文，并特别强调这种工作的重要性。他一再鼓励我也要努力一试，当时甚感其盛意，心中颇为所动。开始授课之后，又刚巧遇到一批奋发有为的青年朋友。在台湾种种不良的社会与文化风气笼罩之下，这批纯洁的青年居然无动于衷；从他们的身上，我重新燃起了对台湾的关怀，也重新更具体地看到了中国文化前途的曙光。这批青年大都极为关心中国文化的未来，并诚恳地企盼着能够获得更正确的思想取向、更精密的思想方式与更丰实的思想内容。我受了他们对于思想问题的重视的鼓励，觉得应该把自己历年来的思索所得尽量明晰地、周延地提出【第1页】来与他们以及别的中文读者一起来切磋，这样也许可能对中国文化未来的发展产生一点直接的影响。 在我自己的思想的成长过程中，一九七五年也是一个分水岭。在这之前，我的工作的重点主要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我曾尽力去了解西方自由主义的历史发展与理论根据，以及繁富的自由人文主义传统所肯定的价值与理念；另一方面，我也曾尽力建立一个比较思想史的基础，希望站在这个基础上能够应用分析思想史的方法，探讨多年来一个一直困扰着我的问题：“为什么在中国实现多元化的自由主义是那么艰难?”可是，因为个人能力有限，而承受的文化也带来了不少阻力；另外，也因为这两方面工作的本身的确并非易事。我在国外困思、苦读，从最初漫无头绪到后来能够整理出一些条理来并逐渐形成一套比较有系统的看法的过程，足足花了十四年的岁月。在这两方面的工作交互为用的情况下，我在一九七四年返台之前完成了探讨“五四”激烈反传统主义的成因、内容与涵义的英文著作(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的初稿。根据这部著作所提出的及其衍生涵义所提供的观点，我心中产生了对于“五四”以来在中国占有势力的一些思想与风气的来源的看法，以及面对未来，中国思想与文化应该往何处去的意见。有了这些看法与意见，自己也自然有主动表达出来的意愿。就这样，我开始在一九七五年用中文撰文。 回想自一九六0年负笈来美以来，其间有许多年对中国现实的许多方面甚感失望，以致变得很是消极——自觉无论个人如何努力，将来终究不会发生多大作用；个人只能在纯学术的范围之内做一点研究工作。可是，即使在最悲观的时候，却总不能忘怀自己同胞的苦难，也总不能不想到中国民族的【第2页】未来。同胞的苦难与民族的未来需要大家关心，从各方面谋求解救与发展，所以每个人(当然包括我自己在内)都需站在个人的岗位上，尽一己之力；而这一念不能忘却的心情，在十四年后导使我借着外缘与内在思想发展之间相互激荡所产生的刺激，发为文章——现在看来，毋宁是一桩极为自然之事。但，用中文撰述我希望表达的看法与意见，真是谈何容易!这种工作不但要把新的理念引进到中文世界里来，而且要把产生与论析这些理念的思想方式引进到中文世界里来。我在撰写本书各文时，于文字层面曾遭遇到许多困难，这些困难只能慢慢地克服，再加上我的其他工作很是忙碌，所以每年只能写成两三篇，成绩是很有限的。 中文是世界上最优美的文字之一，它特别能够表达具体的感情与丰富的意象，所以它特别适合抒情。有人说，中国文化是诗的文化，中华民族是重情的民族，如只看这句话所要表达的重点所在，它不是没有道理的。这里“诗”的意思主要是指抒情诗。同时，中文也特别适合用来激发情感或情绪，无论动之以义愤，动之以怜悯，或动之以仇恨，以中文为文都是很有效的。但如果希望用中文表达比较曲折、精密、处处要加以限定的(qualified)论式，这种工作虽然并不是不可能，但作文的人可就苦字临头了。在人类学与语言学界，有些人认为一个民族的思想性质决定于它的语言与文字。我是不同意这种语言与文字命定论的，何况中文是往前演进的自然语言。我觉得无论论式是如何繁复、需要引进中文世界的理念是如何生疏，只要作者自己先想清楚了、先消化了，而且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并不泄气，他终究可以把他的看法与意见明晰而周延地表达出来。本书所收各篇文字，行文力求避免俗套与没有必要的成语，以免读者【第3页】产生无关的联想。我在看清样的时候，又曾花了三个礼拜的时间仔细校正过一次，希望尽量能使一般读者于本书各文都可顺畅地看下去。 下面我想对书中所采用的基本取向与书中内容的基本涵义做一点扼要的说明。基本上，本书所提出的是一些有关中国思想现代化的意见。这项工作在于引进有用的西方理念与思想方式而不被其所蔽。我肯定了“五四”运动所揭橥的自由、理性、法治与民主的目标。但，我却对“五四”思想的实质内容与思想方式的许多方面做了严格的批评。我在本书探讨了做为“五四”思想基调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1]的历史渊源，指出许多“五四”人物虽然主观上自觉地极力要攻击中国的传统，但事实上，他们却未能从传统一元论的思想方式的影响中解放出来，以致犯了许多形式主义的谬误。我们从历史的观点知道，许多“五四”人物的内在限制有客观的因素在，他们思想的肤浅与错误，虽然不能完全化约或归咎到客观的环境或时代的影响——因为我不是一个绝对的历史主义者(absolute historicist)，但了解了客观的因素可使我们对“五四”人物不必深责。不过，我们站在关怀未来思想与文化发展的立场，却需对“五四”思想中某些至今仍占势力的部分加以严格的批评，以免重复其错误，以便使它们不再在中国发生恶劣的影响。我一方面主张对“五四”人物不必过分深责，另一方面又主张对之做严格的批评，这两个立场看来似很矛盾，实际上并不矛盾，而且都是必要的。因为两者【第4页】的层次不同，前者是历史的层次，后者是思想的层次。从历史的层次来看，我们可以对“五四”人物内在的限制与受了“五四”的影响到现在仍然呈现在文化界与思想界的许多混淆加以说明。这样可以对我们的处境有一些客观的了解。但，另一方面，站在关怀未来中国思想发展的立场来说：当我们对“五四”思想的实际内容做了合理的批评以后，我们才易不受其影响，然后才能自由地为继续做为我们的理想的“五四”目标而奋斗。 所以，本书采取的观点是：迈出“五四”以光大“五四”。在这方面的工作，我们除了对“五四”思潮需做一番历史的了解与分析的批评以外，更需超越“五四”时代对自由、理性、法治与民主的口号式的了解的层次，进而掌握这些理念的实质内容与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本书对这些现代国民均应明了的基本理念曾尽力加以切实的说明。另外，我们必须重新界定中国人文传统的优美质素的现代意义，在这方面，我做得很不够，只在论述钟理和先生一生所表现的中国人文精神的那篇文字中，做了一些简要的说明。(我曾在一篇英文论文中根据“仁”的哲学，对儒家道德自主性的观念做了一些阐释，可惜此文中译，尚未完成。)希望今后能够在这方面多做努力，也希望关心中国文化未来的朋友们一起努力。 从纯正自由主义的观点来看，维持社会与文化的稳定而又同时促进社会与文化的进步(易言之，维护与滋养自由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是一个丰富而有生机的传统。怀海德(A．N．Whitehead)曾说：“生命有要求原创的冲动，但社会与文化必须稳定到能够使追求原创的冒险得到滋养；如此，这种冒险才能开花结果而不至于变成没有导向的混乱。”(这句话在本书正文页八四亦曾引用。)有生机的传统对于维护自由与促导进步的重【第5页】要性是怀海德、博兰霓(Michael Polanyi)、哈耶克(Friedrich A．Hayek)——这三位二十世纪杰出而深刻的思想家——共同的识见，也是历代纯正自由主义思想家所公认的。可是，二十世纪中国思潮的主流却偏偏是：一方面企盼与要求自由、理性、法治与民主的实现与发展，另一方面则是激烈反传统主义的兴起与泛滥。(这两方面当然都有强有力的客观因素在；只就反传统的激烈性而言，我们的传统在西潮东渐之时，已经相当僵固，其僵固性促进了后来反传统运动的激烈性。)这是中国近代与现代思想发展的最大矛盾之一，也是过去中国自由主义内在的最大困扰之一。从本书所提出的分析的观点来看，我们知道：自由、理性、法治与民主不能经由打倒传统而获得，只能在传统经由创造的转化而逐渐建立起一个新的、有生机的传统的时候才能逐渐获得。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当前最重大的课题，这也是本书不厌其烦地多次提出这个目标，并试着探讨其进行步骤的主因。这项艰巨的工作是急不来的，必须以深思与笃实的态度进行才能奏效。这也是我多次提倡“比慢精神”的主因。(比慢不是比懒，是在心情不受外界干扰的情况下，用适合自己的速度，走自己所要走的路。) 本书是散篇文字的结集，各文撰写的时间不同，文体未能划一(有的是讲演稿改写的，有的是学术论文，有的是校正与增订过的访问稿，有的是议论文字)，内容也难免有重复之处，尚望读者勿做求全的责备。既然是散篇的结集，读者自然不一定要按照编定的顺序阅读，尽可自由地根据自己的兴趣选阅。不过，初看我的文字的读者，也许先看本书的第五部分，比较合适。另外，初看我的文字的读者，如发现本书的文字与句法不够浅易，但却仍有兴趣看下去的话，我私心希望书中几处在不同脉络中【第6页】出现的重复可以提供一些缓冲地带，这样也许能够帮助这些读者彻底了解书中的许多论式。 本书的次序，不是根据各文发表的时间之先后编定的，大致是根据篇章的性质编定的。为了帮助一般读者选读的便利，我简略地说明一下各部分篇章的论旨：第一部分是由四篇理论性的文字组成。其中三篇是论析自由主义所肯定的几项重要理念与价值以及它们之间相互的关系。另外一篇则是讨论有关中国人文重建的种种。希望这四篇文字能在理论的层次上与论说的转折上使中国自由主义往前推进一步。第五部分的《论民主与法治的关系》，也应收在这里。那篇文字是今年二月才写成的，当时书稿已经发排，所以只能放在正文的最后。第二部分包括三篇论析“五四”激烈反传统主义的历史成因与涵义以及与其有关的一部分道德保守主义的历史困境的英文论文的中译。第三部分有四份内容不同的访问稿与一篇论及台湾当前文化发展的短文。另外一篇是以一个具体的实例说明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研究院教育不可或缺的精读原典的种种。第四部分包括四篇文字。头两篇论述先师殷海光先生的志业与他的未竞志业的现阶段应有的进展。后两篇则是介绍哈耶克先生的行谊与风格，并对他这样一类具有原创力的思想家的头脑运作方式，做了一些说明。第五部分包括两篇论析我所敬佩的两位文艺作家的人文精神，与他们的创作在思想上的意义。另一篇是为新生代政治人物而作。我希望他们能够根据“责任伦理”的原则从泛道德主义与激动的情绪中得到观念的解放，进而突破过去处世行事的局限，使中国自由主义在政治层面获得实质的进展。(至于新生代政治人物是否能够了解与力行此文所论析的原则，那要看他们的气度、能力与智慧了。)另一篇是我对几位当【第7页】代新儒家的一些简要的看法。本书附录收存了四篇不同性质的文字。第一篇是史华慈先生与我的中英文对照的《对话录》，检讨了一些二十世纪中国思想、文化与政治的问题。第二篇是殷海光先生与我的《书信录》代序。这篇文字除了谈到一些有关的事情以外，在正文与注释中特别说明了我现在的思想与殷先生的思想在内容与论式方面已颇有不同以及这些不同的来由；当然，在基本方向与大原则方面仍是一致的。(在继续坚持殷先生所提出的大方向与大原则的前提之下，我觉得我现在与殷先生的差异毋宁是在先师的自由精神熏陶之下的自然发展。这也许是自由学派与一些别的学派的基本不同之一。)最后两篇是我在大学时代跟随殷先生读书的时候所作的翻译。第一篇曾经殷先生细心校改过。收录在这里，一方面做一个纪念，另一方面做一个比照：希望看过本书前面各文的读者能够察觉到我现在所主张的自由主义，在内容与论式上与罗素所讲的那些粗枝大叶与相当武断的看法的不同之处。 本书各文得以撰成，多承去年故世的徐复观先生与周德伟先生、夏道平先生、夏志清先生、余英时先生、张亨先生、韦政通先生、沈君山先生、李欧梵先生、陈宏正先生、高信疆先生、王庆麟先生、郑淑敏女士，以及许多识与不识的读者的督促与鼓励，封面又承台静农先生惠赐题签，谨此敬致谢忱。过去在联经公司任职的陈秀芳小姐为了此书，多年来与我保持联系，可惜我未能在她离职去日之前脱稿，但后来继任的林载爵先生则以同样的热忱照顾本书的编排与出版，联经公司负责人多年来容忍我的迟延，这都是我非常感念的。本书各文最初多由内子宋祖锦女士清抄后才寄出发表的，这些年来如无她对我的工作无条件的支持与协助，我是无法进行的，本书也就不可能出版，我在这【第8页】里向她敬致衷心的感谢。
林毓生序于北美旅次一九八三年五月二十六日
注：
[1]Totalistic antitraditionalism or totalistic iconoclasm我在以前的文字中有时直译为“整体性反传统主义”或意译为“全盘性反传统主义”。现在看来以意译的方式在中文中表达我的原意比直译为佳。这个名词在本书各文中，未能划一，谨此致歉。今后读者如需引用，盼能一律使用我意译的名词。
三联编者按：本文集一九八三年在台北市印行时，书名原为《思想与人物》，封面由台静农题签。此次增补编订后，作者将书名改为《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未另写序，仍用一九八三年的自序。
本文集此次付印时，本书店编辑部对其最初的编排和内容略加整理和增订。初置于第五部分的《论民主与法治的关系》一文，按作者的本意，改编在第一部分中。在这一部分里，还增加了作者于一九八五年七月发表的《两种关于如何构成政治秩序的观念，兼论容忍与自由》。在第三部分里，增加了《民初“科学主义”的兴起与含意——对“科学与玄学”之争的研究》，这是一次学术演讲的记录，全文业经作者详加校阅修改。本文集某些论文的极个别段落中，在不违背作者原意和不变动论述形式的条件下，在编辑时作了必要的文字删省；而在总体上则力求保持其原状。 编者一九八七年七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