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影子命名万物

刘禾的观点，一言以蔽之，即是语言并非观念的表现，而是观念的源头，是塑造观念的决定性力量。为了证明这一观点，刘禾在导论中先是树立了三个靶子，并一一加以驳斥。首先，刘禾指出，当今的后殖民批评越发将非西方的作用限定于抵抗这一种行为模式，而西方与非西方间的关系往往呈现为霍米·巴巴所言的“混杂性”状态。其次，双语词典作为“等值关系的喻说”的突出象征，将翻译转化为同义词的替换游戏，同时也制造了语言间等值替换的幻象与神话；但实际上这只是以己方语言/观念之“装置”观看对方语言/观念的行为，最终获得的只能是体系内部的自洽与同义反复。其三，翻译的历史始终充斥着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争论，但无论是哪一种论调，都在潜意识中将原文置于翻译活动的中心。如何能超脱翻译中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刘禾认为，要通过“跨语际实践”的视角，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清楚，“当概念从客方语言走向主方语言时，意义与其说是发生了改变，不如说是在主方语言的本土环境中发明创造出来的”，因此，“翻译不再是远离zz和ysxt斗争或与利益冲突无关的中立事件，它恰恰成为这种斗争的场所”——翻译生成、改写观念，占有核心地位。刘禾也以“重返的书写形式的外来词”，以及“她/他”对性别关系的塑造证明了这一点。 “国民性”话语一章，刘禾对词语/观念史的爬梳可以称得上清晰晓畅（这也是本书整体给我留下的印象），而通过这样的呈现，鲁迅似乎成为了一个货真价实的“gz”：鲁迅借助阿瑟·史密斯的“国民性”话语来塑造人物、构造情节，实际上是借助东方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话语批判自己的民族，在某种程度上，这好像类似于借助new York times和BBC news的报道来针砭china时弊的行为。为了反驳这样的印象，刘禾试图从叙事者的角度证明鲁迅对于“国民性”话语的矛盾，但这一行为在我看来是自相矛盾的。刘禾认为，小说开头对于历史写作的探讨，以及对阿Q的命名，与阿Q不会写字的结局结合在一起，“创造了一个有能力分析批评和否定阿Q的中国叙事人”——这一结论和之前所做出的判断相矛盾，第一章的第一人称叙述创造了一个游离于新与旧、东方与西方的文人形象，这样的形象又何以产生批判的能力呢？ 罗素与家义的荒诞对立证明了“个人主义”这一概念的无本质性：中国需要西方的个人主义救中国，西方也需要中国的个人主义救西方——“个人主义”这一概念，不过只是一个空盒子，各个集团为了自己的利益和zz诉求向里面放进不同的东西，给它贴上不同的标签（新青年们就在里面放入了民族国家，而把传统文化拿了出来，并把这个盒子举上了头顶）。 刘禾对于《骆驼祥子》的分析在我看来是本书最为精彩的一部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内容可以总结为四点。首先，刘禾指出，老舍在西方语言与文学的影响下，有意地在汉语中实践自由间接引语的表达方式，是否使用自由间接引语，可视为衡量中英小说（假设的）等值关系的一个尺度。其次，现实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它“通过诉诸真实而将某些东西合法化，同时又将它认为是不真实的东西排除在外”，如二三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将人力车夫塑造成役畜来批判社会，并将其命名为真实，却忽略了劳动的力量感，而我们今天的《隐入尘烟》仍然在做着相同的事，景观社会的知识分子们创造着一个个底层的景观，沉浸在现实的幻觉之中。这一点在《骆驼祥子》中集中体现在前后两个版本的差异上：新版删除了祥子出卖阮明的情节，以保留集体行动和gm的希望——这无疑是一种“马后炮”的行为，事情结束之后再根据事情的结果修改作品，使其更符合历史的进程和结果，但不正是未经修改、未知结果的现实才导致了gm的现实吗？这个例子完美的向我们展示了“现实”的“受造物”属性。其三，舶来的资本主义给予了人们自由的许诺，但条件就是被异化与被奴役，祥子将前者当作生活的希望，却固守着自我对肉体、财富和生活的支配感，这也就是他与鲁滨逊、哈姆雷特的不同之处。其四，刘禾认为《骆驼祥子》中存在着一种元小说结构，即小说本身就是一种诠释行为，祥子的悲剧为何发生？小说内部一直在通过不同人之口诠释着这个问题、试图解答这个问题。 施蛰存与郁达夫一章我感受不多。关于施蛰存，刘禾想要表达的是，如何借助弗洛伊德主义对中国传统的性与心理主题得到现代重写与重构；关于郁达夫的部分，我没有读懂。 第一人称写作一章似乎集中暴露了翻译研究的阐释学来源：是语言在说我，而非我在说语言，也就是刘禾在这里强调的，语言总是先于观念：屈折语构成的陈述不可没有语法上的主语，因此屈折语系的思维中才产生了主体的概念，但如果非屈折语系的叙述中高频出现主体的概念，那这就可以视为是一种跨语际实践的结果。 语言结构决定了观念结构——这一点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海德格尔最具启发的思想转折即是从存在者转向存在，也就是从研究“我”和“谁”转向研究“是”；在俄语的语法中，系词是极不发达的，在日常的表达中，尤其是在陈述句中，几乎不会用到系词和判断动词，仅仅依靠名词变格，就能完成表述——这是否就可以解释俄罗斯文学中始终存在的基督教现实主义传统和奥尔巴赫所谓“文体混用”的原则？因为或许在俄罗斯人眼里，人的价值从未被一个“是”所限定，最高贵的终将被“脱冕”（巴赫金语），最卑贱的却会在上帝的国降临之时加冕为王。 对于沈从文这篇小说的解读，也就是性别叙事掩盖下的阶级冲动，不借助指示代词也能得出相同结论，且该方法使用局限性较大，但对拓宽思路还是有所助益。对《伤逝》的分析有些老调重弹，“第一人称回溯视角”（申丹语）以及“回忆是一种建构行为”（汪晖语）都足以说明这一点。对《莎菲女士的日记》的分析中，刘禾指出丁玲大量连接词和从句的使用，表达深刻的暧昧心态，这一点值得注意。 论及批评的合法化作用，刘禾极为敏锐地发现了詹姆逊“民族寓言”理论中舶来的“政治有意识”——詹姆逊接受到的文本，是已经被中国文学批评体制经典化之后的作品。在这一部分中，刘禾对萧军《八月的乡村》与萧红《生死场》的比较阅读显得尤为精彩。作为男性的小红脸面对着眼前被日军摧残的故乡，想象着从前一片祥和的乡村，而作为女性的金枝的生活，在日军侵略之后没有任何改变，因为她从来都生活在霸凌之下，来自中国男人的、或是日本男人的；前者毅然投身gm，后者试图遁入空门而又无处可去。刘禾一针见血地指出：“国家与民族的归属感很大程度上是男性的”，因为这个国家根本不属于女性，女性生活在其中只有被奴役的命运，因此“民族主义成为深刻的男权ysxt”——既然女性是被压迫者，为什么要为压迫她们的人的“祖国”而卖命呢？如今，这样的话语仍然甚嚣尘上，许多男性用女性不用上战场这个理由来证明他们才是付出更多的一方，但他们没有想过，人类历史上所有的战争，没有一场不是由男性集团内部的分赃不均而引起的，而这些血腥的ts，又将许多无辜的女性卷入其中，而加入杀戮的女性，必须先像王婆一样以自戕的方式弃绝女性身份，成为“兄弟们”中的一员。 五四文学和鸳蝴派的“文化领导权”之争以前者的胜利而告终，其方法则是建立系统的文学史叙事，也就是《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建立，将最权威的阐释权牢牢掌握在了自己手中。 最后的所谓传统文化之争，无论是前期的《国粹学报》或是后期的《学衡》，都被打上了鲜明的舶来烙印。前者用以作为自己思想核心的“国粹”，原本是日本排华的一种策略；后者“新儒家”的思路，则是直接来自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但无论是以小学对抗儒家传统，或是放弃中西对立而追求世界文化之大同，甚至是白话文运动，如木山英雄所言，“文学复古”与“文学gm”其实殊途同归，他们的努力都是致力于创造一种民族的语言，为中国在崭新的“民族”概念中觅得一个还可以接受的位置。 道已注入肉身，这是主赐予的奇迹，而创世远未完成，那原初的肉身将用自己的声音命名万物，将主的道翻译成万物身上的清泉与光辉；而那穴中的人们也不再渴望看到一个“真实”的世界，他们拿起画笔，开始描摹影子的形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