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以器成，器以载道

《明代洪、永年间出版与文学关系研究》是以明初三朝为时间基点，探讨文学与出版关系的作品。有宋一朝及宋以降，话本、小说的出现，意味着真真切切的文学下沉和相对范围内的文化普及。这种知识层面的“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一方面源于精神层面的痛苦，宋和明末的政治压抑导致文人阶层转而寻求文学领域的精神庇护。另一方面，是实实在在的技术代际更新、勃发促进了文化昌盛。回到本书，就是具体阐述技术层面的出版与文学是如何相辅相成、动态互动。

需明确一点，本书中提到的“出版”仅指雕版、活字印刷，书籍传抄和石刻拓印的副本不在此列。

先看本书中论述的“出版对文学作品面貌的影响”。

出版会对文学面貌产生影响，出于以下三方面原因：对读者而言，出版的辐射面和传播速度与抄本时代相比，使读者的阅读量显著提高，读者阅读量的提升会反向对文学作品有更好的审美要求；对作者而言，当出版时代作品庞大的受众和流通性，会正向回馈，使作者重新思考、调整自己的写作模式和内容；对作品本身而言，分短期与长期影响，短期是“在作品纳入出版者计划、即将付梓的阶段，包括中央地方机构、书坊、家庭等主体在内的出版者，又会出于各自目的，干预文学作品的面貌。”长期而言，某段时期、某处地域的出版水平与整体喜好、风格，也会对该时该地作品有限定型影响。”

此处额外细说下“对作者而言”部分。书中有例，明中熊大木在《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的创作间程，“并非作品完稿后再斟酌何处应作点评，而是编撰时一写到读者可能有疑难处，就立即随手注释。”这是创作者在意识到传播广度和速度的情况下，有预设的一种写作姿态。

如果这种创作姿态在我们今日看来好似寻常的话，试举一近似例——美剧的创作。在有些国家的电视剧集是创作拍摄完成后播放的同时，美剧是边拍摄、边播放、边编写，随时根据观众喜好来调整后续剧情。哪种方式更好不予置喙，只例举这种创作方式更能加深对作品面貌的影响。

此外，本书还提到“宋代文学责任观念”，鉴于出版可以使作品流传更久、传播更广，创作者、传播者（出版业）“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自觉与审慎”。关于这点，需从两面看，一面是本书著者秉持的“准确传播的责任意识”；另一方面，宋明（尤其宋）来说，出版业的勃兴，引发了将前朝前代各种文本重新出版的风潮。抄本时代的文本难以回避异本的存在，那面对异本时，不同的出版者或出于自身的文化自信、或出于自身审美、或出于利润核算等等因素，各种谨慎或随意的更改、择本、定本亦是“文学责任观念”的反面事例。

出版对文学并非只有当下之功，而是全程参与了塑造文学史的进程。

中国有“道以器成，器以载道”的说法，借用此例，如果文学是“道”的话，那出版就是“器”。

一方面，出版是文学的生命线。出版对其时的文学编撰、出版，推动文学的发展；对前代作品，尤其是抄本时代那些小区域、私人间流通的、濒临失传的作品，通过重新整理出版被后代读者阅读，这种文学生命的再造与新生，续写和改变了某些作品及著者的文学史地位；另外，出版对“特定时代、特定作家、特定体裁的文学作品集结出版，又扩大相关文学流派、文学思潮对文坛的影响。”

以明小说为例。书中言：“涂秀红《明代讲史小说文体的兴盛与建阳刻书的关系》提出，明建阳书坊刊刻了诸多版本的《三国志演义》、《水浒传》以及多种讲史小说。”建阳之全国刻书中心之一的地位便于讲史小说的传播，进而促进讲史小说的文体兴盛。

另一方面，文学是出版的生命力。文学之盛才有出版之盛，甚或具体说，某部作品就能引发某时期的出版热点，出版业根据热点调整自身出版题材、数量与工艺，例如《牡丹亭》在明代的风行，不仅在文学领域出现巨大的作品边际效应，更是因《牡丹亭》及各种衍生文本的印刷成全了不胜枚举的书坊。

文学与出版，是道与器、里与表的关系。出版参与文学进程，文学对出版业发展亦起到作用。想起一句有点相干不相干的词，赵彦瑞的“一家姊妹，两般梳洗，浓淡施朱传粉。”

文学之兴，落地于出版，那总归是浓妆淡抹总相宜的。

依书中例，书坊出品除去代为刻印出版之外，还有自主出版的作品，这部分需书坊核算成本、自担风险来实现盈利目的。以诗集为例，降低风险的方式即“书坊主选择与诗坛流行风尚相符、受文人士大夫欢迎的作品出版，这样才有较多的购买者。”洪武年间，诗人尚唐之风，即有书坊主主动付梓《唐音》以谋利润，这便是文学对出版的作用力。

自印刷术诞生以来，正是这种文学与出版相裹缠的姿态，滋养了中国数千年的文脉与灵魂。

本书中还有诸多面与点，比如洪武至永乐年间出版情况、特点及洪、永年间书籍版刻信息等内容，囿于篇幅，此处不赘叙。总之书很好，亲读为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