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菜园为政治舞台，展现西方社会的理想政治秩序
以菜园为政治舞台，展现西方社会的理想政治秩序
无论是度假地里的、教区里的还是社区里的菜园，它们都向我们展示了一种人类与世界的关系，一种现实或理想的社会政治秩序。
弗洛朗·凯利耶《菜园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 年 9 月出版）
菜园代表着理想政治秩序：美从秩序中来
从中世纪到现代西方，菜园一直是宁静致远的避世之地，代表着人格的高尚、自然的静美以及人们恰如其分的园艺审美。
菜园一直与秩序和美感的象征，不管这两者的客体是植株还是由人组成的小社会。伟大世纪开始，精英们更愿意看到由园丁精心修剪得整整齐齐的果树，而不是在自然状态下肆意生长的树木。精英们之所以喜欢贴墙种植果树，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希望吃到时鲜时令的、口感鲜嫩的水果，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审美方面的考虑:他们更喜欢看到被人力驯化的、强烈秩序化的景观。 到了19世纪还有另外一股宗教思想在发展，这种思想反对工业革命，强调回归土地，并将菜园视为基督教家庭和古老秩序的保障，它还将一个从事农业、信仰天主教的健康法国与城市工业化、酗酒、社会主义、姘居、性病等危险对立起来。
伟大世纪的贵族菜园追求秩序井然和干净整洁，只有农民的菜园里才会出现不同品种植物混种的现象。乡间别墅以及城市贵族豪宅的菜园为了展现好品位，都会避免把不同种类的果
树混种在一起。相比农民菜园，贵族菜园的可用面积富足很多，所以就能更讲究。如果不同
品种的果树混在一块，就不能形成统一和谐的树列，而果园美不美就看这一点。
精英阶层精心建造的果蔬园遵循着法式古典园林的法则，园子里 有小径和花坛，整体布局对称有规则，各种元素排列整齐，各处 都由人认真打理过。这些小径上铺有细沙，而且人们会定期把它 们耙梳平整，这样主人们就可以轻松穿过园子，不用担心像粗俗的“卷心菜种植者”(指农民)一样，在园子里行走时把自己身上弄脏。根据园子主人的经济能力以及社会威望，园子里还会有其他装饰物，比如水 果和花园女神波摩纳(Pomona)和植物之神凡尔坦(Vertumne) 的雕像，装饰着果蔬与鲜花的丘比特雕像，放着各色水果的“丰裕之角” (des cornes d’abondance)雕塑，以及用大理石或其他石 料做成的长凳与花瓶。伟大世纪的贵族精心装饰着自己的园子，此时是贵族菜园的黄金时代。
这样一来，菜园似乎成了安放都市喧嚣和嘈杂的避难所，小却生机勃勃。对于现当代法国来说，菜园还原了那个由千百个传统的基督教家庭组成的，过去的法国。它还将一个从事农业、信仰天主教的健康法国与城市工业化、酗酒、社会主义、姘居、性病等危险对立起来。
菜园是让人卸下心防的小型政治舞台
海报、阅兵、宗教庆典，这些场域都是彰显当权者政治势力和优良品质的好机会，它们宏大、华丽、准确，内容可以被当权者完全掌握。然而这些场域和特殊时节都与日常生活有着一定的距离，毕竟它们都算是特定的日子，是每一年的少数时间；是时节，而非日常，是表演，而非生活。
如果把政治舞台换成一方菜园呢？绿油油、郁葱葱、种着海内外的植株，展示着彰显品位的园艺，在这里展现一个主教的勤奋和亲民，就算是很合格的政治“软广告”了吧？如果再命人以油画为媒介，记录下神甫亲自在菜园中播种、收获，与园丁亲切交流最新园艺知识的画面，那么看到画作的人民就很容易相信神甫亲民、亲切和辛勤。
如《菜园简史》的作者，法国新文化史的学者弗洛朗·凯里耶（Florent Quellier）所写的那样，菜园子“是定居的标志，是适宜的放松地点，是高贵身份的体现，是沉思的场所，它反映了把家庭管理得井井有条的理想，以及基督教热情好客的品质，它处于教区中心位置但又远离世俗的诱惑……菜园的这些特征完美符合教会礼仪的要求，因此，教士们纷纷投入到园艺工作中。”
如果说政治军事史主要解读的是一个国家政治舞台上的演员和剧本，那么以场域本身为主题的新文化史著作，则聚焦于场域如何辅助演员演戏，如何呈现他们为自己度身定做的剧本。从中世纪为了果腹的菜园逐渐变成了主人与园丁跨越阶级，就知识进行交流的场所，开始成为了小型社会，亦或是政治舞台的缩影。到了 18 世纪，菜园就成了法国贵族的展示橱窗，或“露天的百宝箱”，供贵族们第一世界大战时期，菜园又成为了稳住欧洲大后方，迎来战争胜利的象征，它收容了无所适从的、曾经被困于家宅的欧洲女性，让她们直接参与到粮食和蔬菜的种植中，共同为战争状态的祖国保证一个稳定的“大后方”。
如果说中式菜园代表着想象中个人对集体主义的逃离，那西方的菜园则绝对是公共的，乃至于公益的；毫无疑问，它是一种群体文化。十八世纪的欧洲神甫在菜园里亲自播种收成，教师们也带着学生在菜园里学习如何管理“小微经济体”，这也能为他们将来管理家庭或者更大单位的财政打下基础。通过计算和监督菜园的流水，青少年就能学会如何管理家庭流水以及家有植株和牲畜的账目。
菜园这个中型舞台，介于政治舞台和家庭舞台之间，有着与世俗繁杂相悖的宁静氛围。贵族、神职人员和教师在这个中型的日常“舞台”上展示起财富、品味和高洁特质，就显得不那么生硬、刻板和用力过猛，反而十分生活化。从近代早期的欧洲到现当代，西方的菜园从好的“宗教团建”场域，逐渐演变成了为移民、残疾人。学历较低者等边缘人提供就业机会的乌托邦。如果这些人群无法真正融入主流社会，那么菜园就为他们建立了小型社会，供他们建造小的信息茧房，交换生存必备的信息。
以菜园为切入点的新文化史书写：场域告诉我们哪些秘密
以菜园为场域书写历史，让我们窥见了西方概念史中对美与和谐的企望。
新文化史的书写，要么以生活元素（衣食住行）为切入点，要么以概念和符号（比如财富、美、死亡、爱）为切入点，而以场域为历史。而以场域为切入点则可以一并纪录符号与日常两者的变化，赋予历史书写更多的丰富性。
与《菜园简史》一样以小见大地通过场域来讲述宏观欧洲史中的政治、宗教和审美面向的书还有，《巴士底狱：一个国家监狱的秘密》（商务印书馆，2022）《凡尔赛宫的生活》（2005，山东画报出版社）。这些著作无一例外地挑选了一个能融合不同出身、阶级和知识背景的小型场域或者小型社会来书写宏观历史。这种书写给读者一种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般的历史体验感以及对原始材料（包括古籍、油画和雕塑等）的有效运用、总结和归纳。
澳门大学日常史专家王笛教授在接受《青年作家》杂志关于《茶馆》一书的采访时，如此解释新文化史被书写的意义：
“我们需要创造一种历史研究模式，这种模式就是除了研究精英、研究政治家、研究经济等这些重要的问题，我们同时也应该记载民众是怎么想的、怎么生活的，这样的历史才是平衡的，才是一个全面的历史。”
以场域为历史书写，就不用在以主题为轴和以时间线为轴两种惯常写法中做选择，而是可以开辟第三种写法：即场域本身带来的丰富性和可能性。正如《菜园简史》中所说：“菜园的围墙保护神父不会轻易受到世俗侵染，当神父需要主持圣事时，他又能走出菜园快速回到自己的信众中间。”
《菜园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责任编辑 陈佳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