裹挟的路途
奥斯曼帝国待机时间颇长、疆域范围广泛,最终走到十字路口时,如何选择呢?其实上述问题当属伪命题,身处漩涡当中的人、国家,往往难以体会到漩涡裹挟的力量,仿佛置身于台风眼般平静,却不知道自己的些微举动都会产生巨大影响。改变早已在不知不觉间发生。《帝国的伙伴》一书,以“之名”定位了帝国中心与外围之间的关系。正是这种平等但是松散的伙伴关系发酵,成为了影响奥斯曼帝国最终走向的重要一环。
首先,帝国这个词语就非常值得玩味。什么性质的国家可以被称为帝国呢?和我们熟悉的中国历史不尽相同,世界历史中被冠以“帝国”之名的国家,中央集权并不常见。松散的、分权的伙伴关系贯穿其中。这正是理解本书的一个关键。可以看到正因为分散的权力组成,形成了三股博弈的力量贯穿在18世纪奥斯曼帝国的演变史中。这种三股力量的博弈使得奥斯曼帝国的变革可能性陡增,为变革结果出现反复实际上埋下了伏笔。这也正是军事变革失效引致地方财税改革,最终三股力量共同推动造就了古怪的《同盟合约》的关键原因。
中央力量的削弱与地方力量的崛起成为了贯穿奥斯曼帝国革命年代的主线。严格意义来说,在松散的平等伙伴关系下,这样的走向是必然。但是为了保证帝国的运行,中央必须在某些重要问题方面加强与外省力量的争夺。例如对总督权力的把握、苏丹对财产的支配权等。但是这样的权力分配本就产生了矛盾,总督与中央之间的关系可以依靠“出资”来稳固,反过来也存在任后财产无法继承的可能性,因此需要分散财产。几番交锋下来,实际上鼓励了外省在帝制之外实施财政分权,正所谓将钱放在自己口袋里。
同时,幅员辽阔的国家无疑也增加了集权的难度。跨文化、跨宗教的外省纷繁实务,使得地方性成为了外省豪强的关键属性。换言之,中央委任治理者要么具有当地属性特征,要么因为不具有这一特征而丧失意义。地方社群成为了独立于政治体系之外的存在,而地方社群又实实在在影响着外省事物、伙伴关系。
至此,多股力量都已经登场。新军和近卫军在中央斗争实际上撕开了变革的窗户纸,让本已事实上存在的变动可能性、中央亟需调整等事实放在了眼前。外省变革增加,进一步蚕食着现有的中央外省关系,最终将这摇摇欲坠支撑了数世纪的帝国推向了变革。但外省伙伴地理位置分散、文化背景差异较大,使得伙伴间同样缺乏联合。多股力量反复博弈,力量此消彼长,最终的结果就是一次不那么一样的革命,没有一步到位的改革结果,与同一时期或更早时期欧洲彻底的变革不同,但是与亚洲诸国的路径也并不相似。横亘于亚欧之间幅员辽阔的奥斯曼帝国终将进入更为动荡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