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八十年代

说实话很久没有读到如此有趣，甚至会眼眶一热的书了。这或许也是“文学是热的，而学术是冷的”的缘故。从另一方面讲，它又是带我回到遥远的本科时代，甚至更久远一些。只不过无论是初中，还是大学，都处在一种压抑的渴望中。所以读到黄子平的那句：“编书，写序，不过是三个读书人，在80年代的中国，做的平常又平常的事罢了。”，自己才会眼眶一热。

或许小时候读的东西总会在不知觉地影响着后来的人生。对身处环境的不满，却很难为这种不满进行合理化的自己，几乎是自然地投身到文学之中。无名的焦灼与孤独，在百年前的救亡启蒙的号角中被消解了，或者说被转移了。如果说当时沉迷的是，把个人命运与民族命运联系起来，从而获得一种崇高，是一种宏大叙事的幻觉；那么长大之后，恰恰面临了一种梦醒了无处可走的茫然。

另外一点则是，对于同路人的失望。

我自己是深刻认同三人在文章中提到的观点的， 思维的飞跃是必须的，也即是概念的提出是必须。只敢说材料里有的东西，把文学研究变成材料整理，实在没意思。钱理群不客气地将之称为“爬行主义”（当然，后面也提到被批评了哈哈）。本来自己还有些刻薄话，就不说了。

复制下钱在《漫说文化》序言里的一些文字，今昔对照，颇为感慨。

这段心灵的历史的开端仿佛充满了温馨：1988年的春夏，对于我们三人都是令人怀想的岁月。大家安心地做自己想做、愿做的事情：平原在写出了奠定他的学术地位的博士论文后，又完成了《20世纪中国小说史》的第一卷，子平那些脍炙人口的当代文学评论，我的《周作人传》中最有灵气的部分，都写于这个时节。当时我们颇有一种自由感与松弛感，能够以洒脱、从容的心态来品味文学史上有文化意味的“闲话”风散文，并且有了编“一套文章好读、装帧好看的小书”，供自己与三五好友赏玩的“雅兴”，如子平、平原所回忆，《漫说文化》丛书的最初动议就产生于这种宽松、宽容的文化氛围之中。但从1988年冬天开始，文人的心态开始浮躁，气氛也日趋严峻起来。我们三人都身不由己地卷入浪潮中，却又感到了几分惶惑。1989年5月我在为编入“文丛”的《说东道西》写“序”时，情不自禁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我于是发现我们的‘学者’都文学化、情绪化了；我又想起了鲁迅的话：文学需要热，学术研究则是需要冷的。那么，我们现在还不是潜心做学问的时代。‘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不仅指外在客观环境，更指我们内心的不平静。这既可悲，而又无可奈何。自然，我们只能在绝望中挣扎。因此，我们一面不能不不断地陷入时代情绪的漩涡中，一面又不断呼唤理性与冷静。”但政治的逻辑远比文人的呼唤更有力量，也更严峻。我的序言竟被勒令重写，而且终于有了这一天：我和我的妻子，平原、晓虹夫妇，得后、赵园夫妇，聚集在蔚秀园我那间狭窄的书房里，与“去国远游”的子平、玫珊和他们的孩子话别。我至今仍保留着当时摄下的照片：我们依旧笑着，却也掩不住内心的凄然与茫然。我们絮絮地谈着闲话，小心地避开沉重的离别，又在偶尔的沉默里，感受到心灵的相应与相契：坚信自己与对方都会坚守住某一块精神的圣地。我们果然谁也没有停笔：平原写出了他的《千古文人侠客梦》，我写了《丰富的痛苦》，子平则出版了论文集。当读到子平新书上“幸存者的文学”赫然几个大字时，我甚至受到了灵魂的震动；几乎同时，子平在听说我患病仍不肯放弃写作时，也感到鼻酸：尽管远隔重洋，我们竟有如此的心灵的感应，还有什么比这更可珍贵的呢？

后来，《漫说文化》丛书终于出版，而且成了畅销书，而且“引”出了无数花花绿绿的这“丛书”、那“选本”，在“文化市场”上很是热闹了一阵子。有人说我们是“始作俑者”。我们反而越发不安，甚至感到是“命运”又一次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当看到我们心血的结晶为了商业的需要而惨遭凌迟——序言被删，煞费苦心的编排被任意打乱，其中一本连编者的名字也干脆挖去……我们真是哭笑不得。当年编书的雅兴，理想主义的天真，如今化成了自我解嘲。

如今又煞有介事地为编辑成册的序言写篇“序言”，至少在我是出于一种“顽童”的心态：既表现老天真的痴心不变，又要戳一个洞，与“时尚”闹点小别扭，如此而已。

1994年除夕写毕于南郊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