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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资本主义是比喻资本主义进入了信息时代，信息网络技术成为资本主义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并对整个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和社会政治制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因此，数字资本主义，也就是信息时代的资本主义。1999年，美国教授丹·希勒（Dan Schiller）指出：“在扩张性市场逻辑的影响下，因特网正在带动政治经济向所谓的数字资本主义转变。”他还以《数字资本主义》为书名发表了一本专著，系统论述信息网络技术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种种影响。
资本主义进入了信息时代，这是当代西方左翼和右翼学者共同的判断。西方学者通常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进入了信息时代或信息社会：信息技术产生了革命性的飞跃，成为当代先进科学技术的代表；以信息产业为基础的新经济成为发达国家的支柱产业；以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为表征的网络社会已经到来。
狭义的信息革命，指的是微电子、电脑、电信、广播、电视、光电和网络技术的突破性发展，及其对整个社会经济和社会生活所带来的革命性变化。广义的信息革命则还包括生物工程、遗传工程及纳米技术的突破性发展。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来说，离开信息技术，不消说其整个经济生活无法运转，其整个社会生活也无法正常运转。以著作《信息时代》三部曲著名的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主张使用广义的信息技术和信息革命概念。他说：“和其他人一样，我所指的信息技术包括微电子、电脑（硬件和软件）、电信、广播，以及光电等汇合而成的整套技术。此外，和其他分析家不同的是，我把遗传工程及其日益扩大的相关发展与应用，也包括在信息技术里。这不仅是因为遗传工程的焦点是对生物信息符码的解码、操纵，以及最后的重组，也是因为生物学、微电子学和信息科学无论在应用与材料上，甚至更基本的概念取向上，似乎已经彼此汇聚互动……。在20世纪最后20年里，围绕着较广义的信息技术核心，在先进材料、能源、医学应用、制造技术（目前或未来可能出现的技术，例如纳米技术）与传输技术等方面，都产生了许多重大突破”。
信息经济（information economy）也称知识经济（knowledge economy），其一般含义是，生产、交换、流通、管理和消费等关键的经济活动过程已经基本信息化，信息技术成为影响生产效率和生产过程的关键因素。以信息技术为依托的生产领域称为信息产业，它已经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支柱产业或主导产业（leading industries），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信息经济的特征是，“由于它转变为信息科技为基础的技术范式，使得成熟工业经济所潜藏的生产力得以彻底发挥。”“工业经济必须变得信息化和全球化，否则就会崩溃。”信息经济成为当代西方发达国家新经济的基础。吉登斯说，信息技术和通讯技术是这种新经济的动力媒介，但它的承担者是知识工人，即拥有知识和技术却并不直接创造物质产品的新式工人。因为知识经济已经成为现代经济的基础，所以，国家必须培植社会的“知识基础”来释放信息经济的全部潜力。
信息化、网络化和全球化被认为是信息时代的主要特征。不仅经济生活变得信息化、网络化和全球化，而且整个社会生活也日益变得信息化和网络化。尼古拉· 尼葛洛庞蒂形象地指出，整个世界已经因为日益依赖于信息技术而变得数字化，人类已经进入“数字化生存”时代：个人信息和娱乐节目的传送与接收，使大众传媒概念得以重新定义。对孩子们来说，学校将变得像博物馆和运动场，而众多的思想观念将在互联网中汇聚，全世界的孩子从这里走向社会化。数字化的星球看起来就像针头。许多民族国家的价值观将让位给这些或大或小的电子社会价值观。我们将在数字化的邻里关系中得以社会化，在这种关系中，物理上的空间已经不相关，而时间也将扮演不同的角色。
由于信息技术和信息经济的高度发达及其对整个社会生活的决定性影响，西方学者认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已经转变成信息社会，或者用卡斯特的话来说变成了 “信息资本主义社会”（informational capitalist society）。卡斯特通过对西方七个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变迁的分析，指出这些发达国家已经具备了信息社会的主要特征：l）农业就业逐渐凋零；2）传统制造业就业的稳定衰退；3）生产者服务和社会服务的兴起；前者强调的是企业服务，而后者则强调医疗保健服务；4）作为工作来源的服务业活动日趋多样化；5）管理性、专业性和技术性的工作快速增加；6）事务员和销售员组成的“白领”无产阶级形成；7）零售业就业所占比例显著且相对稳定；8）职业结构的顶端和底层同时增加；9）职业结构随着时间而有相对的升级，需要更高技术与高等教育的职业所占的比例，增加的速度比低层次工作的增加还要快。
与其他西方学者不同，左翼学者在论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信息化、网络化和数字化时，其强调的重点在于指出这些变化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性质，反而加剧了新的贫富两极分化。正如丹·希勒所看到的：“从长远来看，日趋严重的社会不平等现象带来的种种问题丝毫没有好转的迹象。我们很难认为社会富裕程度的差异是上个历史阶段的残留。这种差异显然是由数字资本主义本身造成的。”他引用权威数据指出：“今天，占美国总人口 1％的最富有阶层拥有全国21.4％的财富，总资产不低于60万美元的美国人增加到410万人。”“美国最富有的1／5和最贫困的1／5家庭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生活在贫困之中的儿童比例从1969年的14％急剧攀升到 1998年的 20.5％。”
西方左翼学者特别强调的是，数字资本主义不仅没有克服原有的贫富两极分化，反而产生了新的不平等和不公正，导致了信息化资本主义特有的“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所谓数字鸿沟，简单地说就是人们在占有和使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和信息工具方面的差距。这一新的鸿沟不仅存在于国家的层面，也存在于国际的层面，还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地区、性别和种族之间。
“美国是数字资本主义的发祥地，现在仍是数字资本主义的领导核心。”同样，美国也是数字鸿沟最明显的国家。提姆·鲁克指出，数字化极大地提高了资本增殖的机会，加速了掌握信息专业技术与没有信息技术的劳动力之间的分层化，使美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数字鸿沟。他举例说，妇女占美国人口的5l％，但只有约 20％的人从事技术性的工作。土著美国人、西班牙商和亚裔美国人占美国劳动力总数的25％，但只有其中不到7％的人从事计算机和信息技术行业的工作。硅谷的高级职员中72％是白人，4％是亚裔美国人，黑人只有0.6％，而西班牙裔美国人则几乎近于零。“尽管时下人们谈及因特网正在被'每一个人'使用，但美国商业部最近的报告显示，只有32. 7％的美国人是因特网用户。此外，被称之为'数字比特'的网上资产阶级将拥有利益、潜力和胜利，而这些东西是与物质社会的非在线'贫民'所追求的东西直接对立的。”1998年一项关于美国的调查也显示，“接入网络的富裕家庭（收入在75000）美元以上）是低收入家庭的20倍，在使用电脑方面，前者也是后者的9倍多。”“在不同收入和学历的、不同人种和种族的。年老的和年轻的、单亲家庭和双亲家庭的、有能力的和无能力的美国人之间，存在着惊人的网络接入方面的鸿沟。”提姆·鲁克分析说，首先，互联网的网路、服务器以及主节点只是属于少数人的，而大多数人只通过买卖和租赁的方式才能使用它们。其次，要想进入计算机世界，你就得付出大量的精力、金钱和时间。所以，他得出结论说：“财富的不均以及非在线状态下地位的差异直接导致了网络环境下巨大的不平等。”
数字鸿沟在国际层面甚至比国家层面还要明显。西方发达国家由于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先进的科学技术，正在享受信息经济和网络社会所带来的种种好处，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那些经济不发达国家，则正致力于解决温饱问题，甚至正在饥寒交迫中挣扎，没有更多的资源和机会去享受信息社会的好处。不仅从传统的意义上说，穷国与富国之间的两极分化正在进一步加剧；而且从信息经济的意义上说，两者之间的数字鸿沟也变得日益明显。皮帕·诺里斯（Pippa Norris）说：“全世界的网民从 1994年的约33万人猛升到2000年末的3.77亿人。然而，目前只被5％的世界人口所享用。”这5％的人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美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 4.7％，却占互联网使用人口的26.3％；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国家占世界人口的19％，但却占互联网使用者的91％。诺里斯借用经合组织的话提出警告说：“处在技术变革前沿的富裕国家进一步增强了它们在新知识经济中的领导地位，但网络的好处远没有普遍地渗入到南方国家和中东欧国家，至于撒哈拉以南非洲、拉丁美洲和东南亚等地区的最贫穷国家，则完全是一片空白。”
西方左翼学者深刻地注意到了新的数字鸿沟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他们清醒地看到，造成新的数字鸿沟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体系中业已存在的贫富不均和机会不公。财富越多、教育程度越高、权力越大的群体，享受信息社会的好处就越多；反之，越是贫穷、越是没有权力、教育程度越低，享受信息社会的好处就越少；那些处于社会最低层的弱势群体，很可能不仅没有享受到信息社会的好处，反而增加了一种新的剥夺。贫富差距导致了数字鸿沟，反过来，数字鸿沟又进一步加剧了原来存在的贫富差距，扩大了原来的“财富鸿沟”。不仅如此，由于在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信息技术的影响和作用远远超出了经济领域，而扩大到政治和文化等所有领域，数字鸿沟的产生也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政治参与和精神生活产生了极其不利的影响。弱势群体由于不拥有信息技术和信息工具，他们就不能享受电子政务带来的便利，不能享受网络媒体的信息，不能运用先进的信息工具参与政治生活，等等。所以，有的学者指出，数字鸿沟也导致了新的“文化鸿沟”和“民主鸿沟”。 “最终，网络强化了已存在于社会关系中的不平等，并把它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资本主义进入了信息时代，这是当代西方左翼和右翼学者共同的判断。西方学者通常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进入了信息时代或信息社会：信息技术产生了革命性的飞跃，成为当代先进科学技术的代表；以信息产业为基础的新经济成为发达国家的支柱产业；以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为表征的网络社会已经到来。
狭义的信息革命，指的是微电子、电脑、电信、广播、电视、光电和网络技术的突破性发展，及其对整个社会经济和社会生活所带来的革命性变化。广义的信息革命则还包括生物工程、遗传工程及纳米技术的突破性发展。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来说，离开信息技术，不消说其整个经济生活无法运转，其整个社会生活也无法正常运转。以著作《信息时代》三部曲著名的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主张使用广义的信息技术和信息革命概念。他说：“和其他人一样，我所指的信息技术包括微电子、电脑（硬件和软件）、电信、广播，以及光电等汇合而成的整套技术。此外，和其他分析家不同的是，我把遗传工程及其日益扩大的相关发展与应用，也包括在信息技术里。这不仅是因为遗传工程的焦点是对生物信息符码的解码、操纵，以及最后的重组，也是因为生物学、微电子学和信息科学无论在应用与材料上，甚至更基本的概念取向上，似乎已经彼此汇聚互动……。在20世纪最后20年里，围绕着较广义的信息技术核心，在先进材料、能源、医学应用、制造技术（目前或未来可能出现的技术，例如纳米技术）与传输技术等方面，都产生了许多重大突破”。
信息经济（information economy）也称知识经济（knowledge economy），其一般含义是，生产、交换、流通、管理和消费等关键的经济活动过程已经基本信息化，信息技术成为影响生产效率和生产过程的关键因素。以信息技术为依托的生产领域称为信息产业，它已经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支柱产业或主导产业（leading industries），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信息经济的特征是，“由于它转变为信息科技为基础的技术范式，使得成熟工业经济所潜藏的生产力得以彻底发挥。”“工业经济必须变得信息化和全球化，否则就会崩溃。”信息经济成为当代西方发达国家新经济的基础。吉登斯说，信息技术和通讯技术是这种新经济的动力媒介，但它的承担者是知识工人，即拥有知识和技术却并不直接创造物质产品的新式工人。因为知识经济已经成为现代经济的基础，所以，国家必须培植社会的“知识基础”来释放信息经济的全部潜力。
信息化、网络化和全球化被认为是信息时代的主要特征。不仅经济生活变得信息化、网络化和全球化，而且整个社会生活也日益变得信息化和网络化。尼古拉· 尼葛洛庞蒂形象地指出，整个世界已经因为日益依赖于信息技术而变得数字化，人类已经进入“数字化生存”时代：个人信息和娱乐节目的传送与接收，使大众传媒概念得以重新定义。对孩子们来说，学校将变得像博物馆和运动场，而众多的思想观念将在互联网中汇聚，全世界的孩子从这里走向社会化。数字化的星球看起来就像针头。许多民族国家的价值观将让位给这些或大或小的电子社会价值观。我们将在数字化的邻里关系中得以社会化，在这种关系中，物理上的空间已经不相关，而时间也将扮演不同的角色。
由于信息技术和信息经济的高度发达及其对整个社会生活的决定性影响，西方学者认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已经转变成信息社会，或者用卡斯特的话来说变成了 “信息资本主义社会”（informational capitalist society）。卡斯特通过对西方七个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变迁的分析，指出这些发达国家已经具备了信息社会的主要特征：l）农业就业逐渐凋零；2）传统制造业就业的稳定衰退；3）生产者服务和社会服务的兴起；前者强调的是企业服务，而后者则强调医疗保健服务；4）作为工作来源的服务业活动日趋多样化；5）管理性、专业性和技术性的工作快速增加；6）事务员和销售员组成的“白领”无产阶级形成；7）零售业就业所占比例显著且相对稳定；8）职业结构的顶端和底层同时增加；9）职业结构随着时间而有相对的升级，需要更高技术与高等教育的职业所占的比例，增加的速度比低层次工作的增加还要快。
与其他西方学者不同，左翼学者在论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信息化、网络化和数字化时，其强调的重点在于指出这些变化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性质，反而加剧了新的贫富两极分化。正如丹·希勒所看到的：“从长远来看，日趋严重的社会不平等现象带来的种种问题丝毫没有好转的迹象。我们很难认为社会富裕程度的差异是上个历史阶段的残留。这种差异显然是由数字资本主义本身造成的。”他引用权威数据指出：“今天，占美国总人口 1％的最富有阶层拥有全国21.4％的财富，总资产不低于60万美元的美国人增加到410万人。”“美国最富有的1／5和最贫困的1／5家庭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生活在贫困之中的儿童比例从1969年的14％急剧攀升到 1998年的 20.5％。”
西方左翼学者特别强调的是，数字资本主义不仅没有克服原有的贫富两极分化，反而产生了新的不平等和不公正，导致了信息化资本主义特有的“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所谓数字鸿沟，简单地说就是人们在占有和使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和信息工具方面的差距。这一新的鸿沟不仅存在于国家的层面，也存在于国际的层面，还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地区、性别和种族之间。
“美国是数字资本主义的发祥地，现在仍是数字资本主义的领导核心。”同样，美国也是数字鸿沟最明显的国家。提姆·鲁克指出，数字化极大地提高了资本增殖的机会，加速了掌握信息专业技术与没有信息技术的劳动力之间的分层化，使美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数字鸿沟。他举例说，妇女占美国人口的5l％，但只有约 20％的人从事技术性的工作。土著美国人、西班牙商和亚裔美国人占美国劳动力总数的25％，但只有其中不到7％的人从事计算机和信息技术行业的工作。硅谷的高级职员中72％是白人，4％是亚裔美国人，黑人只有0.6％，而西班牙裔美国人则几乎近于零。“尽管时下人们谈及因特网正在被'每一个人'使用，但美国商业部最近的报告显示，只有32. 7％的美国人是因特网用户。此外，被称之为'数字比特'的网上资产阶级将拥有利益、潜力和胜利，而这些东西是与物质社会的非在线'贫民'所追求的东西直接对立的。”1998年一项关于美国的调查也显示，“接入网络的富裕家庭（收入在75000）美元以上）是低收入家庭的20倍，在使用电脑方面，前者也是后者的9倍多。”“在不同收入和学历的、不同人种和种族的。年老的和年轻的、单亲家庭和双亲家庭的、有能力的和无能力的美国人之间，存在着惊人的网络接入方面的鸿沟。”提姆·鲁克分析说，首先，互联网的网路、服务器以及主节点只是属于少数人的，而大多数人只通过买卖和租赁的方式才能使用它们。其次，要想进入计算机世界，你就得付出大量的精力、金钱和时间。所以，他得出结论说：“财富的不均以及非在线状态下地位的差异直接导致了网络环境下巨大的不平等。”
数字鸿沟在国际层面甚至比国家层面还要明显。西方发达国家由于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先进的科学技术，正在享受信息经济和网络社会所带来的种种好处，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那些经济不发达国家，则正致力于解决温饱问题，甚至正在饥寒交迫中挣扎，没有更多的资源和机会去享受信息社会的好处。不仅从传统的意义上说，穷国与富国之间的两极分化正在进一步加剧；而且从信息经济的意义上说，两者之间的数字鸿沟也变得日益明显。皮帕·诺里斯（Pippa Norris）说：“全世界的网民从 1994年的约33万人猛升到2000年末的3.77亿人。然而，目前只被5％的世界人口所享用。”这5％的人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美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 4.7％，却占互联网使用人口的26.3％；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国家占世界人口的19％，但却占互联网使用者的91％。诺里斯借用经合组织的话提出警告说：“处在技术变革前沿的富裕国家进一步增强了它们在新知识经济中的领导地位，但网络的好处远没有普遍地渗入到南方国家和中东欧国家，至于撒哈拉以南非洲、拉丁美洲和东南亚等地区的最贫穷国家，则完全是一片空白。”
西方左翼学者深刻地注意到了新的数字鸿沟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他们清醒地看到，造成新的数字鸿沟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体系中业已存在的贫富不均和机会不公。财富越多、教育程度越高、权力越大的群体，享受信息社会的好处就越多；反之，越是贫穷、越是没有权力、教育程度越低，享受信息社会的好处就越少；那些处于社会最低层的弱势群体，很可能不仅没有享受到信息社会的好处，反而增加了一种新的剥夺。贫富差距导致了数字鸿沟，反过来，数字鸿沟又进一步加剧了原来存在的贫富差距，扩大了原来的“财富鸿沟”。不仅如此，由于在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信息技术的影响和作用远远超出了经济领域，而扩大到政治和文化等所有领域，数字鸿沟的产生也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政治参与和精神生活产生了极其不利的影响。弱势群体由于不拥有信息技术和信息工具，他们就不能享受电子政务带来的便利，不能享受网络媒体的信息，不能运用先进的信息工具参与政治生活，等等。所以，有的学者指出，数字鸿沟也导致了新的“文化鸿沟”和“民主鸿沟”。 “最终，网络强化了已存在于社会关系中的不平等，并把它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