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治家格言与明末清初二三事
朱柏庐名用纯,字致一，生于明万历年间。其父朱集璜，是明末的学者。清《南疆绎史》考证称：昆山朱集璜，为文靖公天麟族人。因此朱柏庐也算是明皇族远亲。事实上在明末遗作中，对其父的评价远比朱柏庐高。徐枋的《朱先生传》中是这要评价朱集璜的：素有学行，为乡井所推重。教授弟子，多至数百人。数论郡邑利害，当事咸信听之。当时朱集璜与复社人交好，又同情东林党人，但却始终未曾参与政事。这里就不得不提到东林党和复社。
万历朝前首辅顾宪成被贬回乡后，在家乡无锡重修东林书院，并在此讲学，集会。东林书院则成为江南谈论国家时事的舆论中心，在此谈论国事的人则称自己为东林党人，后又有多人官入朝堂，史称东林内阁。由于谈论时政，抨击奸权，触动当时的专权的阉党，阉党党头魏忠贤借“挺击、红丸、移宫”三案打压东林党，后两方多次较量，史称东林党争。
而复社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涉入党争，取代激进派东林党，采取温和上谏的路线。后阉党在苏州抓捕东林党人周顺昌，引发暴动，遭镇压，市民首领颜佩韦等五人为了保护群众，挺身投案，英勇就义。次年，崇祯皇帝即位，罢黜魏忠贤，阉党失败，为了纪念死去的五位烈士，复社领袖张溥写下《五人墓碑记》。郑成功亦是南京复社成员。
其后清兵入关，顺势南下，破南京。朱集璜与同乡共守昆山，城破，投河自尽。《南疆绎史》称：集璜投东禅寺后河死。在《徐枋传》中称赞：一时俊彦，以殉国及不降清称高节。
此事对朱柏庐影响极大，他当时二十八岁，昼夜恸哭,痛不欲生。时其弟用白、用锦尚幼,从商遗腹未生。此时可看出当时其为家中唯一男儿，侍奉老母, 下抚育弟妹。当时清豫亲王多铎攻陷扬州，怒扬州军民抗战不降，为扬威解恨，下令屠城，十日后封刀。后又有明降将持“削发令”屠嘉定。时局混乱，流民四散，为避清军，朱柏庐带老母与弟妹逃入乡间。文称：播迁流离,备极艰辛。待局势稍定,朱柏庐才返故里。后来因敬仰晋人王哀攀柏庐墓之义,自号柏庐。其后年月居乡教授学生,潜心治学,以程、朱理学为本,提倡知行并进,躬行实践。他深感当时的教育方法，使学生难以学到真实的学问，故写了《辍讲语》，反躬自责，语颇痛切。曾用精楷手写数十本教材用于教学。生平精神宁谧，严以律己。
在《治家格言》中曾提到“读书志在圣贤，非徒科第”，此句看似无意，实则有意。这就要提到康熙朝的博学鸿儒科。康熙十七年，平定“三藩之乱”后，国事渐稳，于是为笼络明朝知识分子，于是开博学鸿儒科，这是清政府为了笼络山林隐逸和名儒硕彦而增开的一个特殊的制科，用以消弭士人与清廷的对抗情绪，并命令各地举荐并送至北京，几乎要将明朝遗老都网罗到政府之下。又下诏编纂诸经解及《古今图书集成》。但仍有不少人宁愿冒杀头的危险，力辞不就， 朱柏庐亦是其中一员，史上说：康熙帝多次征召授予博学鸿词科，他均坚辞不受。这是一种作为文人的气节，再是其父死于兵祸，他也不可能效忠一个蛮朝廷，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只能教书育人，事实上他也断绝了自己从仕的道路，朱柏庐后来又坚拒地方官举荐的乡饮大宾。值得注意的是，所谓乡饮不过是乡人的一种聚会方式，儒家在其中注入了尊贤养老的思想，使一乡之人在宴饮欢聚之时受到教化。而宾则是乡饮酒礼举乡里处士之贤者。他如此拒绝清廷的官位，也摆明了要将自己的“遗老”做到底。而当时的明末文人领袖顾炎武、黄宗羲，傅山等，也坚辞博学鸿儒科，并戏称“博学鸿词”不如“清歌妙舞”。
至于《朱子家训》是否真如人们所说的那么好吗？在文中，朱柏庐大篇幅的谈论齐家修身之学，事实上他已无治国平天下之心，更无其能，反而倒是有一种作为寻常老百姓的感觉，其中谈到的“庭除，检点，俭约，祭祀，教子”显然是生活常态，在脱离了战乱后，重归安宁的生活，似乎更宣扬一种安分守己的生活态度--安分守命，顺时听天。文人气节还在，但文人之思索似乎消失了，没有一种入仕的态度，使朱柏庐变得腐化，只是一味的在家庭生活中寻求儒家所能达到的和谐。这是一种对生活的悲观，或说是对自我的一种放逐，将自己的心愿放在子孙和弟子的身上。这里固然有不仕清的气节，但作为当时的明朝遗老，从民族意义上已经是一种背叛。从“为官心存君国，岂计身家”中，已经看出，他对于子孙仕清的一种默许。再如历来对此文的评价高，主要是由于此文符合儒家的生活观点，更有几句脍炙人口的语句，如“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并不是此文给百姓生活的带来多大的变化，朱柏庐只是总结了一种更为优越，更符合儒家思想的生活态度，并传其子孙，此文只是一种理想化的生活方式，真正达到的又有几人，这是以圣人的思想来规范凡人的作为。这只是治家格言，称为家训，只是后人传承的谬误，看其行文，恐怕朱柏庐真正想的是让每个人都看到，而不只是他的子孙。而向这样未提及先祖，未提及生平的文章能否称为家训，这是可疑的。因而黄山书社在出版的时候，书名为《朱柏庐先生治家格言》。而没用家训二字，至于很多人认可的名言警句，古代中国不多吗？而真正能称得上家训类的警言文章也就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其在内容上更注重以作者一生的经验，旁征博引，告诫子孙为人治学之道，立身行事之准。虽没有《治家格言》那么多的名言，但更多一分平实之感，而少一丝说教之意。
朱柏庐晚年倒也安分的成了一个教书人，对当时愿和他交往的官吏、豪绅，以礼自持。其一生也非波澜壮阔，只是生长于乱世，倒也显得复杂。他因《治家格言》而青史留名，对于子孙，史上却无多少记载，正印其言“为人若此，庶乎近焉”。
ps 要不是暑假作业，我是不会认真写的，要是真按家训中的做，肯定就是封建主义的一板砖
万历朝前首辅顾宪成被贬回乡后，在家乡无锡重修东林书院，并在此讲学，集会。东林书院则成为江南谈论国家时事的舆论中心，在此谈论国事的人则称自己为东林党人，后又有多人官入朝堂，史称东林内阁。由于谈论时政，抨击奸权，触动当时的专权的阉党，阉党党头魏忠贤借“挺击、红丸、移宫”三案打压东林党，后两方多次较量，史称东林党争。
而复社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涉入党争，取代激进派东林党，采取温和上谏的路线。后阉党在苏州抓捕东林党人周顺昌，引发暴动，遭镇压，市民首领颜佩韦等五人为了保护群众，挺身投案，英勇就义。次年，崇祯皇帝即位，罢黜魏忠贤，阉党失败，为了纪念死去的五位烈士，复社领袖张溥写下《五人墓碑记》。郑成功亦是南京复社成员。
其后清兵入关，顺势南下，破南京。朱集璜与同乡共守昆山，城破，投河自尽。《南疆绎史》称：集璜投东禅寺后河死。在《徐枋传》中称赞：一时俊彦，以殉国及不降清称高节。
此事对朱柏庐影响极大，他当时二十八岁，昼夜恸哭,痛不欲生。时其弟用白、用锦尚幼,从商遗腹未生。此时可看出当时其为家中唯一男儿，侍奉老母, 下抚育弟妹。当时清豫亲王多铎攻陷扬州，怒扬州军民抗战不降，为扬威解恨，下令屠城，十日后封刀。后又有明降将持“削发令”屠嘉定。时局混乱，流民四散，为避清军，朱柏庐带老母与弟妹逃入乡间。文称：播迁流离,备极艰辛。待局势稍定,朱柏庐才返故里。后来因敬仰晋人王哀攀柏庐墓之义,自号柏庐。其后年月居乡教授学生,潜心治学,以程、朱理学为本,提倡知行并进,躬行实践。他深感当时的教育方法，使学生难以学到真实的学问，故写了《辍讲语》，反躬自责，语颇痛切。曾用精楷手写数十本教材用于教学。生平精神宁谧，严以律己。
在《治家格言》中曾提到“读书志在圣贤，非徒科第”，此句看似无意，实则有意。这就要提到康熙朝的博学鸿儒科。康熙十七年，平定“三藩之乱”后，国事渐稳，于是为笼络明朝知识分子，于是开博学鸿儒科，这是清政府为了笼络山林隐逸和名儒硕彦而增开的一个特殊的制科，用以消弭士人与清廷的对抗情绪，并命令各地举荐并送至北京，几乎要将明朝遗老都网罗到政府之下。又下诏编纂诸经解及《古今图书集成》。但仍有不少人宁愿冒杀头的危险，力辞不就， 朱柏庐亦是其中一员，史上说：康熙帝多次征召授予博学鸿词科，他均坚辞不受。这是一种作为文人的气节，再是其父死于兵祸，他也不可能效忠一个蛮朝廷，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只能教书育人，事实上他也断绝了自己从仕的道路，朱柏庐后来又坚拒地方官举荐的乡饮大宾。值得注意的是，所谓乡饮不过是乡人的一种聚会方式，儒家在其中注入了尊贤养老的思想，使一乡之人在宴饮欢聚之时受到教化。而宾则是乡饮酒礼举乡里处士之贤者。他如此拒绝清廷的官位，也摆明了要将自己的“遗老”做到底。而当时的明末文人领袖顾炎武、黄宗羲，傅山等，也坚辞博学鸿儒科，并戏称“博学鸿词”不如“清歌妙舞”。
至于《朱子家训》是否真如人们所说的那么好吗？在文中，朱柏庐大篇幅的谈论齐家修身之学，事实上他已无治国平天下之心，更无其能，反而倒是有一种作为寻常老百姓的感觉，其中谈到的“庭除，检点，俭约，祭祀，教子”显然是生活常态，在脱离了战乱后，重归安宁的生活，似乎更宣扬一种安分守己的生活态度--安分守命，顺时听天。文人气节还在，但文人之思索似乎消失了，没有一种入仕的态度，使朱柏庐变得腐化，只是一味的在家庭生活中寻求儒家所能达到的和谐。这是一种对生活的悲观，或说是对自我的一种放逐，将自己的心愿放在子孙和弟子的身上。这里固然有不仕清的气节，但作为当时的明朝遗老，从民族意义上已经是一种背叛。从“为官心存君国，岂计身家”中，已经看出，他对于子孙仕清的一种默许。再如历来对此文的评价高，主要是由于此文符合儒家的生活观点，更有几句脍炙人口的语句，如“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并不是此文给百姓生活的带来多大的变化，朱柏庐只是总结了一种更为优越，更符合儒家思想的生活态度，并传其子孙，此文只是一种理想化的生活方式，真正达到的又有几人，这是以圣人的思想来规范凡人的作为。这只是治家格言，称为家训，只是后人传承的谬误，看其行文，恐怕朱柏庐真正想的是让每个人都看到，而不只是他的子孙。而向这样未提及先祖，未提及生平的文章能否称为家训，这是可疑的。因而黄山书社在出版的时候，书名为《朱柏庐先生治家格言》。而没用家训二字，至于很多人认可的名言警句，古代中国不多吗？而真正能称得上家训类的警言文章也就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其在内容上更注重以作者一生的经验，旁征博引，告诫子孙为人治学之道，立身行事之准。虽没有《治家格言》那么多的名言，但更多一分平实之感，而少一丝说教之意。
朱柏庐晚年倒也安分的成了一个教书人，对当时愿和他交往的官吏、豪绅，以礼自持。其一生也非波澜壮阔，只是生长于乱世，倒也显得复杂。他因《治家格言》而青史留名，对于子孙，史上却无多少记载，正印其言“为人若此，庶乎近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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