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文明的成長

本書以時間為線索，人祭宗教的興廢為切入點，通過富有感染力的語言，塑造了商朝“殺人”祭祀的血腥畫面，細緻地再現了周族領袖滅商過程中的心理活動，讓讀者可以“身臨其境”地體會三千年前那場推動華夏文明成長的歷史事件。

李碩先生具有長時段視野，他在全書的開篇部分便分析了新石器時代的社會複雜化進程，指出戰爭行為和活人獻祭在早期權力的鞏固上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此外，作者並未完全接受戰爭催生國家的觀點，而是進一步指出族群間合作，建立和平環境，對於族群政權的興盛具有重要意義。

作者在考古資料的運用上頗為大膽，作者在使用農業考古資料時，引入“千粒重”的概念，指出二里頭文化族群的主糧，並非粟米而是水稻；他通過鄭州商城發現的大型青銅器“窖藏”坑與短時間內集中掩埋的人頭骨，得出商朝中期曾經短暫出現過廢除人祭的宗教信仰，並藉助中原地區發現的南方陶器和盤龍城考古資料的一致性，認為這種和平的宗教信仰可能來自南方。

作者這種大膽解讀材料的學術風格，也可以反映在他對於史料的解讀上。作者對於《周易》的解讀，主要使用高亨先生的觀點，脫離道德倫理的說教視角，指出《周易》爻辭很可能是文王對人祭現象的隱秘記述，文王演周易的目的，在於實現自我說服，為翦商提供理論支撐。諸如此類不一而足。

讀完此書，筆者也有一些個人的思考。首先本人對於作者構建的商朝血腥畫面並不認同，作者在選用商代史料時，有很明顯的傾向性，選取的人祭材料很多，塑造出了一副商人自上而下熱衷殺戮的畫面，但實際上，商人使用的人牲，都是擁有他者身份的，換句話說他們在商朝人眼中不具有人的屬性，而是與牲畜同類。甲骨文中有不少商王關心親族和重臣情況的占卜記錄，這些反映商人同教兄弟姐妹間的情感記載，很可能是華夏早期精英認同中很重要的一部分。類似的內容也可以從藁城臺西遺址那處懸掛人頭的房址裏看出來，假如以今人視角來看，這處房屋顯然是屠宰場，但居住在其中的商人武士，很可能是通過這種行為，展示他們的身份認同和榮譽意識，這實際是與後世士人精神有契合之處的。筆者認為，從甲骨文和《商書》記錄來看，商朝已經形成了一套宗教準則，商王扮演的角色，比較符合馬克斯韋伯描述的“卡裏斯瑪”領袖。商朝社會處於理性化的初始階段。周人的宗教改革，實際上是把較為平和的宗教活動，構建為中華文化的大傳統。但西周的道德論述並未和後世儒家的道德論述完全一致。周人的祖先崇拜和殲滅商朝的勝利，使得文王和武王這些英雄祖先的行為價值，成為西周貴族的行事準則，并形成了一種宗教戒律式的儀軌。直到春秋初期，大部分的貴族，都表現出了受到這種儀軌影響，而表現出來的機械性的行為模式。而在同時代的習俗上，人殉行為一直作為一種小傳統，存在於中華文明的體系裏，但周人已經不再把它視作大傳統的文化素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