添一个平时作业，写的很烂，留作纪念吧

如果我们需要一个明确的定义来说明“后现代”是如何在史学领域施加它于上世纪后半叶飓风般的影响力的，那么我想新文化史将会是一个绝佳的注脚。上世纪八十到九十年代，新文化史迅速扩张，涌现了一大批新的经典，一方面用文化研究的角度和方法刷新了传统政治史、思想史、社会史等领域，同时更开拓出史学研究的诸多新领域，构成了波澜壮阔的新文化史运动，而美国学者罗伯特·达恩顿于1995年撰写的《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是其中研究法国旧制度文化舆论空间之下形成的一种对封建制度的“诽谤”的文化模式的著作，在新文化史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地位。

新文化史甫一出现，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它是基于旧有的政治文化史的话语体系发展出来的，与此同时又是对自19世纪的兰克学派到二战后兴起的社会史将历史学科学化的现代主义史学潮流的批判——新文化的叙事史并非是针对前科学时代基佐或是米什莱叙事传统的一种回归，而是从中生发的一组全然不同的理论假设和叙事策略的新的范式。自现代主义的史学发展以来，这种被持续追求的“客观真理”（或者说以社会学为基础的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被新文化史的新范式所消解了，它将人类社会视作了一个多元的，充满偶然性的开放体系——或者用更加耸人听闻的论调来定义：即“上帝为自己的存在确立根据的唯一方式，即是摧毁一切确定的内容，把根据从祂自己身上驱逐出去”、“上帝失去了理智”（齐泽克：《自由的深渊——世界的年代》P11、36），如果说上帝意图构建自身的主体性尚且需要将自己堕入疯狂，那么史学的传统被无意义的消解似乎也是必然的结局。

新文化史的风格与它之前的社会史研究不同，与社会学相比它更青睐于语言学的范式，或者说语言学当中的符号学。在后现代的批判中能指和所指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在这里我借用了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的概念，他认为语言是由符号构成的，而符号又由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两部分组成）。对于索绪尔来说，符号的这两个部分被一条任意的纽带聚合起来，而这种聚合在后现代的语境中被赋予了新的意义：能指（语言符号）和所指（所指之事物）之间并不一定是一一对应的，符号在使用过程当中会脱离原来所指之事物而变成某种意义的象征。这种抽象性的过程使得人类运用话语体系去塑造历史的过程被新文化史学家们所“发现”，而这也是我们即将在《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这本书当中所看到的。

本书所叙述的唯一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法国大革命的根源是什么？是伏尔泰和卢梭们发动（“没有祭坛的王座”和“没有王座的祭坛”，以及将两个概念都抛弃掉的百科全书派）然后被旧制度的精英阶层们心领神会的启蒙运动吗？达恩顿在书中通过连篇缀牍的解释反对了这一观点。法国大革命是旧制度的精英们为王室举办的一场长达十年的葬礼，而葬仪的主角早在1789年这一节点的四五十年前就早已病入膏肓；革命起源于国王神圣性的消解，而这种消解来源于底层民众、书商、出版商、出版工人、偷渡客、落魄文人和阅读者们——作者在四百多页的篇幅中着重提到了这一群体，虽然到最后达恩顿也没有展示出十八世纪的阅读者们真正的阅读模式，所共同参与的消磨，即法国大革命的参与者并非仅仅是第三等级在羽球场宣誓的穷汉子们，旧制度的受益人和压迫者一并埋葬了旧制度本身。

与上次读书笔记中记录的关于《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的读书笔记一样，达恩顿在《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中依旧把瑞士纳沙泰尔出版社的出版材料作为主要的依据来源，在本书中，达恩顿依然致力于探讨“如何通过一个小问题来揭示巨大的事件结构”，用一本书的篇幅去探讨法国边境货柜中隐藏着的“哲学书”们是如何颠覆十八世纪欧陆最为强盛的封建专制政权的。十八世纪的法国不存在图书与电视网路新媒体的竞争，但图书流通依然存在于这样一个流言、谣言、笑话、歌谣、漫画涂鸦、招贴画、讽刺诗歌、传单、书信、报纸横流的社会，现在的我们或许只能通过书籍去了解这些二百年前的媒介，而这又引出了本书一直在书写的终极主题：达恩顿想要探讨的便是，1789年之前的人们究竟都在看些什么书？是《开放的特里萨》、《快乐的少女》这种色情文学吗？是《哲学通信》、《关于王权的哲学论文》这种政治哲学演论吗？是《2440年》《姆皮欧先生历史日志》这样的政治诽谤作品吗？作者在本书内容中始终没有以一种确定性的语气说明法国民众阅读行为的具体模式——就好像我们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说明白当代人的阅读模式一样：或许是网路新媒体？营销号？电子书？纸质书？政治评论？互联网论坛？信息交流软件？我们当然不能傲慢地认为18世纪人的智识就低于当代，故而我们也不能用一种轻率的态度去考量他们的阅读体验，这也是作者在本书中想要去表达的部分。

本书是作者在图书史领域做出的一次尝试，用以拓宽对文学作品在文化史空间中影响的理解。通过发现全社会的读者接触的是什么书，以及读者应当如何理解这些书（这正是我在前文所提到的阅读体验，作者在叙述中将其尽力模拟了出来），人们就可以把文学作品作为公众文化体系的组成部分进行研究，这种看法必然是要以更为民俗的文学作为考察的主体，同样意味着我们将放弃那些彪炳史册的巨著——正好比作者在第一章就点出的那个丹尼尔·莫奈在1912年便已经指出的问题：18世纪的私人藏书拍卖目录收集汇总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在20，000本藏书当中仅存一本，好像在1789年以前，似乎鲜有人读过这本18世纪最伟大的政论，法国大革命的圣经。这种“可怕”的历史事实究竟为何而存在，达恩顿在书中通过详实的历史证据和严谨的历史与哲学书写证实了这一点。（莫奈的叙事当然是言过其实的，但是它同样代表了某种要素，使得我们得以在研究旧制度时期的文学之时抛弃掉那些名作家的影响——至少是他们在贵妇人的沙龙当中的影响，从地下文学的渠道考量文学作品在摆脱路易十五时期令人尴尬的被专制权力所雇佣的阶段之后在公民主权方面迸发出的生机与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