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胡说和牢骚

1，这本选本的前言年代感强烈，然而选诗却很正常，这也就是它经久不衰的原因吧。 2，选诗三百，全集二千七，占九之一；选词一百，全集三百五，占三之一。而我根据之前读苏轼词遗留的印象竟还觉得遗漏好词尚有余，而选诗已觉捉襟见肘。 3，之前看黄庭坚的七律，十之八九都是送别、酬赠、唱和，苏轼这类诗也很多，体裁也多为七律。因为七律确实好写，挺适合这种临时之作，但要写好似乎比七绝还难。整个宋诗，感觉受中唐的影响很深，比盛唐还深。白居易让宋人诗多了一分平易，也带来不少坏毛病。一是白本身的近体律诗就不太耐读，学之者可想而知，二是他和元稹的“琴瑟和鸣”搞得这种文人圈层风气愈演愈烈。亲近的人就已经比疏远的人难写，又如此高频率、广范围，是故情多而易滥，意深而近伪，重人事，自然就成为一种可有没无的陪衬，故少风致。三是题材的扩大必然伴随着质量的严重参差。日常生活动辄入诗，写诗已经不止是自觉而几乎是功利化的行为，贪多务得，必然免不了少有研精覃思而多泛泛而谈。诗中有“诗”——喜欢在诗中提到诗和作诗，“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的矫情也就在劫难逃。 4，“取法乎上，仅得乎中。”这种说法是很成问题的，实际上，学李杜以李杜自期而画虎不成反类犬的人大有人大，反而不如那些从小家入手的人有成效。唐诗里面，抛开成就不谈，我最喜欢的就是刘禹锡，但一直以来为着所谓的“站得高，看得远”不好意思大肆宣扬。但苏轼学刘禹锡的成效显著，从诗歌的整体成就上来说，苏轼至少是不逊色于刘禹锡的，人家也不觉得学刘禹锡似乎委屈了自己的大才华、大本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