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于人物,不止于人物
一本有意思的党史史料,夹杂着当事人的回忆与评判。开篇历史决议保命的确有点红色幽默,不过想想所涉议题和正规出版物的特点,可以想到薄一波先生写作此书时一定也是如履薄冰,有些事只能点到即止。不过也正因此,对于薄一反常态严厉批评的那些问题,读者大约也可以想见其严肃性。 【史料价值】 如其题所言,本书主要讲述的是1949-1966年间国家重大决策的制定过程,以leaders的讲话、书信、会议、行动为主要内容,因作者身份的缘故,其筛选出的重点材料和看待问题的视角很有参考价值。但同样,本书有“为尊者讳”的色彩,许多细节难以展开,倒是适合与《荜路维艰》对读,后者的取材与之类似,而批评尖锐很多。 【人物着墨】 本书所构筑的“政治主线”,大约可称之为“毛zedong-刘少奇”矛盾,几乎在所有议题上,两位高层的观点都产生过冲突,而且其往往分别作为党内两大主要思想倾向的代表。陈云、邓小平、邓子恢、李富春、李先念是经常出现的中央领导,但主要涉及经济业务方面,对“权斗”所涉不多。对周恩来提及较少(可能因为周总理当时主管外事)。书中尤为注重毛的行为(这符合当时国家政治生活的特点),可以看到毛如何一步步走向固执己见、个人崇拜、专权独断的过程。 【由本书所引发的、对1949-1966国家重大决策的思考】 (1)权力结构:建国后十七年间,党内权力结构总体上始终保持以毛为中心,这总体上是有利于国家政治稳定的,但也因此形成了一个“放大器”结构,毛的主张正确时能够迅速动员全国,但他犯错误时影响也十分剧烈,乃至其他中央leader难以挽回。更重要的是,对毛影响力的过度放大和制衡因素的缺乏,使得无论正确错误,毛思想的多变性,本身就成为政治不稳定的祸源,他今天往左、明天往右,缺乏稳定性,国家无法承担这种政策风向的多变。 (2)法治缺位:毛时代,中国长期缺少法律,“政令治国”,这主张了政策的不稳定性,广大干部群众难以形成对未来的有效预期,在集权体制下,这使得他们难以发挥自身能动性,一切“听凭上面决定”,这进一步造成中央错误决策无人约束。 (3)实事求是:实事求是不只是原则问题,更是做法问题,需要领导干部扎扎实实的调研,十七年的历史证明,每次大规模实地调研之后,中央都更能制定出符合国情的决策。但是,需要“亲自调研”才能掌握情况这件事本身,已经说明我国当时缺乏合理的下情上达机制,正常化的信息渠道“不足取信”。 (4)越级领导:法制缺位与过度集权造成了越级领导的盛行。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基层政府不是听上级文件行事,而是根据中央的“讲话”“文章”“精神”决定事务,在具体做法上又非常任意,可谓是同时具备集权和分权的弊病;另一方面,毛沿袭战争年代的策略,非常喜欢大搞群众性运动,同时将官僚主义视为思想认识问题,希望建立国家领导-人民群众的直接联系。然而,历史经验证明,群众性运动无助于解决官僚主义,后者也不是思想问题而是制度问题,必须依靠制度化的民主监督而非“刮风”来整治。 (5)理论中立:从前我常不解当代政治话语中的一些“既要又要”,认为这是在说废话。然而,毛时代的经验说明,如果没有既要又要,就很可能像“只反右不反‘左’”一样,走上无可挽回的偏激化。换言之,既要又要是一种理论中立,使得持两边立场的人都能平等论述己方观点,以便于及时纠错。 (6)知识缺位,“理论”盛行: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社科知识分子与党内政治的隔绝,造成国家大政方针全部来自只有经验、但缺乏科学方法论、而且自我封闭的“理论家”,这使得党的思想方面时常陷入混乱。比如,讲了那么多年,党也没有搞明白什么是“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右派”等,这些政治概念缺乏科学论述与实践检验,而且相关的新名词不断被发明出来,这就使得下级对中央只能领会到“风向”而领会不到具体意思,理论概念长期模糊化、任意化,“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种现象同时导致一旦要调整认识时,中央只能想到“左了就右,右了就左”,把复杂社会现象全部归纳到一维坐标轴里,国家的政策调整就是在整体上不断摇摆不定,基本没有超过三年的长期性政策,这完全不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 【总结】 从政治学/历史学研究的角度,本书有助于细化对党内决策过程的理解,既要认识到毛在该时期国家政治中的决定性作用,也要认识到不是什么事情都是毛单独说了算,领导集体中间有很复杂的互动关系,毛有许多问题也是受到环境和个别人的影响。同时,我们也需要跳脱出传统史学过分偏重人物的框架,看到新中国史研究的导向并非把“历史责任”“归罪”“归功”给谁,而是通过决策看到中央集体领导国家的方式,分析历史的偶然性与必然性(避免归罪于标志性的偶然事件),看到有哪些责任来自某些领导个人的取向,又有哪些是全国政治的结构性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