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于人物，不止于人物

一本有意思的党史史料，夹杂着当事人的回忆与评判。开篇历史决议保命的确有点红色幽默，不过想想所涉议题和正规出版物的特点，可以想到薄一波先生写作此书时一定也是如履薄冰，有些事只能点到即止。不过也正因此，对于薄一反常态严厉批评的那些问题，读者大约也可以想见其严肃性。 【史料价值】 如其题所言，本书主要讲述的是1949-1966年间国家重大决策的制定过程，以leaders的讲话、书信、会议、行动为主要内容，因作者身份的缘故，其筛选出的重点材料和看待问题的视角很有参考价值。但同样，本书有“为尊者讳”的色彩，许多细节难以展开，倒是适合与《荜路维艰》对读，后者的取材与之类似，而批评尖锐很多。 【人物着墨】 本书所构筑的“政治主线”，大约可称之为“毛zedong-刘少奇”矛盾，几乎在所有议题上，两位高层的观点都产生过冲突，而且其往往分别作为党内两大主要思想倾向的代表。陈云、邓小平、邓子恢、李富春、李先念是经常出现的中央领导，但主要涉及经济业务方面，对“权斗”所涉不多。对周恩来提及较少（可能因为周总理当时主管外事）。书中尤为注重毛的行为（这符合当时国家政治生活的特点），可以看到毛如何一步步走向固执己见、个人崇拜、专权独断的过程。 【由本书所引发的、对1949-1966国家重大决策的思考】 （1）权力结构：建国后十七年间，党内权力结构总体上始终保持以毛为中心，这总体上是有利于国家政治稳定的，但也因此形成了一个“放大器”结构，毛的主张正确时能够迅速动员全国，但他犯错误时影响也十分剧烈，乃至其他中央leader难以挽回。更重要的是，对毛影响力的过度放大和制衡因素的缺乏，使得无论正确错误，毛思想的多变性，本身就成为政治不稳定的祸源，他今天往左、明天往右，缺乏稳定性，国家无法承担这种政策风向的多变。 （2）法治缺位：毛时代，中国长期缺少法律，“政令治国”，这主张了政策的不稳定性，广大干部群众难以形成对未来的有效预期，在集权体制下，这使得他们难以发挥自身能动性，一切“听凭上面决定”，这进一步造成中央错误决策无人约束。 （3）实事求是：实事求是不只是原则问题，更是做法问题，需要领导干部扎扎实实的调研，十七年的历史证明，每次大规模实地调研之后，中央都更能制定出符合国情的决策。但是，需要“亲自调研”才能掌握情况这件事本身，已经说明我国当时缺乏合理的下情上达机制，正常化的信息渠道“不足取信”。 （4）越级领导：法制缺位与过度集权造成了越级领导的盛行。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基层政府不是听上级文件行事，而是根据中央的“讲话”“文章”“精神”决定事务，在具体做法上又非常任意，可谓是同时具备集权和分权的弊病；另一方面，毛沿袭战争年代的策略，非常喜欢大搞群众性运动，同时将官僚主义视为思想认识问题，希望建立国家领导-人民群众的直接联系。然而，历史经验证明，群众性运动无助于解决官僚主义，后者也不是思想问题而是制度问题，必须依靠制度化的民主监督而非“刮风”来整治。 （5）理论中立：从前我常不解当代政治话语中的一些“既要又要”，认为这是在说废话。然而，毛时代的经验说明，如果没有既要又要，就很可能像“只反右不反‘左’”一样，走上无可挽回的偏激化。换言之，既要又要是一种理论中立，使得持两边立场的人都能平等论述己方观点，以便于及时纠错。 （6）知识缺位，“理论”盛行：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社科知识分子与党内政治的隔绝，造成国家大政方针全部来自只有经验、但缺乏科学方法论、而且自我封闭的“理论家”，这使得党的思想方面时常陷入混乱。比如，讲了那么多年，党也没有搞明白什么是“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右派”等，这些政治概念缺乏科学论述与实践检验，而且相关的新名词不断被发明出来，这就使得下级对中央只能领会到“风向”而领会不到具体意思，理论概念长期模糊化、任意化，“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种现象同时导致一旦要调整认识时，中央只能想到“左了就右，右了就左”，把复杂社会现象全部归纳到一维坐标轴里，国家的政策调整就是在整体上不断摇摆不定，基本没有超过三年的长期性政策，这完全不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 【总结】 从政治学/历史学研究的角度，本书有助于细化对党内决策过程的理解，既要认识到毛在该时期国家政治中的决定性作用，也要认识到不是什么事情都是毛单独说了算，领导集体中间有很复杂的互动关系，毛有许多问题也是受到环境和个别人的影响。同时，我们也需要跳脱出传统史学过分偏重人物的框架，看到新中国史研究的导向并非把“历史责任”“归罪”“归功”给谁，而是通过决策看到中央集体领导国家的方式，分析历史的偶然性与必然性（避免归罪于标志性的偶然事件），看到有哪些责任来自某些领导个人的取向，又有哪些是全国政治的结构性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