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戴景贤：略论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作者简介】戴景贤，字嘉佑，祖籍安徽合肥，1951年出生于中国台北。曾师事著名史学家钱穆逾二十载，博士毕业于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长期担任高雄中山大学特聘教授，曾任该校文学院中国文学系教授兼主任，耶鲁大学东亚语文系、“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学访问学者。研究领域涵括学术史、思想史、美学、文学批评与中西思想比较。现已出版《明清学术思想论集》《王船山学术思想总纲及其道器论之发展》《钱宾四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论集》《宋元学术思想史论集》等著作。

【文章来源】节录自《钱宾四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

钱先生第二部重要之著作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其写作之时间为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六年，部分与《系年》重叠。其时钱先生已由中学转至大学任教，此书系钱先生为当时于北京大学所开设之课程而作。 在其前，唯梁任公曾于清华大学讲此课，亦有成书。任公乃清季今文学运动中一人，又多与民初新学风通声气，为大师，故其书于身后出版，极为世重。 而在此前，任公为蒋方震(字百里，1882—1938)《欧洲文艺复兴史》一书作序，成《清代学术概论》°一小册，已启端绪。 任公论学术史，有二项基本观点：其一为注意“分段之特性”；其二为注意“思潮之反动”。此二项观点，固为近代西方论学术史者所常有，然于中国学界，则有特殊之意义。 因中国旧有之论学方式，虽有所谓“流变”之概念，然学者对于古代历史，乃至古代学术，有其甚深之尊崇、仰慕之心理：故论学往往着重其根概所自出，而于其因应时代环境所不自觉陶转之性格，常易忽略：亦因此门户是非之见，不易摆脱。 任公早年从康南海(有为，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1858-1927)学所谓“今文经学”，虽常不嫌意于其师“刘歆(字子骏，公元前50—后23)伪经”、“孔子改制”说之武断，”然康氏变“经学”为“子学”，一扫前人尊经崇古之见，任公则推服不置；认系清末思想解放不二之功臣。 任公既得此启示，又自严又陵(复，字几道，1854-1921)所译书中得所谓“进化”之观念，后遂渐有“学术发展”之历史观。 其早年所著，有《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书。而其考论学术史之途径，则一方面受章太炎以欧西哲理与印度唯识比论中国思想之影响，一方面又受胡适之审别“学术史料”与注意“时代背景”之刺激，后遂续成《老孔墨以后学派概观》、《诸子考释》、《古书真伪及其年代》诸书。 而因任公自清末以来，即特意研究墨子，著有《子墨子学说》、《墨子之论理学》29等书或文，故胡适之《哲学史》讨论“名”、“墨”之关系，亦迅即启发其区别学术问题与学术方法之眼光；以是任公后论墨子，亦取此新得，重新检视《墨经》与墨家之论理学，写成《墨经校释》与《墨子学案》二书。 至于论及近代学术，任公则盛称清代学术中之“考证”方法，以之与胡适之所号召“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之说合流。 任公著《清代学术概论》一书，另有一写作之动机，即应胡适之之请，欲以此书阐明“今文学运动”与其同时代学术间之关系。 而任公所发展之说之巧妙，则在以中国历来“学术门户”之争执，配合其所浅取之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辩证发展”之论法，将中国学术之历史，区分为“先秦学术”、“两汉六朝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与“清学”五部；企图揭除其表象，而联系其内在分段发展之线索。 而于任公《概论》一书之所论中，有一显见最不同情之阶段，即米明之理学，此盖因当时人深觉中国以悠久光灿之古国，而询至于文明落后，“古史观念”之过于理想化，与“伦理观念”之予人以过多之束缚，两者为根本之原因；而皆由“理学”建设之方式有以致之，故任公即令欲于所谓“理学流弊”之论述外，另觅“理学”之价值，亦不免受同时代意见之影响。 因此其书之于理学，着重讨论其所采取乃至损益佛说之处，认系其真精神；而以其必要附名于儒学，为厚诬于孔子。至于任公解释清代学术之发展，则一以“反动”于宋明理学为说；又谓其“以复古为解放”之目标，由宋而上，实必至于最后对于孔子、孟子而寻求解放不止。 故凡乾隆、嘉庆时期之考证，与所谓“今文经学”之疑古，在其见，皆认为乃同有怀疑、批评之态度，因而其所表现，具备“学术方法”上之重大意义。 唯以梁氏讨论清代学术之二部专著相互比较而言，凡以上所述，皆《概论》一书之意见，至于其最终撰写有关此一时期之学术史，“逐步解放”之论则已不谈；止维持“共同思潮”之说。 凡《概论》中所极力张大晚清“今文学”之地位，认与“乾嘉”乃平分清代学术主导之意见.亦尽去其语；仅止以之依附于“清代整理旧籍成绩”项下，而另着重讨论明清之际所以启导于清学之实质内容。书亦改以《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为名。 此外，于其书中最可注意者，任公对于理学之发展，似已确认其所蕴含之儒学成分；仅以明末王学片面之流弊，认系“学风转变”所针对。 而全书亦增入对于清初以来儒者个人气节之描述，与清人学术精神与实际政治间关系之讨论；论渐趋于平实。 且谓：清代学术之倾向于客观考察，工夫泰半用于纸片，实际尚另有一潜藏之支流，即是着重于实践；此一支流屡起屡伏，极有特色而较前进步，惜未能发扬光大，今后仍有扩充蜕变之余地。 此论与《概论》认为清学功在“方法”，时至今日可以功成身退之见，盖已有着眼点之不同。特究极而论，任公此项转变终嫌过迟；其“经学”之观念，既早为“今文学”所破，“儒学”之观念，又受其“分段”概念之切割。 彼对于孔子学说之真正造境，与儒学之所以成为一项“学术传统”之特性，仍未远于星年从学手康氏时留意于“陆王”与“孟子”，以及后来《先秦政治思想史》看重先秦各家政治思想之所见：故其最后著成之《近三百年学术史》，最大之价值，仍仅限于人物之介绍，与其学术成绩之描述。对于解决中国学术史之诠释问题，任公仍缺乏完整而详尽之定见。 钱先生《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作，基本上近于梁著之后作，而不同意于其前作之《概论》。钱先生之反对晚清今文家说，最先见于撰作《系年》期间之《刘向歆父子年谱》，乃驳康南海“伪经说”；续又为《周官著作时代考》，亦论“今古文”问题。两文皆刊《燕京学报》。 荐其稿者，即当时提倡康氏说甚力之顾颉刚。”而对于今文学运动影响下考辨古史(即前文所述之第一项)之过于怀疑之态度，钱先生亦抱持异议；其意见则见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成书前一年所作之《崔东壁遗书序》。 崔述书人所鲜知，当时系因胡适之之提倡，而为人所注意；其遗书之全部，及相关资料，则由顾颉刚负责搜集、标点。胡、顾当时皆以提倡“新考证”得大名，而崔氏则以异时而同有“怀疑”之精神受重视。 然崔氏过于信“经”，故凡诸子所载事不见于经籍者，皆有所疑；而当时之考辨，则所择之重点，在于儒术之“经学”观念中，所秉持之古史观。同于疑，而所以疑者实异。 钱先生重要之意见，则在认为：“古史之实际”，与“某一时代人对于古史之想象”乃两事；考辨古史诚重要，了解前人对于古史之一番活泼之想象，亦是研究前人历史之一要项。 学界于国难之方殷，而群趋于考古，其所为虽曰“辨伪”，虽曰“考信”，实则乃虑夫国人长久以来对于已往文化之自傲自安，而思有所矫挽：其集矢于儒术，必求反乎其见，非无所激而然。 故经艺之中有晚出之伪，固当考辨，其本身亦有足资考信于史者，亦不当忽视其价值。如疑禹为虫，属神话时代，不信有所谓“三代”，即属“轻疑”之例。至于儒学中之古史观，其在中国历史，亦自有教育人才，会聚文化力量之功效；苟不通于儒术，不明于儒家所言之经义，则亦必无以见出中国历史之精神。 钱先生此文中所强调“经学作为儒术”之意义，基本上与清季以来“今文学”以经学考据之方法，破除“经学”作为“儒学”与“史学”联系之桥梁，而希望变化出一种自由之“子学”，乃至接引西方近代史学之新趋，从而建设出种“新史学”，如梁氏《历史研究法》”一书所期盼，可谓大异其趣。 由此可见，钱先生于其面对时代学术问题之同时，其衡断“学术史”之观念内里，实有一不同于当时人观察中国“智识阶层”与其文化之眼光；且对于“儒学”与“儒术”之展演，亦有其特殊之贯通中国历史之理解。 故钱先生之论叙清学，其所着重，实更在于其学术精神之转换，而非仅止于学者实际运用之研究方法，或成绩。此种对于“儒学”之理解，最重要之点，一方面系要于义理思想之发展上，将各时期之儒学发展加以比较，以期能寻找出其基本共通相承之本质，与相异之时代特性；另一方面，则又祈求能从“儒术”之观点，将中国“经学”与“史学”之精神与成就，融入于相通之学术观念之中。 中国传统学界所谓“汉、宋”与“今、古文”之门户问题，于梁任公所思借“学术史”之观念予以破除而未能毕其功者，在钱先生之书中，可谓皆已具体达成。 钱先生此种以“儒学历史”为基础之“中国学术史”观点，特别表现于其对于明末清初学术之叙述，及对于戴东原(震，1724-1777)、章实斋(学诚，1738-1801)二人之衡论。 戴、章及清初诸儒，亦皆民初学者所极力表章者。然凡当时所持以表章之学术观念，如看重戴氏“理”、“欲”之辨，看重章氏“官学”、“私言”之分别，及论“纪事本末”一体之意见，乃至清初诸儒之民族气节种种，皆属个别与当时学界所重视之问题相关；对戴、章二人于宋以下之儒学史上所应占有之地位，及其所显示之意义，则并未有一超乎“经”、“史”与“义理”各自意义之上之“学术整体观”。 而钱先生之所以于明末诸儒之前，犹追叙于两宋，作为其《近三百年学术史》之《引论》，则寓有其溯本于“整体儒学”之微意。 钱先生论中国学术发展与中国古史，于解决时代共同问题之同时，有其绝不同于民初一般思潮之处；此点又可见于彼与《学术史》并时而著之《秦汉史》一书。 此书亦系钱先生于北大授课时所写成之讲义。全书最重要之着眼点有二：其一为秦、汉制度之来历；其二则是秦皇焚书、汉武表章五经之真相。此二点，亦皆系针对当时流行之史论而来。 梁任公《清代学术概论》一书，自言其少从康南海游时，尝自为说，谓二千年来儒学之宗派屡变，实皆盘旋于荀子之学肘下；后游京师，先后获交夏穗卿(曾佑，1863-1924)，谭复生(嗣同，号壮飞，1865-1898)，论相符契，遂同以“排荀”为运动。 及康氏倡设孔教会，定国教、祀天配孔，彼乃于《新民丛报》为文，论驳其议：大意谓：中国学术之光昌，莫盛于战国，以有思想之自由；及秦皇焚书，而思想一室，汉武罢题百家，而思想又室。自汉以来，号称行孔教二千余年于兹，实皆持所谓表章某某、罢黜某某为一贯之精神，故思想束缚于一点，不能自开生面。且谓凡此，皆二千年“保教党”所生之结果。 今若取梁氏此说，以读谭复生之《仁学》，“与夏穗卿之《中国古代史》，“则知以中国二千年之政治为专制，秦皇、汉武乃先后为功，且指称所谓“儒术”者，特帝王取便于专制所御用，其所尊于孔、孟者，乃虚言，其内里则实为荀子以传李斯、韩非，乃至汉儒之术，凡此种种所说，皆任公当时若干今文学者，有感于时变所抱持之对于中国历史与学术之基本看法。 其后胡适之著《哲学史》，以秦皇、汉武之措施，为中国古代哲学受挫中绝之原因；冯芝生(友兰，1895-1990)承继为说，以“武帝表章五经”为划分周秦“子学时代”与汉武以后至于清之“经学时代”所依凭之界线；实皆受此逐渐普遍之观念所影响。 钱先生《秦汉史》书中对于上述所谓“专制”、“驭用”之说，未明白辩驳，然其书将秦人政制之创建，与其焚书之心态予以分别，而于汉人之因袭秦制(包括设立博士官学)中，又择出汉代儒术与吏治之关系，详加讨论，基本上即是欲以阐明：观察政治，制度与人才，乃当分别重视之两项。 制度之设立，出于历史发展之需求，果其不受心态转移(秦人焚书与汉人慕古于心态上正相反对)之影响，而能传衍因袭，则其间必有超乎“个人因素”之事理(秦人变法又可上溯于六国之措施)。 至于一时代所进用人才之素质，与其观念、风气之状态，亦有其时代之特色，须多方考察(故秦汉制度虽相因袭，其所以为治，亦未可一概而论)。凡此皆应有各自独立之观察角度，不能一体混说。

本文选自《钱宾四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特此摘录，以飨读者。 与 钱先生第二部重要之著作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其写作之时间为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六年，部分与《系年》重叠。其时钱先生已由中学转至大学任教，此书系钱先生为当时于北京大学所开设之课程而作。 在其前，唯梁任公曾于清华大学讲此课，亦有成书。任公乃清季今文学运动中一人，又多与民初新学风通声气，为大师，故其书于身后出版，极为世重。 而在此前，任公为蒋方震(字百里，1882—1938)《欧洲文艺复兴史》一书作序，成《清代学术概论》°一小册，已启端绪。 任公论学术史，有二项基本观点：其一为注意“分段之特性”；其二为注意“思潮之反动”。此二项观点，固为近代西方论学术史者所常有，然于中国学界，则有特殊之意义。 因中国旧有之论学方式，虽有所谓“流变”之概念，然学者对于古代历史，乃至古代学术，有其甚深之尊崇、仰慕之心理：故论学往往着重其根概所自出，而于其因应时代环境所不自觉陶转之性格，常易忽略：亦因此门户是非之见，不易摆脱。 任公早年从康南海(有为，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1858-1927)学所谓“今文经学”，虽常不嫌意于其师“刘歆(字子骏，公元前50—后23)伪经”、“孔子改制”说之武断，”然康氏变“经学”为“子学”，一扫前人尊经崇古之见，任公则推服不置；认系清末思想解放不二之功臣。 任公既得此启示，又自严又陵(复，字几道，1854-1921)所译书中得所谓“进化”之观念，后遂渐有“学术发展”之历史观。 其早年所著，有《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书。而其考论学术史之途径，则一方面受章太炎以欧西哲理与印度唯识比论中国思想之影响，一方面又受胡适之审别“学术史料”与注意“时代背景”之刺激，后遂续成《老孔墨以后学派概观》、《诸子考释》、《古书真伪及其年代》诸书。 而因任公自清末以来，即特意研究墨子，著有《子墨子学说》、《墨子之论理学》29等书或文，故胡适之《哲学史》讨论“名”、“墨”之关系，亦迅即启发其区别学术问题与学术方法之眼光；以是任公后论墨子，亦取此新得，重新检视《墨经》与墨家之论理学，写成《墨经校释》与《墨子学案》二书。 至于论及近代学术，任公则盛称清代学术中之“考证”方法，以之与胡适之所号召“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之说合流。 任公著《清代学术概论》一书，另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