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女时的杨苡奶奶真美

之前读过《杨宪益杨苡兄妹译诗》，从杨苡奶奶的文字中认识了她，这本是杨苡口述的自传，看到奶奶年轻时的样子，真是大家闺秀的气质。

这是那个年代的旧式家族的事。十七岁的杨苡在天津的“美丽照相馆”照了“美术照”，老板拍得很用心，放大了搁在橱窗里，还上了色。有次母亲路过照相馆看到，觉得只有那些舞女之类的时髦女子才放在大庭广众让人看，我们这样的大户人家“不兴这个”。老板把这张拿下来后，不知怎么后来又把另一张放上了橱窗。

这张照片后来又被刊登在了天津的报纸《妇女新都会》上，栏目标题叫“负心的男人，女子身心上的感觉”。那时候杨苡和母亲都不在天津了，照相馆老板才“偷偷摸摸”做了这么一件事。

杨苡生于1919年，是五四运动那一年。新文学运动中对她影响zui大的是巴金，她从十七岁时就开始给先生写信。她的家和巴金笔下的《家》很相像，就是那样封建的大家庭。杨苡在学生时代看了许多巴金写的书，先生是她崇拜的偶像，也像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师长。她常给先生写一封封很长的信，对别人不说的话，她都会对先生说。

“巴金总是爱护年轻人，为他们设想的。”在信里先生教导她应该先把书念好，要有耐心。跟巴金通信这件事母亲并不反对，因为知道他名气很大。但另一方面母亲又很传统，“对巴金鼓励年轻人反叛家庭，以及我受巴金的影响一直有点耿耿于怀。”因为杨苡后面走的路，离家去读书等等，都不是她的安排。

与巴金先生的哥哥“大李先生”的交往也是杨苡少女时期的一段轶事。她对巴金先生是敬爱的，对“大李先生”是亲近的，像朋友也像知己。大李先生是中西的英语老师，他不想作为“巴金的哥哥”而有名气，只想作为自己“李尧林”。杨苡少女时期去电影院看电影时，经常碰巧与大李先生相遇，等到电影散场了，两人搭伴一起回去，无话不谈。后来杨苡会把房间里面对着街上的窗户打开，用留音机放唱片，希望他听到唱片就会知道她在等他……

杨苡要离开天津了，在与大李先生分别时，后者从口袋里掏出了撕碎的信，这些都是杨苡写给他的信。他说他主张信是不必保存的，杨苡却看到每个信封背面都有数字编号，“编号不就是要保存吗？”她跟大李先生还是像以往一样继续说话，一直到家门口，以一句“昆明见”道别。大李先生曾在纪念册上写下一段话……这一别就是zui后一面。

“我认为我和他之间是友谊，不是爱情。即使真有爱情的成分，那时我也是不敢承认的，不管是对别人，还是对自己。”我觉得我好像看到了一个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