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也不会逼你当经济学家

这是米塞斯的最后一本论著，主要针对的是20世纪的显学——实证主义——谬误：

从本质上说，实证主义是泛物理主义，其先驱是拉普拉斯，命名者是奥古斯特·孔德，将其复活并将其系统化的是当代逻辑实证主义或经验实证主义。这种学说否认除了以物理学家的“记录语句”为出发点外，还有任何其他的科学思想方法。

本文意在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宇宙间有些事物是自然科学不能加以描述和分析的。在自然科学的方法适合观察和描述的事物之外，还有别的事物，那就是人的行动。

自然事件层出不穷，但科学却找不出其最终目的，而人们的自觉行动，却总是瞄准明确的目的，这两者之间横亘着一条鸿沟，实际上迄今在其之上都还未架起一座桥梁。探讨人的行动，若不涉及行动者瞄准的目的，那就如同解释自然现象时偏要探究其最终目的一样荒唐可笑。

为了防止采用数学、物理学、生物学、历史学和法学的方法糟蹋经济学，我们所需要做的，不是轻视和忽视这些学科，而是努力了解和掌握它们。谁要想在人类行动学上有所成就，谁就必须熟悉数学、物理学、生物学、历史学和法学，以免他把人类行动理论的任务和方法与上述任何其他知识领域的任务和方法混淆在一起。经济学中各历史学派的毛病首先是，它们的领袖人物只不过是历史学领域的半吊子。大凡够格的数学家，都会看出各种各样所谓的数理经济学尤其是计量经济学的根本性谬误。诸如保罗·德·利林费尔德那样的作家卖弄得相当业余的有机体学说，愚弄不了任何一位生物学家。

米塞斯曾在一次讲演中表达了上述意见，听众中一个年轻人表示反对。他说：“你对经济学家要求得太高了，谁也甭想强迫我花时间研究所有这些学科。”米塞斯回答说：“谁也不会逼你当经济学家。”

人类行动科学涉及的目的，不是上帝的计划和实行计划的手段，而是行动着的人在努力实现自己的计划时所追求的目的。通常被称为历史哲学的形而上学，试图在川流不息的历史事件中发现上帝的隐秘计划或某种神秘力量（譬如，马克思理论中的物质生产力）的隐秘计划，这不是科学。

先验范畴是人的精神装备，借助于这种装备，人便能够思考，能够经验，从而能够获得知识。它们的真实性或有效性，不同于后验命题的真实性或有效性，既不能被证明，也不能被反驳，因为它们本身恰恰是使我们能够辨别真实性或有效性与否的工具。

每一行动都是一次投机，也就是说，关于不确定的未来的一定见解指导着该投机。即便是短期活动，也弥漫着这种不确定性。谁都无法知道，某一意外事件是否会把他为明天或一小时之后做的一切准备工作化为白辛苦。

根本就没有诸如统计“规律”这样的东西。人们求助于统计方法，恰恰是因为他们在事件的相互联系和前后接续中找不到规律性。最受人们称赞的统计成就，是人口死亡率表，但它并没有显示出稳定性，而是显示出人口死亡率会不断变化。即便自然环境没有发生变化，人类平均寿命也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化，因为影响人类平均寿命的因素当中，有许多是人类行动带来的结果，例如暴行、饮食、医疗和预防措施、粮食的供应，等等。

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都是观念的衍生物，亦即受观念支配的个人行为。专制君王能够实施统治，是因为其臣民宁愿服从他，而不愿公开反抗他。奴隶主能够将奴隶像物品那样买卖，是因为奴隶心甘情愿听凭奴隶主的摆布。在我们的时代，父母、老师和牧师的权威之所以减弱，甚至有完全消失的危险，也是由于思想意识的转变。

集体主义的方法是拟人的方法，因为它理所当然地认为，个人行动的所有概念都可以运用于集体行动。殊不知，所有的集体都是个人以某种方式行动的产物，都是从那些决定个人行为的观念中衍生出来的。

另一方面，自由主义者也非常清楚，统治者的强权最终依赖的不是物质力量，而是思想。正如大卫·休谟在其名篇《论政府的首要建基原则》中指出的那样，统治者总是少数人。统治者之所以有权威和权力能让绝大多数臣民服从自己，是由于这些臣民认为，忠于首领和服从首领的命令是最符合自己利益的。如果这种看法变弱，多数人迟早就会起来反抗。革命——即内战——就会推翻不受欢迎的政体和丧失人心的统治者，取而代之的是多数人认为更有助于增进其利益的制度和当政者。为了避免对和平的这种暴力干扰及由此带来的恶果，为了保护经济体系的和平运作，自由主义者主张实行代议政治，由多数人选举产生的代表说了算。在此种体制下，才有可能对公共事务的安排进行和平的变革，才能不仅在国内关系方面，而且在国际关系方面，都没有必要诉诸武力和流血。当每一地区都能够由多数人的投票来决定是否建立独立的国家或是否归属于一个更大的国家时，也就不再需要用战争来征服更多的地方了。

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主张由多数人实行统治时，并未抱有任何幻想，认为多数人的智力和道德尽善尽美。他们知道，凡是人都会犯错，多数人有可能被不负责任的煽动者鼓吹的错误理论所蒙蔽，支持会带来灾难或毁灭整个文明的政策。但他们也同样知道，没有任何想象得出来的政治方法可以阻止这样的灾难。极少数有见识的人能够设想出健全的政治管理原则，但如果他们不能赢得其他人的支持，不能说服他们同意那些能够带来和保持繁荣的政策，人类事业和文明便毫无希望。要想保护人类事务顺利发展，除了使平庸的大众接受精英的思想外，别无其他方法。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说服大众。专制制度是办不到这一点的，这种制度不是启迪大众，而是压服大众。从长期来看，多数人的思想，不管多么有害，都会被推行。因而，人类的未来取决于精英能否将公众舆论引至正确的方向。

这些自由主义者不相信有人不犯错误，也不相信多数人不犯错误。他们对于人类未来抱有乐观态度，是因为他们期待知识精英将说服多数人赞同那些有益的政策。

当代的一些政策造成的景象，的确是荒谬的。推销商和投机商利欲熏心，备受抨击，可他们却天天向大众提供前所未闻的各种商品和服务。丰富的商品涌向大众，可他们却不知道所有这些新奇的小玩意儿是如何生产出来的。资本主义制度的这些受益人感觉迟钝，沉溺于幻觉之中，误以为是他们自己每天的日常工作，创造出了所有这些奇迹。他们将选票投给那些支持破坏活动的统治者。“大企业”身不由己地一心迎合消费大众，消费大众却将大企业视作头号公敌；在他们看来，凡是能“惩罚”他们所嫉妒的大企业的措施，就能改善他们自己的状况，于是他们便赞同此类措施。

将大众推入社会主义阵营的心理因素，不仅是他们幻想社会主义将会使他们更为富裕，而且他们还希望，社会主义将抑制所有那些比他们过得好的人。所有的乌托邦计划，从柏拉图的一直到马克思的，其特点都是人类境况的呆滞和僵化。一旦社会达到了“完善”状态，就不应容忍再有任何变化。也就不再有革新者和改革者的容身之地。

科学史是一些个人所取得的成就的记录，这些个人孤独地工作，常常被人漠视，甚至遭到同时代人的公开敌视。你无法写出一部“没有人名”的科学史。要紧的是个人，不是“团队工作”。你无法组织思想的出现，无法使新思想的出现制度化。新思想恰恰是搞组织活动和制订计划的人不会想到的思想，而且新思想会使他们的计划落空，使他们的意图受挫。规划他人的行动，意味着阻止他人为自己作规划，意味着剥夺他人作为人的基本特性，意味着奴役他人。

我们的文明面临的巨大危机，就是这种制订全面计划的热情所带来的后果。总是有人想要限制其他人的选择权利和选择能力。普通人对于无论在哪方面使自己黯然失色的人，总是侧目而视，鼓吹人人一致。我们时代的新颖之处和特点是，鼓吹人人一律和人人一致的那些人，是以科学的名义提出这一主张的。

关于当代的意识形态状况，突出的事实是，最为流行的政治学说都鼓吹极权主义，也就是完全取消个人的选择自由和行动自由。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最为顽固地倡导这种强求一致的制度的人，都称自己为科学家、逻辑学家和哲学家。

当然，这并不是一种新现象。柏拉图在过去的漫长年代里，要比亚里士多德更加是“一切有识之士的老师”（但丁语），他详细说明了一种极权主义计划，其激进程度只是在19世纪被孔德和马克思的计划所超越。实际上，许多哲学家完全不能容忍持不同意见的人，想借助于政府的治安部门来阻止对他们的所有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