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的生命史

薄薄小书，大略翻完。石川祯浩以考据立身，又有袁广泉这样的“译家”翻译，才有了《成立史》等一系列党史研究的考据精品。其实，中国近现代史领域的考据之法，国史研究弱于民国史研究，民国史研究又弱于晚清史研究，这与材料的数目与敏感度有关。材料过少，会迫使学者想方设法挖掘其中的“微言大义”，进而不忘一字一词。石川这本书，考据当然没有像古代史一样深入到字词章句之间，但也相差不大，从作者、刊物背景等考人、考事、考物（如“鲁迅的火腿”）均有推进，但不知为何读来尚觉不够过瘾？可能因为石川此书原是通俗读物，所以并未事无巨细地囊括进来，对比较熟悉相关史实的中国读者而言或许还是有些简单。不过石川本来也未想在这作多少方法论探索，仅是将“世界是如何认识M的”这一过程大体勾勒出来，文间中日英美俄多国文献的旁征博引也充分展现了石川的雄厚史料功底。 文中是从《红星》发表前外界对M形象的认知开始，到《红星》的准备、采访与流布。但作者的构想从最后一章看出，是受费正清启发，将《红星》的诞生视作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因为《红星》几乎成为外界认识M的“典范”。关于《红星》的文本分析已经很多了，但是关于《红星》的版本与流布，尤其涉及这么多国家，几乎尚无总体梳理；关于《红星》前外界对M的种种认知，也鲜有清晰研究。因此，石川选择从这些领域入手，最终按时间线索完成了《世界是如何认识M的》这本书。首先是《红星》发表前外界对M的认知，石川从中国、CI、日本三国的M传着手，证明了在《红星》诞生之前，M的形象，尤其是M的早期经历几乎没有被准确揭露过。种种关于M的肖像，多是截取自1927年M与KMT官员的合照。甚至日本在思想控制的氛围下以一张石川也没考出的胖子照片作为M的肖像。第二部分是斯诺如何进入延安、如何采访（《红星》里很清楚，石川略过了）、离开延安后延安的信息是如何通过韦尔斯传递出来及斯诺如何坚守记者立场进行回应的，从而破除了某些阴谋论的不实论述（这些阴谋论恰恰是简中版几乎全删的）。最后是《红星》的版本与刊布，英语版有之前的零散发表、1937年英国试行版、1938年美国正式第一版、1938年美国修改版、1944年斯诺自己修改版、1968年修改版，还有斯诺50年代出的札记等等，涉及到美共对他的“T派”批评，斯诺对Stalin的批评与对G的评估，还有随着时势变化斯诺对G的认识改变及G对他的不满。在苏联则几乎被大肆删改节选。在日本则是战前有限流通，战后仅在“左”中再译。1938年《红星》中文译本为《西行漫记》，对国统区青年产生了极大影响。但《红星》的命运与中苏关系的变化密切相关，中苏关系转好时被边缘化，不和时又重获重视，斯诺1960、1970年访华时都有再版，只不过仅能有限流通，40年代幽默滑稽的描写显然也与M的光辉形象不符（或许有点像刘邦见发小？）。而到了改革开放、“告别Revo”后，《红星》则渐渐因与现实相距太远而被束之高阁，而近年来《红星》的再起也与“Revo”的趋势有关。《红星》既是作者立场（支持G相对独立，批stalin）、价值观、实地经历、名利追求的体现，又与商业利益、报业竞争挂钩，还与政治局势紧密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