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公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读后

任公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读后

A.一个关键词：反动。

B.重要思路：“历史语境”（与社会现实、实际政治相结合）

C.清初六方面的成就：儒、经、史、阳明学、实践实用主义、科学。

D.乾嘉后学术的三个变化：一为宋学复兴，二为西学之讲求，三为排满思想的引动。

E.整理旧学的四个成绩：经学、文献学（整理旧学）、史学、其它。

F.三阶段的概要：

a.开国之初：征于明亡，痛定思痛——主导者：明遗民——反思理学

b.康雍乾：主要受时代引导：文字狱、八股等——主导者：朝廷——考据学、汉学

c.嘉道以后：主要受时事影响：越往后越急迫——主导者：新学人士——新学

G.几位大家：

儒学（经学）：三大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阳明学、经学、反理学）

史学：万斯同、全祖望——从反思明史到四库全书

程朱及实证主义：张履祥、颜元——宋学的两个层面——非主流，少创见

（可参见王东杰：《乡里的圣人：颜元与明清思想转型》，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

科学：梅文鼎、王锡阐——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与清末的西学

H.几点读后思考：

a.学术史、思想史之别

近代以来“思想”与“学术”二词的混用并不罕见，梁启超此书便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在此书相关的文章发表、出版之前，1904年其《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便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同样的这样的问题在《学术史》也有着这样的体现。其提出的学术史写作的四个条件，本就是将学术看作一种思想而论，其核心当时以人为中心的思想“史”，而非以思想为核心的“思想”史（或可称为哲学史）。葛兆光：“思想”没有好坏，也谈不上进步，但是“学术”既有好坏也有进步。（葛兆光：《学术史讲义》，商务印书馆，2022年）。可以看到的是，思想的产生与发展是与时代环境密切的相关的，是对时代的反映。而学术则不可，其不一定是顺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其亦会滋生一些异端。因此，《学术史》此书仍然没有走出这个误区，还是以“思想”释“学术”。对此我的一点认识是学术史的研究当聚焦于“精英”，因为其关注的话题较为多元，在顺应时代的情况下，也会滋生出一定的异端（如三大家）；而思想史的主体当更为多元一点，不仅关注少数精英，还需要关注大众，毕竟平庸的人的思想才是对于社会的真实反映（如颜元）。

b.时代的划分

即任公对于这一时段的处理较之前作《清代学术概论》有一定的提升，即不以王朝的兴亡作为思想、学术的分段。以“近三百年”为题，虽主体仍在清一朝，但是有助于从更广的时间线进行把握。正如学者们经常讨论的话题那样，明代的灭亡是具有偶然性的（笔者不这么认同，但与本文无关，暂不论），至少在江南地区看不出这样的趋势，而这一地区也正是众多思想学说的产生地。而清初的学者也多为明遗民，有些人认同清王朝的正统，有些人则不，因此对于这一群体的划分则不是很容易。而将以时间为限而非朝代一定程度上可以规避这一问题，这当是受西方思想与任公所倡“新史学”的影响。

c.明遗民的六朝想象

陆胤老师《“哀六朝”——晚清士大夫政教观念的中古投影》一文论证了晚清士人的六朝想象，其实这并不是晚清所独有的，南宋渡江时有，明末亦有。明遗民大多以晋室南渡来比对南明，以六朝的历史经验教训来劝谏南明皇帝；未入南明朝廷的士人，其文集中也多收有论述“六朝”史事的文章。但是，由于一些客观因素，笔者并没有继续深入这一话题，待日后加以丰富。

以上，便是笔者读完任公《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一些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