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磅重的主题?___——读《异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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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圣斗士同人小说,《异旅人》的故事构架取自冰河与师傅卡妙之间的微妙情感,对于曾沉迷于圣斗士的观众来说,这部小说也许提供了再次沉溺的机会。然而,叙事者(作者的面具)绝不满足于将一段隐微情感故事和盘托出的做派,“我”虽是作为小说人物而存在,却并不旁若无人地表演,反而时刻警醒着读者反应,小说行将结束时“我”还挑衅着读者的阅读,并且声明:“我要给某个一磅重的心脏(也就是主题)造一个身体,逆转拆卸或是解剖的顺序,看它能长成怎样的弗兰克斯坦!”这一磅重的主题究竟是什么?从叙事层面而言,作者所直面的主题就是感情,是“我”和C教授之间的暧昧情感——作者试图将其活捉,试图从活生生的肌体上剜掉一磅重的心脏,这一“主题”就丢掉了种子破土茁壮的命运,转而成了风干的标本,由“语言、文本和阅读”织就。
《异旅人》解剖了“我”和C教授之间还未成形即以消散的感情——他们是局中人,却更是步步为营、洞若观火的旁观者。也许,造成隔绝的不仅是身份和性别,更是拒绝:拒绝成为肥皂剧中的主人公。在一个由报纸笼罩的世界中,所谓爱情似乎仅为表演而生,而师生同性恋更像一场闹剧。他们在拒绝中达成了默契,存留着的骄傲和力气;也在拒绝中轻蔑世人苛责自己:“懦弱,自私,过于小心翼翼,坚信戏剧只存在于舞台,宁可求助于冷酷的自嘲,也不敢流露一丝感情,宁可在虚无中挣扎,也不愿把赌注的筹码献给上帝。”(169)不屑于幸福,又缺乏西西弗斯式直面绝望与虚无的勇气,在一个以post-为前缀的时代里,该如何为戾气的血色青春筹划未来呢?“我”当然不满于优秀生角色,青春底片上如何少得了叛逆和对抗。堂吉诃德同风车作战,而北川研目光所及之处,几乎也都成了“对手”: 旧金山来的先生们,伟大的外行们,会五种领带打法的人们……这不止是“学院精英”对“乌合之众”的睥睨之气,更是无路可退的愤懑之情——有朝一日,他也不得不进入他一直抗拒的行列。妥协是成人礼仪式,洪水不过子虚乌有,抵抗也仅留存于热血想象中,而C教授枯朽的生命掠走并粉碎了北川研有关青春和抵抗的最后想象:“我”并没有想象中那样依恋C教授,对即将逝去的爱人也不能全力以赴,刀锋的迟钝是自保的武器却更令他羞耻。
然而,叙事者无力也无意掌控那一磅重的主题,在内核即将绽放的时刻,北川研就用上了他的一贯武器:嘲弄。读者被无所不在的嘲弄所包裹,时而刻薄,时而悲悯。那是“我”避免完全暴露的手段:害怕被识破。北川研讲述自己的故事,却又希望自己隐藏起来,这时他已张开了“表面”和“里面”的对立(“里面”的确立也是“私小说”的重要特征)。“里面”相对于“表面”而存在,北川研的“里面”是“为了把自己藏在连自己都看不见的地方”, 在一个无从寻觅之处自由地做梦,也只有在描述梦境时“我”的嘲弄才褪去,凝重而略带感伤的抒情才渐次浮现,“我”背靠“里面”才能对抗“表面”。
透过“我”设置的重重障碍,读者依旧渴望明了“我”所隐藏在“里面”的东西,“里面”是通透的场所么?然而,正如“我”殚精竭虑却依旧无从走近C教授一样,读者也无从遍览北川研设置的“里面”,作为“里面”之基底的梦也并非透明。梦的形象同样经历着化装与变形,弗洛伊德发现了“梦的稽查”(dream-censor):当梦内容过于出格,而诸种变形手段又不足以掩饰时,梦者会惊魇而醒。梦稽查制度和艺术审查(censorship)何其相似,不受限制的“里面”也是幻觉,“里面”已存在着表里不一的斡旋。内外之别只是一场虚构的战争了罢,当北川研意识到两者的同步性时,他不能不沮丧。也许从来没有两个世界,“文本之外,再无世界”竟成了救命稻草。
当流逝无可挽回地流逝,北川研在疗养院独创了一种语言,他固执地保留着对C教授的深情,那是一座关闭的博物馆:“我的语言,是一所为他而存在的博物馆。我,是为那种语言而存在的博物馆。”(193)为爱人专设的语言博物馆,以缓慢的脚步追踪时间,怀抱不可企及的雄心试图还原时间的真迹。然而,这座私秘的博物馆只被“宣布”出来而没有被“展览”出来,其“内面”维度没有张开,就只是“我”做出的怀念姿态罢了——但这一姿态却有着缺席的重压,是孤独个人言说爱与信仰的地盘。“我”选择不曾诞生的语言来完成倾诉,那倾诉幸许还躲过了时间,而言辞只是细雪,不曾堆积已消融了。
将“一磅重的主题”推给“语言、文本和阅读”注定是无解的,文本世界是花园,读者穿行于小径交叉的文本间,偶而接过作者递来的漂浮微笑,依旧有言不及物的焦灼——因为当那造成内外之别的双重限制尚未被识别时,词语内涵便如陀螺旋转般令人目不暇接。
《异旅人》解剖了“我”和C教授之间还未成形即以消散的感情——他们是局中人,却更是步步为营、洞若观火的旁观者。也许,造成隔绝的不仅是身份和性别,更是拒绝:拒绝成为肥皂剧中的主人公。在一个由报纸笼罩的世界中,所谓爱情似乎仅为表演而生,而师生同性恋更像一场闹剧。他们在拒绝中达成了默契,存留着的骄傲和力气;也在拒绝中轻蔑世人苛责自己:“懦弱,自私,过于小心翼翼,坚信戏剧只存在于舞台,宁可求助于冷酷的自嘲,也不敢流露一丝感情,宁可在虚无中挣扎,也不愿把赌注的筹码献给上帝。”(169)不屑于幸福,又缺乏西西弗斯式直面绝望与虚无的勇气,在一个以post-为前缀的时代里,该如何为戾气的血色青春筹划未来呢?“我”当然不满于优秀生角色,青春底片上如何少得了叛逆和对抗。堂吉诃德同风车作战,而北川研目光所及之处,几乎也都成了“对手”: 旧金山来的先生们,伟大的外行们,会五种领带打法的人们……这不止是“学院精英”对“乌合之众”的睥睨之气,更是无路可退的愤懑之情——有朝一日,他也不得不进入他一直抗拒的行列。妥协是成人礼仪式,洪水不过子虚乌有,抵抗也仅留存于热血想象中,而C教授枯朽的生命掠走并粉碎了北川研有关青春和抵抗的最后想象:“我”并没有想象中那样依恋C教授,对即将逝去的爱人也不能全力以赴,刀锋的迟钝是自保的武器却更令他羞耻。
然而,叙事者无力也无意掌控那一磅重的主题,在内核即将绽放的时刻,北川研就用上了他的一贯武器:嘲弄。读者被无所不在的嘲弄所包裹,时而刻薄,时而悲悯。那是“我”避免完全暴露的手段:害怕被识破。北川研讲述自己的故事,却又希望自己隐藏起来,这时他已张开了“表面”和“里面”的对立(“里面”的确立也是“私小说”的重要特征)。“里面”相对于“表面”而存在,北川研的“里面”是“为了把自己藏在连自己都看不见的地方”, 在一个无从寻觅之处自由地做梦,也只有在描述梦境时“我”的嘲弄才褪去,凝重而略带感伤的抒情才渐次浮现,“我”背靠“里面”才能对抗“表面”。
透过“我”设置的重重障碍,读者依旧渴望明了“我”所隐藏在“里面”的东西,“里面”是通透的场所么?然而,正如“我”殚精竭虑却依旧无从走近C教授一样,读者也无从遍览北川研设置的“里面”,作为“里面”之基底的梦也并非透明。梦的形象同样经历着化装与变形,弗洛伊德发现了“梦的稽查”(dream-censor):当梦内容过于出格,而诸种变形手段又不足以掩饰时,梦者会惊魇而醒。梦稽查制度和艺术审查(censorship)何其相似,不受限制的“里面”也是幻觉,“里面”已存在着表里不一的斡旋。内外之别只是一场虚构的战争了罢,当北川研意识到两者的同步性时,他不能不沮丧。也许从来没有两个世界,“文本之外,再无世界”竟成了救命稻草。
当流逝无可挽回地流逝,北川研在疗养院独创了一种语言,他固执地保留着对C教授的深情,那是一座关闭的博物馆:“我的语言,是一所为他而存在的博物馆。我,是为那种语言而存在的博物馆。”(193)为爱人专设的语言博物馆,以缓慢的脚步追踪时间,怀抱不可企及的雄心试图还原时间的真迹。然而,这座私秘的博物馆只被“宣布”出来而没有被“展览”出来,其“内面”维度没有张开,就只是“我”做出的怀念姿态罢了——但这一姿态却有着缺席的重压,是孤独个人言说爱与信仰的地盘。“我”选择不曾诞生的语言来完成倾诉,那倾诉幸许还躲过了时间,而言辞只是细雪,不曾堆积已消融了。
将“一磅重的主题”推给“语言、文本和阅读”注定是无解的,文本世界是花园,读者穿行于小径交叉的文本间,偶而接过作者递来的漂浮微笑,依旧有言不及物的焦灼——因为当那造成内外之别的双重限制尚未被识别时,词语内涵便如陀螺旋转般令人目不暇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