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都市史学：“美国梦”的定量分析
来源：澎湃新闻·翻书党
文丨温华
编辑丨臧继贤
四百年前，“五月花”号载着英国清教徒来到新大陆时，美国还是子虚乌有，但“美国梦”已经萌芽。这些欧洲的“loser”坚信：此地机会均等，只要努力奋斗，人人皆可成功。
时光流转，“美国梦”的内涵不断增添变化，这一基本精神却始终不改。19世纪晚期的畅销作家霍雷肖·阿尔杰，在一百多部小说里反复讲述穷小子逆袭成功的故事；20世纪的好莱坞电影，更是极尽渲染美国梦的辉煌灿烂，让平等自由的神话传遍四海，吸引着全世界的逐梦者前赴后继。
直到今天，众多美国人仍然相信，一个人无论来自哪里，无论阶级、种族和性别，只要足够努力，就能实现自下而上的纵向流动。升职加薪、当上总经理、出任CEO、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不是梦。
果真如此吗？
近年来美国许多非虚构作品都在表达同一种看法：美国的社会阶层正在固化，穷人逆袭上位只是黄粱一“梦”。但是绝大多数作品也反复强调，只要意志坚定，艰苦奋斗，普通人还是可以像《乡下人的悲歌》作者J.D.万斯那样，像奥巴马夫人那样，突破阶层壁垒，实现远大理想。
真相到底如何？机会均等是否真正存在？大众看到的逆袭者，只是幸存者偏差吗？为了回答这一系列问题，五十年前荣获班克罗夫特奖的《其他波士顿人》已经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历史学家斯蒂芬·塞恩斯托姆收集大量数据，对1880-1970年间大都市波士顿的移民和社会流动模式进行了有史以来最彻底的观察分析。
在《其他波士顿人》（1973）当中，塞恩斯托姆教授深化了自己最初于《贫穷与进步》（1964）中所采用的研究方法——通过人口普查档案手抄本、城市名录、结婚申请表、税收记录等追踪普通波士顿人的职业轨迹、家庭出身、宗教信仰及迁移动态，进而寻找波士顿人口增长的来源，判断此地职业流动性的大小，追问阶层是否固化，不同家庭背景、种族与信仰的移民是否遭遇各异，九十年当中波士顿的移民模式与社会流动是否发生了重大变化，最后，是否存在着一种大致相同的全国模式。
简言之，塞恩斯托姆要以波士顿为例，对“美国梦”的基本精神——机会均等——做一次定量分析。
以计量方法为基础，全面探究寂寂无名的普通大众的生活史，正是塞恩斯托姆对美国历史学研究的开创性贡献。在此之前，相关问题一直没有令人信服的研究成果，过去与当下美国社会的流动性到底怎样，又如何变化，完全建立在推测之上。
塞恩斯托姆认为，这些问题之所以未得到应有的关注，是因为它们处于学科交叉地带，对历史学家来说过于社会学，对社会学家来说又太偏历史学。
传统的历史研究忽视黑人、工人阶级、妇女、少数族裔等群体，既往的城市发展研究也都倾向于关注官方制度与精英行为；而社会学家虽然关心上述问题，注意力却只集中于当下，研究缺乏历史深度。
塞恩斯托姆抛开学科偏见，聚焦于传统史学忽视的“沉默的大多数”，借助丰富的档案资料和先进的计算机统计方法，以大约八千名普通波士顿男性的数据为样本，对上述问题一一分析，开启了以计量方法研究城市的热潮，自《其他波士顿人》之后，一批类似研究成果相继问世，为更全面、更系统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在今天的历史学者看来，这种计量分析方法只是众多研究方法中的一种，但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塞恩斯托姆的研究模式为传统史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新方法，它的可操作性吸引了许多年轻历史学者投入其中。更重要之处在于，它打开了“从下往上”看待历史的新方向，“新左派”历史学家可以用这种方式揭示出从前被大历史遮蔽的底层经历。因此，塞恩斯托姆被认为是七十年代盛极一时的“新都市史学”的开创者之一。
那么，《其他波士顿人》到底发现了什么呢？
首先，数据表明：美国社会在九十年里经历了一系列剧烈的变化，但职业流动模式却一直很稳定。九十年间，波士顿处于职业阶梯较低层的人向上的流动性一直很大。从初入职场到退休之前，平均约一半的体力劳动者得到了属于不同职业层次的“更好”的工作，有大约四分之一的人从蓝领跃升为白领；与此同时，底层的上升并不意味着阶梯上一层者的下降。
数据表明，白领变成工人的比例只有八分之一，是体力劳动者升迁到白领职位的一半。对此，塞恩斯托姆不禁评论道：“波士顿的流动性似乎是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
对普通工人来说，当上总经理、出任CEO的可能性不大，但升职加薪、改善生活条件显然相当普遍。如果你认为美国梦就是每个穷人都能变成百万富翁，那么美国梦根本就不存在；如果你怀疑一百年前美国的社会阶层已经固化，那么大可放心，至少在1970年之前，穷人在这里的确有大把机会翻身。
接下来，塞恩斯托姆深入考察了影响机会均等的其他几个重要因素：家庭出身、移民与土著、宗教信仰、种族。
结果仍然很有意思：九十年里，波士顿的职业代际流动变化很小，子承父业式的代际黏性确实存在，但一定范围内的向上流动仍然很可观，许多工人的儿子还是继续做工人，但他们也很容易得到较低等级的白领工作。换言之，穷人的孩子翻身机会多，不过职业天花板也很明显。外来移民最初大量涌入职业阶梯的底层，但很快就能得到更好的工作、更高的薪水，移民第二代的职业前景，更是与本地人第二代差别不大。
至于宗教信仰的作用，本书研究似乎验证了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的基本观点：新教伦理促进了新教教徒在资本主义市场上的成功，而天主教信仰抑制了其信徒的世俗欲望。
数据表明，在十九世纪末波士顿移民中占据多数的爱尔兰人，尽管已经取得当地的政治主导权，向上的职业流动却一直远远低于信仰犹太教和新教的其他移民群体。但塞恩斯托姆并未将这一结果简单归因于宗教信仰，而是综合教育、出身、文化背景等多种因素展开分析，显示了历史学家应有的审慎客观。
今日美国最敏感的种族问题，也是本书研究的一个重点。塞恩斯托姆发现，解放黑奴之后的七十五年，波士顿黑人仍然处于社会阶梯的底层，直到1940年，仍有七分之六的黑人从事体力工作。此后黑人的向上职业流动虽然大幅增加，但收入水平却与白人相差甚远。种族歧视严重破坏了黑人所能享有的机会均等，尽管情况在好转，但塞恩斯托姆当时就预言：未来阻碍黑人经济进步的主要因素很可能来自歧视。如果美国梦确实存在，那么它最脆弱的部分就在这里。
一个大城市个案，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美国？波士顿的数据故事，是否契合其他城市的发展历程？对答案的追寻尽在书中，如果读者能克服大量表格的障碍，跟随作者的思路层层推理，寻找的过程和最终的发现都将是一种享受。
在本书出版近五十年之后，我们所处的世界仍与书中存在诸多相似的问题，这种遥相呼应，正是优秀历史著作的魅力。
五十年后，美国的机会均等是否依然故我？加速城市化的中国，社会流动性又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如果历史学家能对中国城市做一番类似的考察，恐怕会有更有意思的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