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教下的纵欲——《恋恋红尘》读后

对于史学研究者而言，明清是一个很容易挑起好奇心的历史时期，这一方面是由于在西方现代化进程的映照下，它与这一进程保持着独特的距离，从而可以与世界史进行有趣的互动。另一方面是因为明清中国内部形成了公领域和私领域的巨大张力。

明清高度专制集权的皇权体制，与接近禁欲主义的程朱理学相互配合，占据着公领域的权威宝座，如果我们看这个时代的主流论述，会感到十分凝重、压抑，但是如果我们转换视角，则会发现高度专制集权的皇权体制的另一面，是从皇帝到整个官僚集团对社会民生的放任不管，他们除了以贪污的形式向社会收点保护费之外，便以儒家“不与民争利”“言义不言利”的名义，对那个商品经济不断繁荣的民间保持着不干涉的态度。

于是，整个官方似乎放弃了政府的社会经济职能，并逐渐养成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思维，对社会的变化不愿意做主动的引导者、主持者，只要不明显地威胁统治，那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尽管程朱理学仍是官方力挺的正统思想，但是从文人士大夫到各行各业的民众，私底下的纵欲偷欢大行其道，“不但非毁宋儒，渐至诋讥孔子”。

原来大家认为在满清入关后，这一社会现象随着专制皇权和社会管控的重建而趋于消亡，但是随着对清代江南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不断深入，发现人民的野性和欲望竟然并没有被压服驯化，正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那人类原始的欲望，纵使在圆满高深的理性训诫下，在礼法结合的家国监管体制下，仍然昂然挺立，回复皇权和理学以深刻的嘲讽。如此一切，使明清社会充满了令人好奇惊讶的魅力。广西师范大学最近出版的李孝悌的一部著作，题为《恋恋红尘：明清江南的城市、欲望和生活》，正好为我们揭开盖在明清社会头上的礼教面纱，让我们一窥那个生机勃勃、异彩纷呈的社会。

此书首先从南京展开，讲述了这座江南名城集风流蕴藉与兴亡遗恨于一体的前世今生。南京别名建康、金陵，自东吴孙权在此建都后，历为东晋、宋、齐、梁、陈的都城，故而有“六朝古都”的称号。自从西晋灭亡，衣冠南渡，东晋君臣在无力恢复中原的大势下选择认命，从而不爱武装爱红妆，在开发江南膏腴之地的同时，将南京打扮成风流缠绵的“六朝金粉帝王州”。南京因是政治中心而获得海量资源，权贵与人才汇聚于此，但又因偏居一隅、不负进取的政权，没有了威武庄严，再加上佛教盛行，点缀以烟雨之中的“南朝四百八十寺”，使之成为温柔悱恻，文采风流之地。

可是同时，魏晋南北朝兴亡不断，历史沉浮的戏码屡屡在这座城市上演。南梁庾子山的《哀江南赋》，可以说是六朝南京的祭文，当初“朝野欢娱，池台钟鼓”，一时间“殿狎江鸥，宫鸣野雉”，杜甫诗中的清新庾开府，被俘北迁，家国兴亡之恨，物是人非之情，终使之“文章老更成”了。而南京在六朝的种种命运，在跨越千载的明末清初竟然再次上演，正所谓“怆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明末士人怎能不睹物悲怀，感古伤今呢？于是明清之际的金陵挽歌《桃花扇》，便在叹赏与隐痛中奏响在江南各地了。

但是明末文人终究与六朝士人不同，他们早在明朝未亡时，便已经处于被政权排挤打压的状态。由于明朝中后期政治昏暗，吏治腐败，而民间商品经济在政府放任不管之下反而野性生长，创造出物质文化充盈的城市和市镇，明末文人正好借以打造士大夫风雅文化，沉溺在对精美物件和雅致生活的追求中，借以安抚仕途失意和政治愤懑的心情。在清兵入关之后，“不事二主”的气节和“夷夏大防”的观念要求他们不能与蛮夷合作，于是那种对物质文化生活的沉溺，又更添缅怀故国的意义，他们努力维持一个一如明朝后期的江南，给自己演一场“故国仍在的”幻梦。这一追求又正好与商品经济的发展互动，催生出一群特殊的消费群体，从而被商人富家迎合推动，打造出了风雅消费文化，一旦某个有影响力的文人标新立异，就有商人借机打造时尚新潮，并不遗余力地满足大家借消费品跻身风流文采世界的心理，这又使得士大夫阶层与商人群体交流甚密，颇有士商合流的趋势。

说来有趣的是，欧洲在十八世纪的巨变中，资产阶级推翻了贵族的统治，一方面高扬自由平等的旗帜，而另一方面却全盘接受了贵族文化，接过贵族维系自身特殊地位的标识手段，打造能将资产阶级与社会底层区分开来的生活方式，从而也制造了一种以烧钱为指向的消费文化。明朝的士商合流与建立在物质富裕基础上的雅致生活，固然与西方资产阶级情调有不同的文化驱动力，但同是基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同样指向政治之外的新式人生价值，而这后一点，对于中国文化来说，实是一场巨变。

中国古代文人主观上认为，实现自我价值的主要途径就是入仕为官，明清之前的文化巨匠多有过身居朝堂要职的经历，也往往以仕途失意、不能得君行道的遗憾作为文化创作的主题，并且把文学艺术视为小道，唯有治国平天下是大道。明清的文人却是刻意不求仕进，即使有人身处官场，官职也仅仅是个职业，与他的文化身份没有太大的关联，他们的文化创作往往集中在私人生活的细节或者闺阁情趣之中，比如《浮生六记》《小窗幽记》《西湖梦寻》《陶庵梦忆》《影梅庵忆语》等笔记小说，无不是以雅致浪漫的日常生活为书写对象，对盆景、插花、茶具、篆刻、书画有深深的癖好和极致的追求，以此代替、转移对仕途的注意。明清的杰出文学家与此前的文学家相比，基本上不再有耀眼的官方身份，他们与朝堂尤其是皇帝保持着遥远的距离。这意味着一种类现代化的趋势，就是一个社会的精英，开始在社会治理之外寻求独立的自我价值，不再把自我实现与济民救世绑架在一起。

一旦文人士大夫的自我价值摆脱了对政治的依附，他们便可以自由地寻求新的自我实现方式，对于这群有深刻批判性的群体而言，他们首先便是选择诚实地面对自己的内心，于是那被程朱理学和古老伦理压制的欲望，便纷纷出头，从而得以认清内心真实的渴望。王阳明可能没有想到，他教导人们直面内心、敢于践行的理论，启发了文人重估外在伦理规范的勇气，王阳明深信人心的本来面目是美好的，他应该没有想到文人们会把“本来面目”等同于“美好”，“真”不在仅仅成是“善”和“美”的前提条件，真就是善和美。

明清文人要求人们向自己提问：你渴望什么？然后进一步要求人们：满足它。满足自身的七情六欲就是成就天性。于是，一切无害于他人的欲望便取得了合理性。子贡说：“我不欲人之加诸我，我亦不欲加诸人。”当文人士大夫身居朝堂，以忠君理民为己任的时候，他们绝不会对百姓践行子贡的这句话，因为理民就是“加诸人”，自己要做百姓的表率，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明清文人不再抱有如许抱负，他们更希望人人各自满足自己真率的天性，不被世俗伦理所束缚。

在这种理念转向的时代背景下，明清文人讲究吃穿玩乐，纵意于声色犬马之间，不止眠花宿柳，更复流连男风。以《恋恋红尘》中所举文人陈其年为例，他与歌郎紫云相恋十余年，被文人朋友圈广泛颂扬、渲染，演绎成一段浪漫佳话，从明清的各类小说来看，当时社会从上到下盛行男风，比如《聊斋志异》之《韦公子》，《金瓶梅》中的西门庆与书童，《红楼梦》中贾琏、薛蟠、宝玉、秦钟俱有同性性行为，但是值得注意的却是这位陈其年同时与清初诗坛领袖人物王士禛保持着极浓郁深沉的情感关系。

王士禛二十九岁生辰，陈其年来访，二人“明烛连茵，颇极缠绵之至”，陈其年写给王士禛的诗中，竟有“当其缠绵时，能不销人魂？”“矧君与我比胶漆，此意谁能喻轻薄。”等等情深意款的句子。我们不知道王士禛与陈其年是否有同性恋情，但是其间透露的对人与人的私密情谊的颂扬则非常明显。

我们今天对于人际关系的划分，其实是文化产物，比如婚姻、爱情、友情和性这四类关系。在传统主流价值体系中，婚姻和性是绑在一起的，婚外性行为就是不合理的，但是今天，爱情和性是绑在一起的，非婚性行为十分正常，婚姻和爱情又是绑在一起的，无爱婚姻并不被广泛接受。至于爱情和友情的划分向来不明确，只是一种大家都能区分的感觉，其实只要细细一想，就会发现深到一定程度的友情，似乎与爱情并没有绝对明晰的界限（如果我们承认同性之间可以有爱情的话）。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欧洲性解放话语体系下，性则没有一个固定的捆绑对象，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抛开具有时效性的文化常规，那婚姻、爱情、性、友情这四者之间，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天然搭配关系。

我们今天的一夫一妻制，以及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忠诚婚姻观，不过是近两百年来的文化观念，在没有受这种观念熏陶的古人哪里，这四者之间存在更为自由地搭配方式。但是男风在明清被广泛认可，对于当时而言，首先意味着不以生育为目的的性被相当程度地接受，而性如果不以生育为目的，那就只能是以快乐为目的了，这同时也就意味着不带来任何社会价值的个体快乐被社会认为是值得追求的。而女性在男女情欲上的主动、大胆，为明清社会对个体欲望的宽容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明。

我们本想着清代礼法森严，上有集权政府鼓吹维护，下有宗族家长严格监督，再加上充斥在理学著作中的高调论说，私人情欲似乎不太可能在清朝得到发泄满足。但是《恋恋红尘》一书换了个角度，认为清代高调严苛的主流道德论述，正是因为现实情况是完全相反的，才需要一再提倡严格的道德要求。而后，作者举出一系列的民歌，证明清代女性主动勾搭、不惜违背礼法也要勇敢追爱的纵欲风气。举一例：

“东方亮，冤家又睡着了，（天哪），叫奴怎么好。奴只得，搂抱腰，轻轻漫推摇，（你醒来哟）。怕只怕，爹娘知道，奴的命难逃。快穿衣服走，莫被旁人晓，（你转来哟）。嘴唇上，胭脂粉，奴与你舔掉了。你嘴唇上胭脂粉，奴与你舔掉了。”

类似的带有情色意味的情歌民曲比比皆是，这不由得让我想起老家农村做丧事会有一个散花的节目，做法事的道士站在桌子搭起的高台之上，手捧一簸箕纸花，手拈一朵便唱一曲，所唱的词充满情色意味，此节目深得农村妇女的喜爱，如此一看，倒是清代遗风仍在的表现了。再比如类似《白鹿原》《秦腔》一类的小说，农村女性的狂野不驯，都是极力呈现的内容，虽遭村民闲言碎语，但终究热情不减反增，想来也是传统便是如此。

作者列举的一系列民歌，让我们看到在一座座贞节牌坊的背后，有更多的是不服束管的炽烈欲望和生机。中国人民的活力与勇敢竟是被小觑了的。所以此书带给了我认知上久违的冲击，它让我感受到中国人在专制皇权和周密的道德规训下，并没有彻底屈服，而是以极尽应付、周旋的能耐，以行动去追求自身的幸福，令鲁迅先生痛心疾首的奴性，换个角度看倒也未必。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兴起个性解放、歌颂人类各种情感和欲望的同时，中国江南社会对人的私密情感的青睐似乎也不遑多让，最起码明代出现了第一部想男人想死了的正面女主——杜丽娘。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明清文人士大夫与男女百姓用实际行动证明着《礼记》中这一洞悉人性的命题。但可惜的是，无论是明清还是今天的中国社会，人类欲望都没有在主流价值体系内获得其正当性，道德严苛主义仍然占据着我们的公共话语空间，男德女德三观正，对他人私生活事无巨细的道德审查，以各种“主义”的名义在评论区维护着正确而乏味的生活标准，不禁令人扼腕叹息。

最后，我想关联一下《恋恋红尘》与《红楼梦》，我们常说《红楼梦》是明清社会的缩影，读了《恋恋红尘》之后可以对这个论断有更深切的体会。比如文人士大夫打造的雅致生活，包括园林建筑、饮食戏曲，可以在大观园诗社及许多游戏中看到，冒辟疆与董小宛浪漫的园林生活，一如宝玉与众姐妹在大观园中一样，女子学诗习画，更是当时城市中的普遍风气，文人士大夫对女性的追求不再止于持家生子，还有精神层面的交流、陪伴。男性友情与性关系之间没有明细的界限，可以从宝玉和秦钟的关系中看到。而底层百姓的狂野放诞，在《红楼梦》中的仆人身上屡有呈现，无论是傻大姐拾到的绣春囊，还是司棋与她表哥暗通款曲，或是多姑娘来者不拒的浪荡，都为我们呈现出这个诗礼簪缨之族的背后，是一个不知天地为何物的人欲狂欢的世界。

这个世界有其罪恶的一面，但也有其活力的一面，但其实直到今天，我们也还没有整理好这二者之间的关系，还没有处理好公领域和私领域的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