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陳毓賢：《洪業傳》2021新版序（節錄）

洪業本來是我丈夫艾朗諾的博士論文非正式導師。朗諾在哈佛讀博士時，發現學校鄰近有一位學問淵博廣受尊崇的老人，中外學者登門求教他來者不拒，像一個任人挖掘的寶藏。而這老人恰是教他二年級文言文老師蒙古學家柯立夫（Francis Cleaves）的摯友。 我第一次見洪業，大概是一九七三年。柯立夫平日在劍橋下午三點鐘必到洪宅和洪業茶敘，同讀一篇古文或商討一個問題，數十年如一日。他週末回農場有一群金黃毛獵狗和數十頭牲口陪伴，但在劍橋孑然一身；而約八十歲的洪業妻子已逝，朗諾請兩位單身漢來吃晚飯。洪業雖一頭白髮，高瘦的身幹卻是直挺的，如玉樹臨風；柯立夫還不到六十，個子魁梧，體重有兩百多磅，勢如泰山。酒酣飯飽後，兩人引經據典地談古說今，不時用拉丁文抬槓，到深夜方散。此後我們常請他們來吃晚飯，柯立夫總向我要了熬湯的豬骨頭帶回去餵狗。朗諾知道洪先生是《春秋左傳》的權威，準備寫博士論文時便選擇寫《左傳》的敘述方式，以把握機會就教於洪先生。他的正式導師海陶瑋（James Robert Hightower）贊同他這選擇。 算起來洪先生和我爺爺年齡相若，我一見他就感到格外親切，總找機會和他親近。我祖籍廣東中山，家族在菲律賓到我已第三代，母親那頭第五代了。當時菲律賓華人的學童教育是「雙重學制」，上午課本全用中文，下午全用英文。我上的小學是逃難到馬尼拉的福州人辦的，中學是廈門鼓浪嶼的基督徒和美國傳教士合辦的，高中快畢業時華人掀起一陣台灣熱，表姐梁淑賢和我聽說師範大學不但不收學費，住宿費全免，還可領零用錢，同以僑生身分報考師大，可是我只唸了兩年便退學了。我在師大時，替張起鈞教授英譯了一些關於道家的文章，他認了我做乾女兒，聽我說打算去美國，介紹我認識他一位北大同學，在華盛頓大學主持漢語教學嚴復的孫女嚴倚雲；嚴教授和他的夫婿高書哿後來促成朗諾和我的婚事。我得知洪先生是福州人，便向他提起我的小學老師， 以及西雅圖的高嚴夫婦，洪先生告訴我他中學畢業舉棋不定時，父親令他去拜訪一位老同鄉，這同鄉便是高叔哿的父親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譯所長高夢旦，高夢旦勸他到福州鶴齡英華書院唸書，影響了他一生。洪先生大概也覺得我有趣，不管什麼話題懂不懂，都大言不慚地插幾句。他談胡適、顧頡剛、傅斯年這些人，我耳熟能詳。他談西方歷史，基督教派系之爭，引述聖經，我也不感隔閡。他講大家庭的辛酸，學術界的糾纏，國共的恩怨，都能引起我共鳴。 一九七八年春節趙如蘭教授在家辦迎春會，照例有一堆人簇擁著洪先生聽他講故事，如蘭就說：「應該趕快把他的故事錄下來，就是口述歷史。」我聽了一震，在下不是最佳人選嗎？回想晨光小學入門處掛了個黑漆大木匾，刻了四個蔣中正題的燙金大字「禮義廉恥」，宣揚的是中國舊道德；而靈惠中學老師們灌輸我們的是基督教信仰；中文課本提倡的則是經「五四」運動過濾的理性思想和民族意識；而英文課本則標榜西方個人主義。我成長中受到各種文化潮流的衝擊和滋潤，這些潮流差不多也都衝擊和滋潤過洪先生，不同的是對他而言這些潮流是一波逐一波來的，而對我是同時洶湧而來的，讓我往往感到招架不住，長期懷著不小心就會被暗流捲走而淹沒的疑慮。我很想知道洪先生是怎樣整合各種不同概念的，儒家信念和基督教教義在他的心目中比重如何。像他這樣有學問德高望重，並對創立哈佛燕京學社有功的人，哈佛沒有給他任何正式的職位，讓他靠單薄的社會福利金和收房客過活，他卻一點都沒有怨懟——他怎能如此泰然？替他寫傳讓我更有機會親近他。何況我讀了那麼多年文學，一點成績都沒有，正好彌補這遺憾。 幾經考慮後，我鼓起勇氣打電話給洪先生，說有事跟他談，他就約我吃晚飯。到了洪宅，見潔白的桌布上擺了精緻的盤碗，並設了兩只高足玻璃酒杯，洪先生捧出來的第一道菜是鮮甜的江魚刺蘿蔔湯，我開門見山地說：「洪先生，您不打算寫自傳，別人寫行不行呢？我想帶個錄音機來，錄下您的回憶。」他先是楞了一下，接著說：「可以，可以。」 「我提議每星期來一趟怎麼樣？」 「希望你常常來。」說著他激動地舉起修長的手，又慢慢放回到餐桌上，「我現在寂寞得很。三個女兒中兩個已經過去了，還有一個在西部，也五十多歲了，你就像我自己的女兒一樣。」 洪先生只給我開一個條件，就是要等他去世後才能寫，因他最討厭歌功頌德的文章。 於是每星期天下午我便帶了錄音機在洪宅的廚房裡和他一邊喝茶吃叉燒包，一邊聽他談往事。最後一次錄音是一九八○年八月，兩年半內積累了三百多小時的錄音。他該年12月便逝世。我整理成的傳記，約百分之八十根據洪先生的口述，他有時用英語講，有時用普通話，我有時必須翻譯，有時得加以濃縮、注解，不過基本上是洪先生以自己的觀點敘述往事；另一成是根據我對他本人、親友以及環境的印象寫的；其餘一成，則根據我與洪先生的學生舊友書信往來等各種探討。 擬稿過程中，尚在哈佛讀博士的江勇振告訴我耶魯大學神學院圖書館有關於洪業的檔案，增進我對他生活條件的理解。洪業的五弟洪紱，友人如楊聯陞、劉子健、周杉、陸惠風、魏世德（Timothy Wixted），學生王伊同、鄧嗣禹、王鐘翰等都踴躍替我看稿。洪業的「美國姐姐」把他早自一九一二年與她家人來往的書信供我參考。柯立夫以遺囑執行人的身份也提供書信給我。 書稿雖然有些地方對哈佛大學不甚恭維，但經張光直、杜維明、和韓南（Patrick Hanan）教授的推薦，哈佛大學還是決定把它出版，1987年初版。 朗諾最初學中文，是六十年代在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讀本科時，中文老師是開始教書的白先勇，白先勇暑假還把他帶到台灣，找台大的助教——如柯慶明等——替他補習，讓他迷上中國文學。哈佛當時很少讓年輕副教授提升為正教授的，正教授有缺到校外聘已有名氣的學者，他七年副教授任期滿後，被調擔任《哈佛亞洲學報》的編輯。白先勇得知朗諾在哈佛沒有得獲終身教職，推薦他回加大。我們1987年到達聖塔芭芭拉不久，哈佛大學出版社的洪業傳恰好面世，頗得好評，劉紹銘亦在台灣《聯合報》發表數篇專文介紹，令我非常鼓舞。白先勇慫恿我出中文版，並介紹我認識瘂弦，經瘂弦牽線1992年由聯經出中文版。我那時已轉行從事金融業，雖讀過那麼多中文書，對自己的中文卻完全沒把握，請了朗諾的同事江欲仙以及他的學生康笑菲的丈夫王威幫我改稿。王威和康笑菲深感此書在大陸也應有，介紹他們的母校北京大學的出版社出簡體字版。我和聯經聯絡，吳興文回信非常慷慨地說：「我們願意讓妳自行處理簡體字版，以便使北京大學師生及校友也能感受到洪業先生的風範。」 《洪業傳》中文版的內容比英文原書要豐富，因為有些事用英文寫若不加冗長的註解很難說清楚，不緊要便略過了。可是大陸的言論管制時緊時鬆，簡體字版1995年推出時，說美國好要刪，說台灣好也要刪，說中國大陸不好更要刪，書刪得剩薄薄一本。然而《洪業傳》能在大陸出版，我感覺上像舊時把故人的靈柩護送了回鄉一樣，已大功告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