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李细珠：晚清政治史研究深化之可能——从韩策著《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谈起

注：此文节本曾以题名《笃实践履 学术创新——评<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刊载于《光明日报》2018年2月4日第12版，今转载作者发表原稿全文。

原文地址：https://mp.weixin.qq.com/s/rdDMYiX3VZfRb_AW1sRvyA

当今近代史研究从时段上有一个整体下移的趋势，就是民国史研究显得很热，晚清史研究相对较冷，但并不是说晚清史研究已成“衰颓”之状。实际上，因为长期以来近代史研究的重心在晚清史，使得这方面的研究积累了较深厚的学术基础，要做出突破性的研究确实难度较大，但真正有进展的研究也因此而显得更加有深度和厚度。即使被一般学者视为畏途的晚清政治史研究，近年来也不乏有较大影响的研究成果。茅海建对戊戌变法的研究、关晓红对清末新政的研究、迟云飞对预备立宪的研究、刘伟对督抚制度与官制改革的研究，均硕果累累，可谓这方面深度研究的典范。马忠文的《荣禄与晚清政局》，以晚清重臣荣禄为中心，着力于清政府内部政治派系的精深研究，也是颇受学界推重的杰构。还有一批博士学位论文和博士后研究报告，都从不同侧面推进了晚清政治史研究。远的不说，2017年出版的有代表性的新著，如贾小叶的《戊戌时期学术政治纷争研究——以“康党”为视角》，李文杰的《中国近代外交官群体的形成（1861-1911）》，韩策的《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等等，都是非常优秀的关于晚清人物与制度研究的力作。上述例举各位学者从40后、50后、60后、70后到80后均有，表明晚清政治史研究有着非常良性的传承，当然不能说已显“衰颓”之势。特别令人欣喜的是，其中85后新生代学者韩策的新著颇为引人注目。 科举改制是清末新政时期的重要举措，既往学界相关研究成果颇多，但关于最后两科癸卯、甲辰会试及其进士群体的研究，尚不够深入。韩策新著《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在检讨既有相关成果的基础上，利用丰富的文献资料，包括不少未刊公私档案与稿抄本，以及大量已刊档案、官方文书、资料汇编、科举文献、日记、书信、文集、报刊等资料，对此做了系统而精深的专题研究。关于辛丑科举新章的出台及其在癸卯、甲辰两科会试的实践，诏开进士馆与进士群体的“新学”教育为科举改制的配套措施，癸卯、甲辰进士群体在清末民初的政治生命与人文事业，这些方面的具体论述，或增补既往研究所未及，或力破既往研究之陈说，或纠正既往研究之错讹，所在均有创见，并将相关研究大力向前推进。最值得称道之处，在于将制度史研究与人事关系巧妙结合，不是简单地分析制度文本，而是直入制度文本背后复杂的人事关系，从而呈现以科举改制为中心的制度变迁与人事纠葛互动而鲜活的历史图景，颇为精彩。同时，在对待前人研究成果方面非常慎重，既予以足够尊重，不掠人之美，又能平等对话，不为前人所囿，敢于开拓创新，实属难能可贵。

《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是韩策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完成的博士论文。他的导师尚小明教授在“序”中对韩策的学术特质给予了中肯的评价：“他对中国近代史史料掌握范围之广，熟悉程度之深，在我所了解的当今史坛同龄人中，是极罕见的，并且得到许多同行专家高度赞赏。尤为可贵的是，他心思细密，对于史料，懂得鉴别真伪，对于史实，重视考索细节，探寻关联，从而使他常能在别人不经意处，有新的发现。……在论述过程中，他很注意与既有研究对话，有吸收，有辨正，实事求是，这是他学风严谨的表现，也是他这篇论文颇具深度的表现之一。”这段话道出了韩策作为一个优秀历史学者的三项特质：一是扎实的史料基本功，二是敏锐的历史洞察力，三是严谨求实的学风。知生莫若师。掌握丰富的史料，发现前人研究的不足，在与前人研究对话的基础上把研究推向深入，这是韩策笃实践履的研究路径，也是学术创新的不二法门。

多年前，已有学者指出辛亥革命史研究形成了所谓“学术高原”，言下之意进一步研究已是相当困难。如今，晚清政治史（包含辛亥革命史）研究经过长期的学术积累，从整体上也似乎进入同样的状态，但并非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正如章开沅先生在辛亥百年之际提出“三个一百年”说：“即100年历史背景，100年的历史本身，都需要通盘研究，同时还要进行未来100年的展望。”章先生独具贯通的史识，高屋建瓴地指示了进一步深入拓展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广阔前景。韩策的新著《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则用实例展示了把具有深厚学术基础的晚清政治史研究向前推进的可能性。 这种可能性大致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来看： 其一，研究基础深厚，是深化研究再出发的高起点。晚清政治史研究积累了较深厚的学术基础，任何重要论题的研究都没有填补空白可言，而必须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开拓创新，这固然增加深化研究的难度，但也更加富有挑战性，是对研究者学识与功力的高水平考验。如今进入晚清政治史研究，任何一个有价值的研究课题——无论是研究历史人物、事件、制度还是其他任何问题——都可以在既往学术研究史上给予准确的定位，也可以在具体历史发展脉络中找到恰当的位置。这样具有清晰位置感的研究，虽然不像某些尚在开荒初期的学科容易取得研究成果（难免粗疏），但是一旦沉潜其中，上下探索，左右勾连，艰难地攀爬到巨人的肩膀上，自然是站得更高而看得更远，其所获学术研究成果也必然更加厚重。 其二，研究路径与方法的转向：从事件史研究回归制度史研究，把典章制度与人事关系有机结合起来。制度史研究本来可以说是中国史学的重要传统，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学术界侧重事件史研究，一部中国近代史被化约为“八大事件”，从根本上对此传统有所背离，现在该回归制度史研究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晚清时期正是从传统到现代的制度变革与转型的关键时期，制度变革与转型无疑是这段历史研究的一个核心内容，但既往学界的相关研究却相当薄弱。晚清政治史研究当然离不开制度变革与转型的研究。政治是各种势力集团根据各种制度规则分配权力与利益的人事活动。政治争夺的核心是权力，权力的背后是利益，权力与利益分配的原则有各种制度与规则，具体则涉及复杂的人事关系。因此，政治史研究的核心内容有二：一是典章制度，二是人事关系。典章制度是政治运作的基本框架，一旦制定颁布就是一些死的条文，但在酝酿、制定、颁布与运作的过程中，都离不开人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人事关系可能影响甚至左右各种制度与规则。人是活的，人事关系不但与各种明文制度有关，而且还有各种隐秘难测的潜规则，政治的复杂与奥妙就在于此。把握这个奥妙，政治史研究或可登堂入室。 其三，海量文献资料的整理与出版，是进一步深化研究的史料基础。史料是历史学研究的基础，晚清政治史研究也必须以史料说话。近年来，随着国家清史纂修工程的推进，整理出版了大量清代历史文献，据不完全统计，有档案丛刊19种881册，文献丛刊68种2221册，其中有大量晚清史料，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原始档案影印本《清代军机处电报档汇编》（40册）、《清代军机处随手登记档》（180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三辑457册），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编《清代稿抄本》（6编300册），上海图书馆藏私人档案《盛宣怀档案选编》（100册），以及一些重要历史人物文集《李鸿章全集》（39册）、《袁世凯全集》（36册），日记如《越缦堂日记》（18册）、《徐世昌日记》（24册），等等，无疑有助于进一步推动晚清政治史研究。不仅如此，其他相关史料如《申报》《东方杂志》等大量报刊的整理出版以及数字化也是空前的繁荣。总体而言，晚清政治史研究可谓具有海量的史料。与古代史研究往往可能因史料缺乏而无从稽考的窘迫情形相比，晚清政治史研究或许要幸运得多。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晚清政治史研究的一个难处，就在于史料太多，可谓汗牛充栋、浩如烟海，任何试图竭泽而渔、一网打尽的想法，几乎都是不可能的。旧史料难以穷尽，新史料又层出不穷，是对相关学者功力与智慧的双重考验。当然，这也正是晚清政治史研究的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