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邱涛：关于甲午陆战研究中几个问题的辨析
摘要：认真辨析相关史料，我们就会发现，甲午战争研究中过去曾被定案的某些史实，如今似有重新提起讨论的必要。以第一阶段的平壤战役为例。清军前敌统帅叶志超稍作抵抗，便弃城逃回国内。对此，学界的主流观点是：当时平壤城内军储充足，叶志超宣称装备不足，是为临阵脱逃开脱罪责。然而认真检讨平壤城内清军弹药给养，可知，叶志超所陈并非虚言，清军的确没有做好备战。再如，依克唐阿历来被认为是怯战将领，可史料显示，他的部队武器装备之差，根本无法应对当时战争的需要。而徐邦道，历来被认为是敢于抵抗的将领。可仔细考察便知，此人军事素养较差，算不上称职的将领，根本不能承担前敌重任。说清政府要为甲午陆战失败承担责任，这一点也不为过。但具体下来，究竟是政府中哪些人应该负责？要负怎样的责任？甲午陆战失败是由于前线将领的贪生怕死？还是后方决策者的政策失误？这些都需要对史料做艰苦的考索才能给予说明。 关键词：甲午战争 平壤战役 徐邦道 近代军事素养 军械
作者简介：邱涛，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著有《同光年间湘淮分野与晚清权力格局变迁（1862～1895）》《咸同年间清廷与湘淮集团权力格局之变迁》等。 原文载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注释从略。
关于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学界主流观点认为，归根结底是清政府的腐朽无能和对外妥协。这种观点当然是正确的。不过，这个结论过于模糊，没有说明清政府中究竟是哪些人要为战争失败承担责任，而责任者各自要负怎样的责任。以往的研究对前线清军将领颇多指责，留下的文字详细而生动；对后方决策者的批评，却是笼而统之，语焉不详。笔者通过分析史料，对以往一些已被“定案”的“史实”再作检讨，希望用史学的方法，把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对外妥协”作具体的呈现。
一、平壤战役中清军军储与叶志超的逃跑问题
甲午战争中，平壤战役被认为是战争第一阶段最关键的战役之一，是中日两国陆军的首次大规模决战。正因为它是一场关键之战，所以研究成果较多。众多论著都会涉及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平壤战役期间，清军前敌统帅叶志超在“平壤军储丰厚”的情况下，弃城而逃，“狂奔五百里，渡过鸭绿江，退入中国境内”。研究论著一般认为在平壤战役中，双方打得很激烈，清军武器弹药充足，日军在竭力进攻不果的情况下，已处于弹药粮草行将告罄的窘态，如果不是叶志超畏敌怯战，战局不应该是历史上呈现的那样。 这样理解是否可信呢？我觉得其中有很多问题仍需探究。
首先要指出的是，作为甲午陆战关键战役的前敌总指挥，叶志超不顾大局，仓皇撤离平壤前线，在日军的追击下，狂奔五百里逃回国内，无论有多少说辞，都不足以开脱其罪责。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依据史料，还可做更加具体的探讨。 平壤战役有两大主战场，一是城南，二是城北。在城南，清军顽强抵抗，双方处于胶着状态。而在城北，牡丹台和玄武门被日军攻陷，这里是平壤城的制高点，日军布置火炮和兵力，准备一举攻下平壤内城。日方的《日清战争实记》记载：日军在9月15日（农历八月十六日）凌晨发起总攻，“午前八时三十分”，“终于把牡丹台上的敌军（即清军）全部赶走，顺利地占领了牡丹台”，“佐滕大佐见牡丹台已被我军攻占，遂向玄武门冲击，终于打破了坚固的平壤城的一角。我军已经攻占了牡丹台这个险要之地，俯视着平壤城，攻破了玄武门，逼近了主城，势如破竹，几乎所向披靡，欲立即入城”。显然，平壤清守军受到严重威胁。叶志超与各将领商议，认为：“北门之咽喉（牡丹台、玄武门）既失，子药又不齐全，转运不通，军心惊惧，设敌军连夜攻打，何以防御！不如暂弃平壤，增彼骄心，养我精锐，再图大举，一气成功。”这一史料出自驻守平壤的清军主要将领卫汝贵的得力幕僚栾述善之手，此人当时随驻平壤，当是他亲闻亲见或得自卫汝贵转述；在平壤陷落时，栾述善被日军所俘，这是他在日本大阪狱中所写，此时所作不必为人隐讳，故从史料来源和真实性上可靠性均高，很能说明实情。 如果说攻防要地失守，就放弃阵地，叶志超这种“畏敌怯战”的做法，肯定是丧失了一名军人的基本职责，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但是，叶志超在决策时提出“子药又不齐全，转运不通，军心惊惧”也很致命，因为近代战争中是否有充足的武器弹药，其意义之重大，是不言而喻的。 那么，平壤城守军的武器弹药，究竟是如学者们所说“军储丰厚”、极为充足，还是如叶志超所说“子药又不齐全，转运不通”呢？ 学者们通常认为，这是叶志超为自己临阵脱逃而编造的借口，理由是平壤清军的军火储备很充足。这是秉承了学界认为甲午战前清政府的军火储备丰富、清军装备总体上占优的流行观点。这一观点所依据的一大核心史料，是甲午战争爆发前夕翰林院编修曾广钧所上呈文。 曾广钧这一呈文描述了战前清军制造、购买军火的情况：“中国后膛枪炮之多，甲乎天下。各局制造购办不可悉举……名目虽繁，约分三等。上等者：曰快利，上海制造局所新造也，所出不多，尚难尽用。曰毛瑟，德国所造，远界二千五百码。曰德国马梯尼，远二千二百码。以上二种，江南军装局存储极多，弹子亦复不少。……曰单响哈乞开司，远界二千码，广东官兵多用之。曰黎意五子连环递放，远界二千五百码，福建、广东、江南皆用之。以上皆上等也，宜名曰甲枪。中等者：曰英国马梯尼，机括稍窒，及界亦远。曰十三响云者士得，极界一千二百码，药力亦弱，此二种中国购置亦复不少，各军正在使用，宜名曰乙枪。最下者为林明敦枪，系美国极旧之式，乃上海制造局自同治十二年起造，至光绪十五年止，所造至百余万杆，除已发各营外，实存六十余万杆，弹子称是。此枪后膛走火，又易炸裂，又不甚准。最劣之品，宜名曰丙枪。查中国甲枪已属不少，足敷陆军之用，但毛瑟、德国马梯尼弹子，中国现不能造，惟黎意枪子上海制造局能造之，应令前敌交绥各军纯用黎意枪，其毛瑟及德国马梯尼，前者已购之弹子尚属山积，应令绿营练军及长江水师用之，俟弹尽时再议更换。其乙枪既有瑕疵，宜暂令未练之绿营及云、贵、川、陕、甘肃、湖南等练军用之，亦俟弹尽再议更换。……其丙枪直为无用之物，宜弃之，或义民欲用者，亦可择其不炸裂、不走火者假之。其格林炮及十二生的过山炮，皆平原利器，暂时无用，故不备论”。
作为后世研究者依据的核心史料，曾广钧呈文的内容是否准确？这是关键！事实上，这篇呈文内容错漏百出！ 曾广钧的呈文开篇就说清军后膛枪炮的战略储备“甲乎天下”，那将欧美各军事大国置于何地？如果说这是一种虚荣心作怪的自我吹噓，那么，他将英国所造亨利·马梯尼枪误为德国所制造等一系列错误，就完全暴露了他对于枪械的无知，实际上是一个冒充军事内行的门外汉。其次，大部分枪械的射击距离被他夸大了一倍左右，如呈文中称黎意枪射程能达到2500码，将该枪的最大射程夸大了一倍以上；单响哈乞开斯枪的尺表射程，也被他夸大了一倍，说成2000码；在这一系列夸大的数字中，他的表述稍显可靠的两种毛瑟枪的射程，也被分别夸大了450码和900码。而且，射程固然重要，但不是衡量枪械好坏的唯一标准，此外还必须考虑装弹量、膛压、射速、来复线、枪械使用寿命等衡量标准。以此来衡量，哈乞开斯步枪只是单发枪，从各项枪械指标来衡量，都不能算到甲枪（即质量性能最佳的枪械）范围里。至于林明敦中针枪，当时中国最大的兵工厂——江南制造总局（沪局）自同治六年（1867年）五月起生产，至光绪十六年（1890年）停产该枪止，20多年间，总共生产了各种型号林明敦枪4万余枝，是曾广钧所云“上海制造局所造至百余万杆”的1/25。即便其他各局有仿制，限于生产能力，想要在甲午战前达到“实存60余万杆”枪支，无异痴人说梦。 那么，研究者能根据曾广钧呈文等材料，得出清军武器弹药储备充足、装备精良的结论吗？能据此准确估计战争中枪炮、弹药的消耗速度，得出清军武器装备足以支撑这场战争的结论吗？显然不能。曾广钧的呈文认为，清军弹药存储的绝对数量相当丰富，用他的话说，就是“尚属山积”，但“山积”到何种程度？所谓“山积”的子弹中，有多少是新制的、合格的产品？又有多少是因存储时间过长或质量问题，而变质的废品？曾广钧是外行，不会计算和辨识，只能是含糊其语。而以往研究者也多忽略了对实战中弹药消耗速度等问题的具体考察，导致对清军弹药储备的研究出现重大误差。 关于平壤战役时清军军火储备的实际情况，我们可从以下两条重要史料来展开分析。 一条核心史料是办理盛军前敌军械委员、亲历了平壤实战的邱凤池在战后（光绪二十一年七月初四日）的一道奏折。邱凤池具体经办了驻防平壤城的清军主力之一——盛军的军火后勤保障，该奏折报告了其战前和战时向平壤运送武器弹药的详细情况，有助于了解甲午陆战中枪、炮、弹药的消耗速度和平壤军储的具体情况。该折说：（1）“卑职于去岁（光绪二十年）六月十八日，随队由新城登轮，解运七生脱半炸弹一千二百颗，两磅威敦过山炮弹一千二百颗，四分五径小格林炮子五万粒，哈吃开思兵枪子四十五万粒，云者士得马枪子五万粒，旱雷壳八十个，电箱七具，电线计长六英里，炮药三千磅。以上各件，两次均解运到平壤城，设局存储”。（2）“自去岁八月十三日午前与倭寇接仗，鏖战四昼夜，共计发给各营七生脱半炸弹八百五十颗，两磅威敦过山炮弹九百颗，四分五径小格林炮子五万粒，哈吃开思兵枪子二十六万七千粒有奇，云者士得马枪子二万四千粒，炮药一千七百四十磅，埋设旱雷二十四个，外叶军门借拨哈吃开思兵枪子十万六千粒”。（3）“仅存哈吃开思兵枪子七万七千粒有奇，云者士得马枪子二万六千粒，七生脱半炸弹三百五十颗，两磅威敦过山炮弹三百颗，炮药一千二百六十磅（存在平壤城被倭寇所得）”。（4）“各营每炮自带炸弹五十颗，每枪自带枪子一百五十粒，尚不在卑职解运数目之内。于八月十三日战至十六日，计四日内，约施放枪子七十四万粒之谱，炮弹二千八百余颗之谱”。 这是驻防平壤城的一支清军——盛军6000人 (占平壤清军总数近一半）的装备情况。如果孤立地看这些数据，可以得出卫汝贵所率盛军，乃至布防整个平壤城的清军，武器装备精良且弹药充足的结论。但计算下来，就会发现邱凤池运送到平壤的各种枪械的弹药55万颗，6000名盛军人均92颗，加上他所说不在其解运数目内的每枪自带配子150颗，人均242颗子弹，与清军已经形成惯例的每枪配1000颗子弹（最低配置也是单枪500颗子弹）的标准相去甚远。邱凤池还运去各类近代火炮的炮弹2400颗，以卫汝贵盛军配备的过山后门炮20尊计算，平均每尊配弹120颗，加上原有配弹50颗，共计170颗，也与清军习惯的每炮配200颗的低标准（晚清火炮配弹的高标准达到每炮1000颗）有不小的距离，何况盛军所拥有的火炮是平壤驻军火炮的主力，这种状况必然会影响清军官兵的战备心理。结合日军在平壤战役中的战利品清单来分析，还会发现清军的重武器——火炮很少，也从一方面再次证明清军军储丰厚之说站不住脚。在日军缴获的35门各种火炮中，只有12门75毫米克虏伯山炮（日军称“七厘米克虏伯山炮”）、4门75毫米克虏伯野炮（日军称“七厘米克虏伯野山炮”）；而日军仅一个元山支队就拥有与整个平壤清军相同数量的75毫米克虏伯炮，虽然日军数日以来发射的炮弹也是2800发左右，但其拥有的75毫米克虏伯炮数量却是清军的3倍以上。清军和日军火力的对比，火炮攻击的有序性，以及同等火力下的打击效率，不言自明。
如果邱凤池的奏折还不足以说明整个平壤守军的军火储备情况的话，那么，正好可结合另一条核心史料，就是日方文献所提供的平壤战役结束后的缴获物资清单，基本可以明确经过9月15日的激战后，平壤守军的军火余存情况。 在这一清单中可以看到，日军在平壤战役中共缴获清军步枪子弹56万发、炮弹840发。从绝对数量来看，清军遗弃的枪炮子弹数量是惊人的，但枪弹分配必须考虑军队人数，如果平摊到平壤前线清军1. 3万人头上，则会发现清军人均弹药数量少得可怜，人均仅有43发子弹。平壤前线，卫汝贵部还配有过山后门炮20尊，马玉崑毅军配带小炮6尊，左宝贵领有陆路军炮6尊，叶志超有小炮8尊，按这40门火炮计算，将日军缴获的840发炮弹平分，每门只能分到21发炮弹。 当然，还有一个关键内容，就是弹药的日均消耗量问题。根据邱凤池的奏折，可知守卫平壤的清军在八月十三日至十六日总共消耗子弹74万发、 炮弹2800发。即使不考虑实际作战情况，按平均数计算, 每日也要消耗18万发子弹、700发炮弹。而平壤战役的实际情况是，日军真正的总攻只有9 月15日（农历八月十六日）凌晨四时三十分到午后二时左右这大半天时间，清军在此后休战时乘夜撤离平壤，日军在9月16日上午顺利占领平壤城，也就是说，已消耗的74万发子弹、2800发炮弹，大部分实际是在抵御日军这大半天总攻中消耗掉的。 那么，如何来计算平壤战役中清军弹药在抵御日军大规模进攻中的日均消耗量？ 一种算法是，按上述情况来估算，叶志超撤退时所遗弃的56万发子弹，顶多能抵御一天同等规模的日军总攻；另一种算法是，如果按照身居战阵的袁世凯的估算，200发子弹不到10分钟就会消耗掉，56万发子弹恐支撑半天都很勉强。至于840发炮弹，用不了一天也会全部打光。看似绝对数量上的充裕，所谓“山积”的清军弹药储备，实际上却掩盖了清军弹药储备相当匮乏的真相。故叶志超清军的仓皇撤逃，至少有一个因素是估算了枪弹不足以坚守平壤城。清军官兵日常养成的习惯和意识中，单枪配弹的标准是1000发，像平壤战役最后（按被缴获的子弹计算）每枪只能配备50发左右的子弹，怎能“敷用”？ 这样看来，被研究者据为核心史料的曾广钧呈文所说的弹药“枪子尚属山积”，根本不能作为清军武器弹药储备充足的依据，由此可见国人对战备认识的粗疏；而根据日军缴获的清军枪炮弹药来看，确实不足以支撑清军击退日军对平壤的进攻。而且，清朝平壤守军的粮草供应同样告急，当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翁同龢看到叶志超报告平壤“军粮五船在大同江为敌劫去，存粮不敷五日”的奏折后，发出了“此师殆哉”的哀叹。当时清军没有建立像日军那样沿途设立兵站保障运输供给的近代军队后勤制度，而依靠一条原始、拖沓的后勤补给系统，武器粮草补给极为困难。这一具体史实说明叶志超没有谎报军情，也说明腐败无能的清政府，无论是最高掌权者慈禧太后，还是秉中枢权力的军机大臣们（礼亲王世铎、武英殿大学士额勒和布、东阁大学士张之万、兵部尚书孙毓汶、工部左侍郎徐用仪、户部尚书翁同龢、礼部尚书李鸿藻、礼部侍郎刚毅、恭亲王奕訢），以及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掌握清政府主要军工厂和外购军火事务的封疆大吏，根本没有为争取这场战争的胜利做好充分准备，其实他们也没有这个能力。但这不能成为叶志超这一前敌主帅“怯战”而仓皇撤离，导致他所指挥的这支中国陆军主力全军崩溃、一发不可收拾的理由，更不能开脱他对甲午战败应承担的历史罪责。
二、依克唐阿是否谎报武器装备差来为怯战无能开脱
学界普遍认为，甲午战争中清军军火储备充足，清军将领奏报所部武器装备不足，并非真正缺军火，而是为掩饰自己军队战斗力低下，为自己的战败甚至怯战开脱，除了叶志超，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也是这种人的一个代表。颇具代表性的观点认为：“依克唐阿出关时所部3000人，带快枪3800枝，人手一枪尚有余。1894年10月黑龙江将军增祺又拨给他各种枪6000枝。到甲午战争结束时，黑龙江共拨出各种炮174尊，各种枪11246枝，其中有少数拨给其他部队，但大部分是进口枪械”。 不可否认，确实有许多清军将领借口武器装备差来为自己“怯战”开脱的情况，但仍有诸多情况需要具体分析。依克唐阿及其所统军队的实际情况， 就需要具体分析。
首先，我们需要搞清楚依克唐阿军究竟有多少人马，这是衡量该军武器装备是否不足的基础。该军出关时确为3000人，但不代表在甲午战争中该军人数始终是3000人。据日方的情报统计，光绪二十年（1894）底，依克唐阿已辖有镇边军、敌忾军、齐字新军、靖远新军、齐字练军等共41营，按清军军制有万余人，远非一开始的3000人。到光绪二十—年三月初七日（1895年4月1日）战争快结束时，依克唐阿奏请拟再招募一万人，“仿古二千五百人为一军，分为四军”，待练成后“一齐调赴前敌应战”，为此他奏请山东巡抚李秉衡等再造、解运抬枪3000余杆。即便这些抬枪能如数供应（实际只得1500余杆），以3—4人用一杆抬枪计算，不算备枪则刚好够用，如要按制有备枪，则明显不够。故不能轻易断言依克唐阿请解军火，只是为掩饰自己部队战斗力不足，是为自己战败甚至怯战开脱。 其次，上述观点认为依克唐阿将缺少枪弹的情况夸大其词，却没有计入战争中枪支的损坏、丢弃等情况，也没有区分枪、炮两项，只强调大部分是进口枪械，又不说明枪械的具体情况、以及174尊火炮中超过160尊是土炮的情况，故相关结论与实情颇有距离。我们依据史料来具体探究一下实情。 依克唐阿军出关时随带3800枝枪一情，出自接任黑龙江将军增祺光绪二十年（1894)九月十五日的奏片：依克唐阿带各项快枪3800余杆、子母692000颗，其中子弹一项是吉林制造局“二十年分产量中除火药、铜帽、哈乞开斯子母15万粒”外的全部家当。也就是说依克唐阿军的3800枝枪，平均每枪只能配备182颗子弹！按照清军单枪配1000颗子弹的惯例，依克唐阿出关前就声明自己所统之军子药不足，并非托词，而且这一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此前，九月初三日叶志超电奏：“九连城等处分驻各军，枪炮子弹，均二百数十出， 备粮亦甚艰难。东沟一带，奉军枪炮子药，均不足三月。”此时依克唐阿军已进驻九连城，叶志超奏称所统各军枪炮子弹不足，当然也包括该军。在枪弹储备不足的情况下作战，士兵必然会有很大顾虑而影响战斗效率、斗志、战果。 那么，依克唐阿军在战时究竟得到多少军火援助？我们可依据史料作一梳理。 光绪二十年（1894）九月初八日，依克唐阿请求增援单响毛瑟枪5000杆、哈乞开斯枪1000杆、续调两项子母608000颗，由协领依兴阿回黑龙江转运，计算下来，每枪所配子弹依旧很少（每枪配弹101颗）。最终这批军火连同马毛瑟500杆、带刺哈乞开斯枪200杆、带刺来复枪300杆，分三批解运。十一月下旬，由于子弹不足，依克唐阿电请增祺“匀拨五十万粒”，由吉林机器局负责“赶造三十万粒”，随后，依克唐阿又请“星夜解奉毛瑟、（哈乞）开斯子母，每项二百万粒，方足分布各营”。由于黑龙江“现存子弹实无如此之多”，增祺便令先拨毛瑟子弹10万颗、哈乞开斯子弹7万颗，这批子弹于“十一月二十二日起程，星夜解至前敌点交应用”。与依克唐阿所要求的450万颗子弹相比，增祺所拨的47万颗（包括正在赶造的30万颗），无异杯水车薪。增祺又奏请“由天津、山东各机器局筹解应用”，光绪皇帝电谕直隶总督李鸿章、山东巡抚李秉衡，要求天津和山东机器局接济，“先行筹拨子弹若干，迅速解济”。十一月二十五日，依克唐阿奏称其前购连珠枪430杆、哈乞开斯枪100杆，后膛过山钢炮4尊，“已经发营使用”。同时说明“现在仅有新购快炮四位、钢炮二位，行营不敷制敌。应请旨下神机营迅拨毛瑟开斯枪共千杆、子母百万粒，大炮数位，丸弹喷筒火箭各一千。并恳饬下护理黑龙江将军增祺，仍拨十响快枪子母五十万粒”。 光绪二十—年（1895）二月二十五日，增祺的奏报称，计自腊月二十日以后拨给依克唐阿军毛瑟子弹12万颗；正月十一日，调嘎尔萨炮2尊、炮弹1200余颗、洋药3000斤、来福枪铅丸3000颗；正月二十二日，又拨开花炮2尊，开花炮弹500个、铅丸20万颗，来福枪铅丸8万颗；二月初三日又调齐齐哈尔墨尔根库存后膛铁炮7尊、三等铜炮1尊，随带炮弹1100颗。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十六日(1895年5月10日），依克唐阿电奏称,近期他收到的军火实数是“已解到营之抬枪一千五百四十九杆，在辽阳制造铜炮二尊、铁炮六十尊、后膛炮卅尊，开花子弹三十余颗”。
根据上述数据，依克唐阿军战时和战后初期实际得到的军火补给有：毛瑟枪5000杆、毛瑟马枪500杆、哈乞开斯枪1300杆、连珠枪430杆、来福枪300杆、抬枪1549杆、嘎尔萨炮2尊、开花炮2尊、后膛铁炮7尊、后膛钢炮4尊、三等铜炮1尊、辽阳制造铜炮2尊、铁炮60尊、后膛炮30尊，各类枪械子弹119万多颗，来福枪铅丸83000颗，各类炮弹2800余颗，炮用洋约3000斤、铅丸20万颗。 在分析依克唐阿军战时实际得到的军火补给的基础上，我们再来考察该军军火消耗的情况，可知在甲午战争陆路战场的作战中，军火消耗的速度非常快。 光绪二十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增祺就奏报依克唐阿军所有各种枪弹170余万颗“今称已将用尽”。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十六日依克唐阿电奏称，历次所失军火，“除前失铜炮、钢炮各二尊”外，“计自长甸开战后至停战，共失去快枪三千八百零七杆。损坏者八百八十余杆，前由吉林机（器）局调来匠役驻奉购料修理，仍堪应用”。依克唐阿军将刚出关时的3800枝快枪差不多损耗光了，在扩军超过一万人的情况下，陆续得到各种枪械近10000枝、炮108尊，这时依克唐阿计划扩军至两万余人，自然觉得武器弹药不够用。何况，依克唐阿军在辽东参加了鸭绿江防之战、摩天岭之战、五复海城之战，均是大规模血战，清军战力又远逊日军，他所领到的那批枪炮如前述又是如此成色，每战后该军必有大量伤亡和武器、弹药的损耗，其上奏请求补充兵员和武器弹药，是合乎情理的，恐怕不能简单认定就是掩盖该军战斗力不足，是推卸“怯战”和战败责任的借口。 对依克唐阿的各项请求，学界多主观认定是在找借口，如果说这种看法是缘于以往论著说他是怕死怯战将领观点的影响，那么，上述具体分析说明这类请求并非都是借口。我们还有旁证。 徐邦道在甲午战争期间及其后都得到正面肯定，可是他在战争一开始就强调，其部所配“枪械仅五成”，后来更说只有四成，所以一口气要求调配6000杆枪、12尊炮。为了这12尊炮，他先后致函负责此事的周馥、双台子转运局和宋庆，迹近乞求，并称只要配齐装备，“倘遇战事则较有把握”。须知徐邦道所统拱卫军只有11营（3000余人），就清廷规制的人枪比例而言，他的要求比依克唐阿更过分，是否也可认定他在掩盖自身战斗力低下？ 如此看来，甲午战争东北前线的清军，无论依克唐阿军还是徐邦道军、唐仁廉军、吴大澂军、刘盛休军，都处在军火不足的窘境中。光绪二十年十月，刘盛休在复州报告所部铭军，“每枪仅子数十个，断不敷用”。要么枪支、弹药不足，要么有大杀伤力的重武器奇缺，虽然这不能作为清军“怯战”的理由，但也确是甲午战争中清军的实情。 就依克唐阿一军的军火援应而言，清廷缺乏战略统筹，没有能力做好“后勤部长”，负责吉林机器局的吉林将军长顺和恩泽、负责督催的黑龙江将军增祺、负责天津机器局的直隶总督李鸿章、负责山东机器局的山东巡抚李秉衡，不能及时足量供应急需的武器装备，难逃为战败应承担的罪责。总之，要认定清军将领普遍惯于谎报自身实力，来为怯战和战败开脱，重在证据，不能人云亦云。
三、徐邦道是否有退敌的近代军事才能和底气
甲午战争的战火烧到中国境内后，清军的陆路战守，一般都会涉及徐邦道这位清军将领。目前学界对徐邦道在战争中的表现和评价，主流观点是正面肯定，但有不同意见。这些意见分歧的观点各有其道理和渊源，在具体史事上也各有史料依据，但也各有欠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有必要具体考察徐邦道这样的“重要”军事将领，有没有应对近代战争、扭转战局的军事素养、才能和底气。 应对近代战争，对近代武器的掌握程度当然是一个关键。那么，徐邦道是否具备精熟近代武器装备的军事素养呢？
甲午战争中，徐邦道是最早抱怨外洋军火质量不高的将领之一，光绪二十年（1894）十一月二十三日，他致电盛宣怀称：各局转运解来毛瑟、哈乞开斯子，两头均有黄蜡，又有外国厚纸四层閈阂，甚有洋铁閈阂，每打不霍铅头焊处，复有纹如螺丝，纵放出，亦无能远。恐是外人买通工匠作弊之事。”但正是这一电文，显示出作为一级军事主官的徐邦道，对近代武器装备实在外行。当时国际军工界普遍用油脂渗泡晾干的厚纸张，用来包裹成型发射药和弹丸，装入枪膛前需咬掉子弹后包裹的牛皮纸，以露出底火，71式毛瑟枪就是使用这种子弹。这就是说，实际上纸壳包装仅仅是子弹包装的一种方式，与枪弹质量无关。果然，第二天盛宣怀回电称：“子弹用蜡纸，廷一说是外国造法，并无弊。” 根据李鸿章向清廷的报告，天津机器局的一项任务是专造洋火铜帽及各项子弹，枪子一项，该局至少生产毛瑟、哈乞开斯和云者士得三种，徐邦道抱怨的纸壳毛瑟、哈乞开斯子弹，津局均有制造。另外，天津机器局制造的弹药、火药、铜帽、拉火等零件，一个重要的分配渠道就是直隶省淮练各营。徐邦道在光绪六年（1880）后出任正定总兵，调驻天津军粮城，属于淮系铭军系统的徐邦道部领到的枪弹产品，便是天津机器局所造。至甲午战争时，徐邦道部下使用纸壳子弹长达14年之久，按理，即便徐邦道自己未使用过这种子弹，至少应当了解其部下所用的武器弹药吧，为何身临战阵见到纸壳子弹反而不知为何物？当然，徐邦道的电文中还道出，他的属下临阵仍不能熟练使用这种枪弹。即便抛开其近代军事素养问题不论，徐邦道竟连自己所统部队的武器装备都不熟悉，也不能有效督促辖下官兵训练并熟练使用这种枪弹，能说得上是一名合格的、值得信赖的指挥官吗？ 这也涉及学界历来就有的列强各国在华兜售军火，各军火商以次充好、外购军火质量差的疑问。当时，清政府外购军火有一套颇为严密的程序，每批进口军火需要经过相关驻外公使、港口检验局、南北洋大臣的三重严格检查，方能过关。订购军火时必有成文合同，数量、型号、质量是否与所订相同，与合同一查对便知。且晚清时期列强在华兜售军火，竞争激烈，各军火商一般不会冒着失去中国市场的风险，以次充好。甲午战争即将结束时，在前线督战的刘坤一称，据各统领面禀，小口径快枪子弹每箱上层尚佳，用至下层往往有不合膛或药力不足的问题。但小口径快枪子弹亦有国产，经刘坤一等派人“逐箱抽验”，并非外购子弹的质量问题。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八日，清军将领宋庆致电盛宣怀称：“前领子弹半多不响，即响亦不及远。拆验药已成灰，想系陈久坏变，误事。请另拨外洋新子弹，速解。”宋庆说得很清楚，子弹变质不是质量不佳，而是长期不用又保管不善的结果，这个“陈久”的时限， 如盛宣怀所说长达二十年之久，“所存系二十年前旧物，恐有不响之弊”。这些都表明，外购军火质量基本是有保障的，而清朝大员们却限于近代军事知识，在购货考察和验收时会犯一些低级错误。即便被视为晚清外购军火权威的盛宣怀，也不例外。光绪二十年九月十五日，盛宣怀称，信义洋行现有“格拉后膛步枪一万枝，机簧与毛瑟同，可用毛瑟子”，而且这种枪中国自能造子。实际上，法国造格拉斯式后膛步枪与毛瑟枪机簧构造完全不同，子弹更不能互用，只是表面相似而已。鉴于清朝官员缺乏近代军事知识，卖方和海关代表金登干在报告一批奥国兵工厂保存完好的枪械和子弹即将由欧洲启程时，特别提到“到达中国交货时，应请公正可靠的欧洲检验员开箱抽验后在场移交，以免有人捣鬼当作陈旧军火看待”，甚至连“每一枝枪在使用前当然还要把上面的油弄干净”这类事情还要特别嘱咐。然而这批军火运抵上海时，仍被海关道检查、定性为“全系毫无价值不能应用之物”，难怪金登干会大呼冤枉。赫德对此的解释是：“那些没有沾到油水的官吏，自然不免有一番挑剔”。虽然事情不一定如赫德和金登干所说的那样绝对，但港口检验局的检验员一方面由于工作态度、贪腐问题，另一方面则是受限于军事知识不足而存在过失，则是毫无疑问的。 虽然晚清官员和将领中也有较为熟悉某些近代军械知识的，但毕竟是少数，徐邦道显然不属于这一行列。徐邦道因报告外洋子弹用纸壳包裹是低劣制品，而暴露出他在防御装备方面的素养低劣，还有旁证说明他绝非一时之误。清军在战时武器装备不足的情况下，不得不想方设法，以期解决这一问题。光绪二十年十一月中旬，徐邦道致电盛宣怀，称日军“身穿纸甲，小枪不能击透，惟惧抬枪”。这封电报所言自相矛盾，纸甲怎可能无法击透？徐邦道不仅缺乏近代军事知识，连中国传统军事知识也知之甚少。纸甲，在古代文献《武经总要》、《明会要》、《武备志》中均有记载。这件事情发生在他上报纸壳子弹事件的前几天，盛宣怀尚未看清此人的昏聩庸劣，还命徐邦道送一件“纸甲”到天津机器局，以便仿制。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戳穿荒唐之言的竟是徐邦道本人。他在给父亲的信里说得清楚：“纸甲，男曾试验数次，三百步外前后，枪均一齐穿透。男用四层洋铁皮，寸半厚高丽纸并乱头发做成，又试，七百步外穿不过，七百步内不行。而且如此笨重，兵勇穿在身上，连动作皆难，焉能临敌打仗？”这是废话！马梯尼枪和黎意枪的有效射程都是300米左右，88式毛瑟枪的有效射程不超过400米，即便以保守的一步70厘米计算，700步即490米。清军只要穿上普通甲衣，超出射程的这些枪都无法击透，何需专门试造“纸甲”？ 由此可见，在甲午战争期间，徐邦道这样的军事将领并不具备应对近代战争的军事素养和才能，甚至称不上是一名合格的指挥官，期望他们能指挥军纪差、战斗力低下的清军赢得近代战争，实在太难！更何况腐败的清政府并没有持久作战、抵抗到底的决心。 虽然晚清体制的腐朽，不能决定在这一体制下官员将领都会懒政腐化，但是，人的创新能力、眼界才能确实被束缚了。晚清统治集团从上到下，确实没有表现出富国强兵、统筹全局（包括应对近代战争）的能力，也没有进行体制改革的决心。当然，战争失败的责任首先是慈禧太后为首的掌权集团没有应对这场战争的战略能力，缺乏统筹各项战备物资供应的能力；而在战前就已负责清朝各军火局的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李秉衡、增祺、长顺、王文韶、吴大澂、岑毓英等一批封疆重臣，昧于世界军工发展的潮流大势，因循苟且，再加上西方列强的军事技术封锁，导致已经过三十多年发展的中国近代军工制造企业，生产能力极其低下，战略储备根本无法应对大规模近代战争的需要；战前和战时负责外购军火的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李秉衡、许景澄、盛宣怀等晚清近代化的体制内代表人物，近代军事知识极其有限，缺乏对战争的预见力，经费又捉襟见肘，不能有效外购和储备战略物资，以应战时之需。战争失败，这些人均难辞其咎。当然，前线的清军将领缺乏近代军事素养，甚至不具备一名称职将领的基本素质，有的缺乏军人保家卫国的责任感、畏敌怯战，也是导致战败的重要因素。虽然许多晚清官员、将领在对外战争中的表现，并没有过往所说的那么不堪，但确实也不具备应对近代战争的能力和见识，晚清体制的腐朽确实是造成历次对外战争失败的主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