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四年五月初一/六月一日 804页

王汎森先生说，“邓之诚还批评陈寅恪所说的唐玄宗因姓李故升老子李耳为‘上圣’。邓说《汉书·古今人表》里已经把老子尊为‘上圣’了。参见邓之诚著、邓瑞整理：《邓之诚文史札记》，南京；凤凰出版社，2012年，第804页。”（见《思想史研究方法经验谈》，https://douc.cc/2pQ5yQ“本文系王汎森教授2013年6月在第二届中国思想史高级研修班上发表的讲座，整理后刊发于《知识分子论丛》，2014年第1期。后收录于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何谓现代，谁之中国：现代中国的再阐释》一书。”） 然《古今人表》其实以老子为中上，故張晏曰：“老子玄默，仲尼所师，虽不在圣，要爲大贤，文伯之母达于礼典，动爲圣人所叹，言爲后世所则，而在第四。”今核对邓先生原文： 予有二失：一以一条鞭非征银，赖马等言之，始觉；一以《古今人表》上圣老子为班书之旧。（瑞按：此非失，班固《汉书》卷二十《古今人表》列老子为上圣。）及阅《历史研究》（1954年第2期）陈寅恪所作文（《论韩愈》），始知《唐会要》（卷伍拾《尊崇道教门》）有玄宗升老子为上圣明文也。如此而称史家，史乎！史乎！疲极不适，晚饭后，稍振作。马列学院送食物多种，盖以代束脩也，以之分与家人。 可知邓之诚先生曾“以《古今人表》上圣老子为班书之旧”，后读陈寅恪先生《论韩愈》始知己非，“如此而称史家，史乎！史乎！”是自责之言。唯邓瑞未核对原书，以为邓之诚先生“非失”，而王汎森先生又有误读。 又，老子圣贤问题对于中国思想史颇有意义，民国时期学者讨论魏晋玄学时多有论及，而邓之诚先生似乎并未关注过，至到1954年读陈寅恪先生《论韩愈》始知老子升为上圣，是在玄宗年间。此可为王汎森先生“他读了六七百种17世纪的文集，我认为没有人比他读得更多，可是很多我们现在感兴趣的问题，他不感兴趣。他的兴趣固定在某些范围内，所以其他一些很有学术意义的问题就不在他的关心之中了。”这一论断的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