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俊：翻译家算半个先知
2010年夏天，还在做记者的我，曾去李文俊先生家拜访，于是有了下面这篇专访。
13年过去了。
今天在科索沃，翻出旧稿，又回忆起当年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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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俊80岁了。几个月前，他的面孔登上了国内一家著名时尚杂志。
那是一张刀刻般的面孔。因为拿掉了厚厚的镜片，眼睛失去掩护，显得湿润润的。
“我也不晓得他们为什么找我，”李文俊慢条斯理地说，“大概他们的主编曾是一名文学青年。”
是的，凡是喜欢过外国文学的人，都知道李文俊。他是福克纳、塞林格、麦卡勒斯和卡夫卡的译者。他译的每一本书都至少影响过一位当代作家。余华、莫言、苏童在他们的随笔里都满怀眷恋地回忆过当初读到这些作家中译本时的震动。
2000年，因为翻译福克纳的《押沙龙，押沙龙！》和写作《福克纳评传》过于劳累，李文俊曾大病一场，光是病危通知就收到五次。从鬼门关回来，家人都劝他不要再做翻译，可李文俊自叹“尘缘未了”，这些年来又翻译了近10本著作。
这些著作如今静静地躺在老先生的书柜里。李文俊说，这是他一辈子的行李。
美国诗人伊丽莎白·毕肖普在一首诗里列举了她一生所失去的：钥匙、母亲的表、宝贵的光阴、朋友、三所房子、家园和祖国。
回顾自己的一生，李文俊说：“我也有所失去……然而也并非一无所获：我有亲人、有也许还不算太菲薄的成绩，以及友情、家园、还有人生阅历……”
在李文俊看来，翻译是一项神圣的事业。他引用歌德的话说，在一个民族里，翻译家算得上是半个先知。
如今，李文俊坐在书房里，翻着一本《外国文学插图精鉴》。这是他用15年的时间集成的，相当于一部外国文学翻译史。
墙上挂着“静轩”两个隶书大字，是从琉璃厂淘回来的拓片，装入紫檀木的镜框里。家里摆着不少瓶瓶罐罐，都是潘家园淘来的“古董”。老先生饶有兴致地拉着我们看，过一会儿又很严肃地说：“我是不打算卖的。”
翻译的开端和《世界文学》杂志
1930年，李文俊出生于上海。父亲在洋行工作，母亲中学时也学过英文。中学时代，李文俊译过一些好莱坞明星，如“凯瑟琳·赫本的三围”等讯息，投给当时的《大晚报》。
李文俊至今还记得第一次去领稿费的情景：“乘上49路红色公共汽车，推开四马路报馆铜棍（brass bar）锃亮的玻璃门，在齐眼睛高的大理石柜台前，看那位烫着一头蓬乱头发的出纳小姐扔出几张小额钞票。”
1948年，李文俊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和同学一起翻译出版了美共作家霍华德·法斯特（Howard Fast）的两部著作：《最后的边疆》和《没有被征服的》。这成为他翻译生涯的开端。
大学毕业后，李文俊进入中宣部办的干训班，学习八个月的马列主义和新闻业务，之后被分配到《人民文学》编辑部。1953年，为了继承鲁迅先生三十年代办《译文》的传统，作家协会决定恢复《译文》杂志（《世界文学》前身）。从那时起，李文俊开始了在《世界文学》的人生，绵延40年。
当时编辑部鼓励年轻人走出去向专家请教。刚开始工作，李文俊就骑着自行车去拜访归国不久的冰心，也访问了加入中国籍的沙博里。
李文俊说，每次拜访都有一段故事：拜访钱钟书、杨绛，“他们那时住在中关村平房，不到顶的隔墙上供着一尊铜佛”；拜访金克木，“求他译《云使》，他太太发话了他才答应的”；拜访赵萝蕤，“可惜没见到陈梦家的明代家具”；拜访吴兴华，“他的夫人握手时仅伸出两只纤指”；拜访杨宪益和他太太Gladys，“记得杨先生对我说‘搞翻译不能太老实’，Gladys正好从门外进来，只听见了最后几个字，眉毛一扬问：‘干吗要不老实？’”；拜访王佐良、周珏良，“他们和我一起挤上一辆332路公共汽车，请我在动物园对面的广东饭馆吃了一顿饭”；拜访冯至，“他对我说，歌德不好算作浪漫主义诗人，接着很有权威性地一笑”。
从卡夫卡到福克纳
在《世界文学》杂志，李文俊做了20多年的助理编辑。1978年，《世界文学》所在的外文所招入了“文革”后的第一批研究生，其中包括赵毅恒、裘小龙等人，而文学也迎来了一个最狂热的时代。
1979年，复刊第一期的《世界文学》刊登了李文俊翻译的卡夫卡《变形记》，它影响了一代读者的阅读趣味。
卡夫卡的推介得益于李文俊的慧眼。当时国内的德语翻译家并不知道卡夫卡，甚至包括冯至，当他在德国留学时，卡夫卡还不为人知。因为经常浏览国外报刊，李文俊知道卡夫卡在国外很受重视，他建议上海译文出版卡夫卡，“结果出了六本，作为反面教材在内部发行。”
时至《世界文学》复刊，李文俊请学德语的太太从德文版重新校对了一遍《变形记》。他没想到卡夫卡在青年人中引起了那么大的反响。当时还在浙江海盐做牙医的余华看到卡夫卡，被深深地震动。他后来写道：“在我即将沦为文学迷信的殉葬品时，卡夫卡在川端康成的屠刀下拯救了我。我把这理解成命运的一次恩赐。”
李文俊把翻译比喻为“行人寥落的小径”。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李文俊开始翻译福克纳时，曾写信给钱钟书请教几个问题。钱钟书在复信中说：“翻译（福克纳）恐怕吃力不讨好。你的勇气和耐心值得上帝保佑。”
福克纳难译，而《押沙龙，押沙龙！》更是难上之难。《押沙龙》的第一段是这样写的：
From a little after two o'clock until almost sundown of the long still hot weary dead September afternoon they sat in what Miss Coldfield still called the office because her father had called it that – a dim hot airless room with the blinds all closed and fastened for forty-three summers because when she was a girl someone had believed that light and moving air carried heat and that dark was always cooler, and which (as the sun shone fuller and fuller on that side of the house) became latticed with yellow slashes full of dust motes which Quentin thought of as being flecks of the dead old dried paint itself blown inward from the scaling blinds as wind might have blown them.
在福克纳的作品里，这样的长句比比皆是。李文俊说，翻译时难就难在必须要把作者蓄意表达的一切因素全部准确地表达出来，文字尽可能熨帖老练，符合中文习惯用法，还要保留住作者的“神来之笔”。
长句子并不是唯一的困难。福克纳的作品是一个整体，必须对他的全部作品大致有所了解，才能译好其中的一篇。福克纳是语言艺术大师，文风时庄时谐，有时像莎士比亚与T.S.艾略特，有时却又土得掉渣。这一切，均需译者悉心体会，紧紧追随。
在译《押沙龙》的整整三个年头里，李文俊日日夜夜都在受着这样的煎熬，往往一天只能译一小段甚至一个长句，第二天再将之改定。他至今还对译毕当天的情景记忆犹新：“那天下午4时45分，我将圆珠笔一掷，身子朝后一仰，长长地叹了口气：总算是完成了。这是我译的第四部福著，我对得起这位大师了。”
说到这里，李文俊走向书柜。在我们惊异地注视下，他拿出那本《押沙龙，押沙龙！》，轻轻地把第一段的译文念了出来：
“在那个漫长安静炎热令人困倦死气沉沉的九月下午从两点刚过一直到太阳下山他们一直坐在科德菲尔德小姐仍然称之为办公室的那个房间里因为当初她父亲就是那样叫的——那是个昏暗炎热不通风的房间四十三个夏季以来几扇百叶窗都是关紧插上的因为她是小姑娘时有人说光照和流通的空气会把热气带进来幽暗却总是比较凉快，这房间里显现出一道道从百叶窗缝里漏进来的黄色光束其中充满了微尘在昆丁看来这是年久干枯的油漆本身的碎屑是从起了鳞片的百叶窗上刮进来的就好像是风把它们吹进来似的。”
对话李文俊：“文学在它合适的位置上就行。”
人物周刊：现在您和太太还翻译吗？
李文俊：当然，还翻译一些东西，出版社叫我翻译一个中篇。现在我不做苦工了，一天两个钟点，三个钟点顶多了。昨天就少些，因为陪我太太去了亦庄的同仁医院。她是搞德文的，黑塞、歌德，豪夫，古典的也译一些。她现在译的少了，德国的一本正经的东西现在出版社不大出。时髦的那些她不喜欢，也看不懂。
人物周刊：您是复旦新闻系毕业的，最后怎么没有做记者，而成为了翻译家？
李文俊：最初没想专门做翻译，而且我的外文学得也不怎么样。一般的看得懂，但是文法结构搞得也不是很清楚。后来一点点做起来了，才弄清楚这之间细微的区别在什么地方。考大学的时候，复旦大学新闻系和燕京大学新闻系是最有名的。当时想像萧乾那样到英国去访问，做战地采访什么的。我觉得我这个人还比较灵活，跑跑写写应该还行吧，就报的新闻系。考上新闻系后，第二年上海就解放了，然后就强调要贯彻党的意图，没有什么个人发挥的余地。我很多同学都分配到广播电台，做了一辈子到退休了也没什么太大的成就。当时有哪个是有名的记者？没有。都不让出名的，写的全都是干巴巴的会议报告。我当时感觉没有什么活动余地，我还是搞翻译，搞文学吧。我因为在大学里出了两本书了，所以分配的时候就把我分到了作家协会。
人物周刊：作协一直是各种运动集中“整顿”的部门，您有受到冲击吗？
李文俊：我们作家协会名额多着呢，你想呀，丁玲、艾青什么的都是在一块儿的，这些人首当其冲。轮到我们编辑部，就只有一个人历史有点问题，是国民党励志社培养的，他是南京中央大学毕业，其实人很好，对我帮助很大。当时是杨朔（写过《荔枝蜜》）负责审查，他的《三千里江山》是薄薄一个中篇，不知印了多少万册，他靠这个买了一个四合院。当时，我负责记录，杨朔打电话给我，我就和那个有“历史问题”的同事蹬着自行车去杨朔的四合院。
人物周刊：后来您下过干校吧？和钱钟书一起。
李文俊：下干校是1970到1972年，到河南。钱钟书比我去得早，不过都是盖房子、挖井。后来我被分到木工组，做木匠去了。手艺还没学会，上面就没人抓这个事情了，因为林彪失宠了。后来，钱钟书被调回去翻译毛泽东诗词。不久，我也被调回去了。从干校回来以后不能做业务工作，但是图书馆开放了，可以借点书来看。那时候看了很多英美小说，尤其是钱钟书借过的书，我会特别注意，也会借出来看。《伤心咖啡馆之歌》就是那时候看到的。
人物周刊：《世界文学》最初和现在的发行量是多少？
李文俊：最多的时候三十多万，现在一万册以下吧。这就算不错了，文学在它合适的位置上就行。
人物周刊：您怎么看待八十年代的外国文学热潮和现在的慢慢褪去？
李文俊：这个社会变了啊，那个时候是从不开放到开放，你们这一代人或者比你们更老一辈的人，经历了一个思想解放的过程，他们像海绵一样吸收外国的各种新鲜的味道，如饥似渴。现在，人们又开始经商了，要买房子，买股票，各人走各人的路，各人奋斗啦，不然你房子都买不起，怎么娶老婆啊？各人有各人现实的困难，你再喜欢文学也没用了。
人物周刊：您是这样的看法？
李文俊：社会是这个看法。我个人是不会说要挣多少钱，够用就行了，活得下去，能去潘家园淘点古董就行。反正我也不像马未都他们似的，我也没那么多本钱，我也不和富豪打交道。4亿块钱买一幅黄庭坚的画，拍卖公司收12%，多黑啊。反正这个社会吧，我是做不到他们这样。
人物周刊：文革之前的翻译稿费是怎样的？
李文俊：大概10多块钱一千字吧。那时候的10多块钱比现在100多块钱还多呢。所以那时候有职业翻译家，别的不干，就在家里翻译也能维持生活，而且生活挺好，像傅雷、汝龙就是这样。他们也不愿意出来做工作，因为觉得浪费的时间挺多的，又要开会，又要政治学习，这些时间都去掉以后，剩下来翻译的时间就不多了。但是时间一长，输出得少了，翻译速度慢了，收入就会受影响。傅雷就写信给上海文化部，这个信在《傅雷书简》里还可以看到，说他生活困难，维持不下去了。文化部就批，让出版社多预支他点钱。其实1950年代的时候，靠稿费也可以生活下去。
人物周刊：现在的稿费标准似乎没有太大调整。
李文俊：大牌的出版社给我们也就是每一千字60元。有的出版社，对我客气一点的，给我80块钱，特别高的就100块。人民文学出版社、译文出版社也就是60块，65块。给的少也就算了，反正我也活得下去，退休金涨啊涨的，到现在也快五千块钱了，而且我还有国家特殊津贴，还有我太太的退休金。
人物周刊：您对现在翻译的稿酬，几十年都是这个水平，怎么看？
李文俊：“自古圣贤皆寂寞”，都是这样。水平高的东西看的人就少，曲高和寡。很多人都是穷死的，我没有穷死已经不错了。政府还给我们养老金，最好过一段时间能提一提，和通货膨胀的速度拉近一点，不要越来越远就已经满意了。现在也没什么牵挂，我写的东西都在电脑里了，自己的大事记也都在那里。我死了之后，儿子打印出来一看就知道他父亲这个人了。钱嘛，存不了多少。
人物周刊：回忆这一生，您愿意如何评价？
李文俊：玩得还算漂亮。好比作为一个运动员，还踢出过几个好球，也就这样了。反正不能永远出风头，都要退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