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马孟龙：《西汉侯国地理》后记

本文刊于《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2期 呈现在各位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是我的博士论文。然而倒退十年，我不会想到自己能成为博士，自然也不会想到有博士论文。 大约在本科三年级，我在学校的图书馆意外地翻到一本《中国历史地图集》。在饶有兴致地翻阅过后，我突然萌生要去了解这部地图集由来的冲动。通过向老师请教，我得知这部地图集的编绘，是依靠一门特殊的学问—历史地理学。然而，对于一位中文系的老师，她并不能清楚地解释什么是历史地理学，而我求知的冲动竟被无限放大，于是又一个念头产生：去考历史地理学的研究生，搞清楚这究竟是门什么学问。 对于一个中文系的本科生，要开拓一条与本专业毫无关系的求学道路谈何容易。在检索了各高校的研究生招生简章后，我作出决定，报考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历史地理学研究生。选择南开大学的理由很简单，南开大学很有名，南开大学离我家近。我本科就读的沈阳大学，是一座市属院校，这里的学生在学期间的目标无外乎两种，找工作和谈恋爱，选择继续走学术道路的人寥寥无几。即便有人报考研究生，大多是辽宁大学之类的省属院校。报考南开大学的我，在一般人看来简直不知天高地厚。然而连我也没有想到，一年后自己竟然真的成为南开大学的硕士研究生。 当进入南开大学的喜悦消散之后，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我的面前，南开大学并没有从事历史地理学研究的老师，招收历史地理学研究生只是一个尝试。在我硕士毕业的那一年，这个研究方向被取消了，所以我毕业证书的研究方向改成“中国古代史”。在南开大学学习期间，我会被同学们反复问到一个问题，“既然你想搞历史地理学，为什么不报考复旦大学”。我总是无言以对。对于一个历史学背景的人，这可能是一个常识，但是对于一个中文背景，而且来自没有任何学术研究传统院校的人，这却是一个未曾想过的问题。 在南开大学，我又遇到一个困难。当时学校正在搞学制改革，硕士学制改为两年。在我刚刚熟悉学校和研究专业的时候，就要为毕业做准备。两年学制的弊端很大，这项改革执行了三、四年就停止了，而我们这几届研究生无疑成为改革的“牺牲品”。 在我硕士毕业的那一年，面临着这样的窘境：对于历史地理学知之甚少，中国古代史专业基础也不牢靠。我放弃了继续在南开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想法，准备回到老家沈阳去找一份工作，就此结束我短暂的“学术生涯”。然而就在我忙于撰写毕业论文，同时联系工作单位的时候，又一个想法在我大脑里闪现：既然自己曾经喜爱历史地理学，为何不借着报考博士的名头，去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看看呢。我还是不敢贸然行事，通过同学，我询问到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葛剑雄先生的电子信箱，并发邮件表达自己希望报考历史地理学博士的意愿。出人意料的是，第二天我就收到了葛先生的回复。他热情地鼓励了我，还推荐了一些专业书籍。葛先生是历史地理学界的权威，得到他的鼓励，让我信心大增。我向同学们传达了葛先生鼓励我的喜讯，还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然而一位同学的话却如同一盆冷水，把我刚刚燃起的热情彻底浇灭。他说：“你见到葛先生时，他还会记得你吗？”是呀，像我这样写信给葛先生的人，每天不知道有多少，自己实在太天真了。 2007年4月，我出现在复旦大学的校园。我的心态如同“游客”，在复旦校园和历史地理研究所牌匾前拍照留念，丝毫没有备考的紧张。两天后的博士面试，我如愿一睹葛先生的尊容。至此，我的任务全部完成，这也算是给曾经的心愿一个交待。 几周后，我得知了落考的结果。这并不意外，我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依然专心于硕士论文答辩的准备。然而几天后的晚上，当我像往常一样打开电子信箱时，却意外的发现一封葛先生的来信。在邮件中，葛先生肯定我具有学术研究的潜质，希望我不要放弃。最后他竟提出，如果我愿意，欢迎我去上海，他可以为我提供生活费和住处，我可以一边帮助他做项目，一边准备来年的博士生入学考试。直到今天，当我写下这段文字，内心仍然不能平复，仿佛又回到了6年前的那个夜晚。当我看到这封邮件时，简直不敢相信是真的。我把邮件反反复复地读了十几遍。至今我也想不明白，仅仅通过十几分钟的面试，葛先生是如何判定我具有培养前途，而在南开的两年里，除了我的硕士导师闫爱民先生，没有人认为我有学术研究的能力。我立刻接受葛先生的邀请。不过我的基础是在太差，葛先生知道我很难在短时间内达到博士生入学考核标准，最后他与学校协商，以破格特招的形式让我成为一名博士研究生。 虽然幸运地成为一名博士研究生，但是我的基础太差。在第一学年，我常常听不懂老师们授课的内容，而且也不知道日后该进行哪方面的研究，博士论文选题迟迟不能确定。为此我非常苦恼，生怕辜负了葛先生的期望。听别人说，博士论文选题大多延续硕士研究，于是我也报上了一个与硕士论文相似的题目。而葛先生认为这个题目很难展开，他劝我不要急于确定选题，而应当利用学校的资源好好弥补自身的不足。葛先生不愧是具有五十年教学经验的教师，正是在他的耐心引导下，我才逐渐平复了急躁的心情。 本以为要绞尽脑汁才能确定的博士论文选题，最后却以非常偶然的形式出现在我的面前。2008年，《文物》月刊公布了几枚湖北省荆州市松柏汉墓出土的简牍，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副研究员刘瑞先生正在复旦大学历史系进修博士学位。他很快注意到这批简牍的价值，并在很短的时间内写成研究文章。之前因为共同的研究兴趣，我们已经成为很好的朋友。刘瑞先生谦虚地把文章送交给我，请我提一些批评意见。这令我受宠若惊，因为刘先生已经是学界颇有名气的青年学者，而我只不过是个刚刚入门的研究生。我仔细地阅读文章，逐一核对史料。在阅读的过程中，我觉得刘先生对木牍中某些侯国的分析存在偏差。几周后，刘先生受邀在历史地理研究所介绍他的研究成果。在报告会上，我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怀疑。刘先生并没有因为我冒失的举动而感到不快，反而和在场的几位师友热情地鼓励我把看法写出来。受到大家的鼓励，我利用一个暑假的时间，写成我学术道路上第一篇独立完成的论文《荆州松柏汉墓35号木牍侯国问题初探》。 文章完成时，我的热情尚未散尽，竟然不知深浅地把文章投给学界极有影响的学术刊物《中国史研究》。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仅仅三个月后，我就收到了用稿通知。第一篇学术论文就被权威刊物录用，这极大地激发了我的研究热情。《荆州松柏汉墓35号木牍侯国问题初探》只探讨了三个侯国，而西汉时期先后分封了八百余个侯国。我想，如果能把八百余个侯国全部梳理一遍，一定会有更多的发现。我决定把“西汉侯国地理分布研究”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 当我把这个想法告诉葛先生的时候，他仍然存有担心。西汉分封侯国虽多，但资料零散，而且不成体系，再加上周振鹤先生已经对西汉侯国有过精深的研究，所以作为博士论文选题，还有很大的风险。但面对充满热情的我，葛先生不忍打击，而是建议我系统收集一下资料，即便日后达不到博士论文的篇幅，也可以形成几篇文章，不妨作为学术训练。得到葛先生的默许，我立刻投入到资料整理之中，整整一年我几乎天天待在资料室，把西汉封置的八百余个侯国的地理方位和置废年代全部整理了一遍。在整理过程中，果然有新问题显现出来，其中很多问题甚至是前人从未注意到的。我把这些发现不断汇报给葛先生，终于有一天，葛先生在邮件中说，可以将这个选题作为博士论文了。 此后的三年里，博士论文的撰写工作在我的规划中按部就班地进行。在撰写论文的同时，我还把研究过程中的发现总结成文，陆续投寄给各大刊物。然而这时的我，再也没有了之前的幸运。自认为颇有见地的文章，在投出之后，或是石沉大海，或是得到一封冰冷的退稿信，有些文章甚至没有送外审就被编辑直接退回。这时我才意识到，作为一个刚刚出道的研究生，研究成果要想得到学界承认是多么困难的事。在一封封退稿信的打击下，我的心态由期盼转为失落，但博士论文的撰写工作仍在继续。2011年，我按期完成了博士论文答辩，虽然答辩委员一致认为论文创见甚多，并且给了较高的成绩，但我却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我手中只有一篇发表的论文，而这样的成果在求职时没有任何优势。 在2011年上半年，我不断给各大高校投寄简历，但都杳无音信。我曾幻想能够回到南开大学去做历史地理研究，我的硕士导师阎爱民先生还为此奔波于各部门，但结果仍然是初选即遭淘汰。在日益功利的社会环境下，是没有学校肯给一个只发表过一篇学术论文的研究生以机会的，对此我能够理解。于是在我博士毕业的同时，又再度面临中断学术研究的困境。这时候又是葛先生出手相助，他得知复旦历史系有出资培养年轻学者作为师资贮备的计划，把我推荐给历史系的领导。我也要感谢历史系的主任章清先生和党委书记金光耀先生，他们把资助提供给我这个无名之辈，应该说冒着很大的风险。2011年下半年至2013年上半年，我以历史系师资贮备人才的身份在中文系博士后流动站工作。这两年是我学术研究的转型期，凭借历史系师资贮备人才的身份，我得以结识以余欣先生为代表的一批复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研究的青年学者，并有幸加入他们的研究团体。正是通过与他们的交流，才使我的研究视野跳出政区沿革的局限，而开始关注政区变动与政治制度、知识信仰之间的互动关系。另外，我在中文系的博士后合作导师是陈尚君先生，陈先生是历史文献学大家，在他的指导下，我认识到文献学在历史研究中的基础作用。特别是陈先生关于《旧五代史》成书过程的一系列经典研究，触发我关注秦汉政区研究基本史料《汉书·地理志》的编撰过程和资料来源，并获得一些新的认识。我也由此开始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出土文献和利用出土文献校订传世文献的研究方向。 我深知，要想延续学术研究道路，两年博士后的工作经历是最后的机会。我丝毫不敢懈怠，几乎把所有时间都投入到学术研究和学术论文的撰写。也许是获益于研究视野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改进，我的研究成果逐渐被各类学术刊物接受，不仅有历史地理学的专业刊物，还有历史类、文物类、考古类、文献类的刊物。随着发表成果的增多，我明显感受到自己在学界的境遇逐渐改善。很多朋友为我的工作出路提供信息和帮助，甚至还有高校联系到我，愿意提供工作机会。2013年4月，复旦历史系的领导们认为我在两年内取得了一定成绩，已符合师资储备人才的各项考核标准，决定推荐我留系任教，并通过全系教授投票决议。我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能够继续在探索学术的道路上前行。回首过去的十年，在复旦求学的六年经历是我人生道路上最为关键的阶段。在这六年里，我从学术研究的门外汉转变为青年学者，是复旦大学兼容并蓄、自由开放的学风使我迅速成长。复旦大学培养了我，并最终接纳了我，我对学校和学校的师友们一直心存感激。 我的博士论文是我在复旦求学的收获，也是我在学术道路上成长的见证，将博士论文出版是我这个复旦学子向母校和葛先生致敬的一种方式。而此书的出版也同样得到了很多复旦人的帮助。“中古中国知识·信仰·制度研究书系”是复旦大学历史系针对本系青年教师论著出版的资助计划，身为师资贮备人才的我原本是不能享受这项“福利”的。但书系的负责人邹振环先生和余欣先生却慷慨地把我纳入资助计划。为了保证此书的顺利出版，余欣先生还不厌其烦地与出版社沟通，解决各类问题。 该书的责任编辑顾莉丹女士毕业于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我们算得上老朋友了。当年她身为中心期刊室管理员，没有把我这个来自外院系，且频繁造访的“不速之客”拒之门外，而是给予热情地接待。至今，我与她在期刊室相互鼓励的场景仍然历历在目。本书是专门的沿革地理研究专著，内容艰涩而难懂，而顾女士却从中复核出大量错误，她的认真细致保证了本书的出版质量。 时下正值赵薇女士的电影处女作《致青春》热映之际，用她的话说，《致青春》是她们那一代人青春岁月的纪念。现在我的求学岁月即将结束，在复旦求学的六年里，我渡过了人生26岁到32岁的美好时光，实现了我从事学术研究的理想，我愿把我的博士论文作为复旦求学岁月的纪念…… 2013年5月于复旦大学北区公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