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伯霍瓦拉评《世界中的家》︱成为阿马蒂亚·森
文︱[英]法拉梅兹·达伯霍瓦拉
译︱石晰颋
1901年作家泰戈尔四十岁，他在加尔各答以北约一百英里孟加拉郊区的桑蒂尼盖登创立了一所小小的学校。二十年后，他在那旁边又建立了一所名为维斯瓦·巴拉蒂的大学，其名称是将梵语中的“世界”与“智慧”相结合，其校训是“整个世界在这个小窝中相遇”。这些合作办学机构的教育愿景在当时颇为大胆且有实验性：男女同校，没有体罚，也没有什么正式的纪律，课堂就在户外的树荫下。他们强调美术、音乐、体育和戏剧教育，不看重考试及形式化的成绩。课堂之外，教师和学生们自由社交。最重要的目的是鼓励学生的想象力和思想自由，并向他们灌输对世界（和印度）伟大而多元的知识和文化的欣赏与赞美。因此，其课程范围非常广泛，不仅涉及印度的历史、艺术和文学财富，而且对西方、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其他地区的各种文化也给予同样的关注。
泰戈尔的设想反映了他对传统学校教育的不满，也反映了他现代与开放的背景。他本人从未在学校里待很久，青少年时期去英国旅居，在布莱顿他很快就从为他安排的公学退学了；在伦敦时他只在伦敦大学学院读了几个月；在加尔各答的总统学院他只待了一整天。但他曾接受过梵文、英文、音乐、哲学及其他科目的教育，主要由私人教师和他有才的哥哥姐姐们授课，其中有几位成为了著名的作家、作曲家、爱国者和知识分子。
这种量身定制的多元文化教育之所以能够实现，不仅仅因为泰戈尔是他父母的第十四个孩子，还因为他出生在孟加拉的豪门之一。他的祖先从十七世纪末就成了东印度公司的成功经纪人，家族财富随着东印度公司的壮大而增长。到十九世纪他们堪比加尔各答的美第奇家族。作家泰戈尔的祖父德瓦卡纳特·泰戈尔是当时一位富有的商人、慈善家和社会改革家，他曾在欧洲社交圈大放异彩，维多利亚女王在白金汉宫款待过他，还被誉为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印度人。
作家泰戈尔在他从父亲那里继承的一个大庄园里创办了学校以及后来的大学，但运营这些学校的成本很高。在他余生四十年游历各大洲时，为这些机构筹款是他的主要关注点之一。他于1913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便用了那笔奖金来改善桑蒂尼盖登的设施。据说，当消息传来时，他正在校委会开会，苦于如何为校舍的新下水道系统筹钱。当看到来自斯德哥尔摩的电报时，他干脆地宣布：“下水道的钱刚刚找到了！”
这块奖章改变了他的生活，使他一举成名，享誉全球。年轻的英国诗人威尔弗雷德·欧文将泰戈尔的诗抄写在笔记本上，并把它随身带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壕。1918年夏天，在重返战场一去不回之前，当他最后一次向家人告别时，引用了其中他最喜欢的一句话：“当我离开的时候，让这句话成为我的临别赠言，/我所看到的是不可超越的……”
泰戈尔在1915年被英国政府授予爵士称号。四年后，为了抗议英国在阿姆利则对数百名手无寸铁的平民进行的残酷屠杀，他放弃了这一荣誉，当时他所表达的希望是“摒弃一切特殊的区别，站在我的同胞身边，因为他们被人视为无足轻重，使其可能遭受非人的暴行”。此刻的泰戈尔已经是一位杰出的反帝国主义和国际主义者，英国统治的批评者，并热忱倡导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团结。他的朋友甘地称他是印度民族主义的“伟大哨兵”。
西方世界在对泰戈尔的崇拜风潮过去后是一波逆流。特别是在他1941年去世后，外国对泰戈尔的看法往往是东方化的，仅仅把他当作一位传达着模糊而神秘信息的东方圣人。伯特兰·罗素尽管见过泰戈尔几次，但到1960年代时，他只能回忆起“神秘的观点”和“模糊的废话”。但这是一种不公平的漫画式表述，它忽略了泰戈尔毕生对科学技术进步的热忱，以及他将理性论证作为所有知识基础的坚持——这种理性主义立场使他在1930年代多次与甘地产生分歧。
泰戈尔世界观的一些中心主题——东方与西方、家庭与国家、真理与幻想、宗教与民族主义、理性与传统、男人与女人的角色、行为的自由——可以在他的伟大小说Ghare Baire（1916年问世；1919年英文翻译版题为“家庭与世界”）中窥见一斑。这些主题也存在于他的教育理念中，该理念摒弃了教科书式的学习，支持一种基于国际主义精神、不受宗派约束的自由而理性的探索，并追求务实的社会进步（例如泰戈尔在自己的庄园里为妇女和农村地区穷人建立了单独的学校和诊所，从而提高他们接受教育的程度）。他曾说：“教学的主要目的，不是解释意义，而是敲开思想的大门。”
为了在桑蒂尼盖登实现这一愿景，泰戈尔将一批同样坚定的教师、艺术家和社会改革者聚集到身边。克希提·莫汉·森就是其中之一，这位研究梵文和巴利文、印度历史和民歌的伟大自由主义学者，应泰戈尔的热情邀请，于1908年加入桑蒂尼盖登，并很快就成为了泰戈尔的亲密朋友和助手。克希提·莫汉虽然出生在一个保守的印度教家庭，但却成为十五世纪印度神秘主义者迦比尔所倡导，结合穆斯林和印度教的思想与文学传统的普世教义的追随者。他被苏菲派的诗歌和音乐所吸引，学会了波斯语，并用孟加拉语、印地语和古吉拉特语写作。他认为印度的各种文化、民族和宗教在其漫长的历史中一直是相互联系、交织，并相互受益的，这一观点在他的学术研究和进步政治活动中起着同样重要的作用。他的妻子基兰巴拉·森（孟加拉的一个常见姓氏）是一位出色的画家和助产士。他们的女儿阿米塔在桑蒂尼盖登上学，和男孩们一起学习柔道，后来泰戈尔的几部著名舞剧在加尔各答上演时，她担任主角，尽管当时社会对她所在阶层的女性是否应当登台表演仍有很大争议。
在阿米塔的婚事安排好之后，她搬去了孟加拉东部的达卡，这是她的丈夫阿舒托什·森的家庭所在地，他是当地大学的化学教授。1933年，按照孟加拉人的习俗，她回到桑蒂尼盖登的娘家生下了她的第一个孩子。她的母亲帮忙接生。泰戈尔秉承他一贯的创造性和进步精神，敦促朋友们不要给这个婴儿取一个传统的名字，而是创造了一个新的名字，基于梵文中的死亡一词而命名为：“阿马蒂亚” （Amartya），意思是不朽的。
对于一些孩子来说，这种充满预示性的“名副其实”的要求可能会很艰难。但事实证明，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个恰当的名字。阿马蒂亚·森如今已经年近九十，是我们这个时代最著名和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作为一名曾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同时也是一位富于开创性的道德哲学家，他的研究成果对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如何构想和解决一系列基本问题产生了全球性的影响，包括饥荒的肇因与预防、人类的福祉和发展、贫困、福利、社会选择、妇女地位，以及对正义的定义。他也一直是一位文笔优雅而多产的公共作家和知识分子。在这些方面，一位景仰他的英国同事在三十五年前就指出，森的“成就极为丰富，而且似乎在其他人开始放松的年纪，他反而开始加速”。如今仍然如此。
阿马蒂亚·森在著作中经常提到他年轻时的事，并将它们与他的学术工作联系起来。他这本回顾一生的回忆录《世界中的家》将这些回顾扩展为一个引人入胜的动人故事，讲述了他经历过的多文化童年、受教育经历和早期的学术生涯。此书的标题与泰戈尔的小说相呼应，向这位伟大诗人在人格与智性上的持久影响力致敬。但此书名也是其字面上的意思。从婴儿期开始，森的生活就一直在游走，对他来说许多地方都有家的感觉。在他十岁时，这一串地名已经包括了：达卡；缅甸的曼德勒，他在三至六岁时与父母住在那里；加尔各答，他的许多亲戚都来自那里；他家祖先来自孟加拉乡下的马托村，他在那里度过了许多快乐的假期；以及桑蒂尼盖登，他从七岁起去泰戈尔的学校读书，与祖父母在那里同住。
这样的生活方式能够反映森的家族规模庞大，气氛温暖，也展示出他们在孟加拉的文化和教育领域精英社群中处于相对较为富有与崇高的地位。《世界中的家》巧妙地描绘了在这种充满无尽舒适与刺激的环境中成长的情景。阿马蒂亚·森在一群更为年长、更具学识的叔叔阿姨、兄弟朋友的包围和鼓励下，共享他们对孟加拉和印度历史文化悠久而丰厚传统的自豪感，他从小就学得多种语言，对太阳下的万事万物都充满了好奇心，他似乎从未怀疑过他会像他的父亲和祖父一样，在学术之路上走完一生。
唯一真正的问题是，选择哪个学术领域？他在十几岁的时候，曾被诱惑去学习梵文、数学或物理学，但后来他选择了经济学，这不仅是因为经济学将理性化的分析和计算与他感兴趣的现实生活中的政治和社会问题相结合，而且还因为（与必须在实验室干活的物理学家不同）经济学使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在加尔各答的咖啡馆和书店里，在与朋友们的愉快讨论中度过一个个下午。
阿马蒂亚·森的回忆录将记忆与对他在身份上与思想上的各个家园的历史思考交织在一起，涵盖了他生命中的前三十年。其中包括他在孟加拉和缅甸度过的童年；在桑蒂尼盖登幸福快乐的十年求学生涯；争取印度独立的斗争以及随后在初生共和国生活的兴奋；在加尔各答总统学院的本科生活，随后开始了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长期合作；以及他闪亮的学术生涯的最初阶段——二十二岁时回到加尔各答担任教授，在三一学院获得教职，前往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访问一年，最后在1963年获得德里经济学院的教授职位（并有了第一个孩子）。书中尽管断断续续地提到了最近的事件，但《世界中的家》基本上省略了阿马蒂亚·森此后六十年的生活：他在1970年代回到英国，先后在伦敦经济学院和牛津大学担任教授；1980年代末他又前往哈佛，此后在美国生活；1998年他当选为三一学院第一位非英国人的导师；同年获得诺贝尔奖；他后来的婚姻、家庭生活以及许多其他成就都一笔带过。
阿马蒂亚·森从未解释过这六十年的缺失，但书中已经提供了答案。因为这本书的主题是他致力毕生的那些智性问题，以及使他成名的对这些问题的见解，都是源自他现代而开放的成长史和年轻时经历的启发。例如，他自小就被强大而出色的女性榜样所包围，然而他也注意到，在缅甸以及其他地方，妇女在经济和公共生活中的地位比在印度高得多，即使是在桑蒂尼盖登，聪明女孩们的成就也得不到突出呈现。他小时候曾协助开办夜校，教育桑蒂尼盖登周围村庄的贫困儿童。他的许多长辈因试图结束英国统治，未经审判就被投入监狱；他在一代印度左翼知识分子中长大，渴望协助他们的新国家走向进步与繁荣。他从泰戈尔那里，以及从他的家庭中，继承了对社会正义的热情和对印度乃至世界文明不可或缺的多元性的坚定信念。这些影响塑造了他对性别、正义、贫困、发展和社会选择等问题的持久兴趣。
塑造他的还有个人经历中一系列深刻的伤痛。1943年春天，阿马蒂亚·森九岁时，饥饿的农民们突然开始涌入桑蒂尼盖登。到夏天结束时，可能有十万人经过了他们的校园。孟加拉大饥荒开始了，最终有两到三百万人死亡。他和同学们几个月来一直听着男女老幼的求救之声，那些人拼命试图前往加尔各答，相信在那里能得到食物。而当他前往那座城市时，他看到的是尸横街头。然而，在他遍布孟加拉各地的家人或朋友中，没有人需要为食物而担心。这怎么可能呢？
几十年后，森在贫困问题上的开创性论述证明，这场可怕但可预防的灾难并非由于歉收或粮食短缺造成，而是由极度扩张的战时经济、英国的信息审查和殖民地的分配政策造成的，这些政策将稻米推到天价，令没有土地的农村劳动者无法承受。这就是他著名的论述：“饥荒的特征是某些人没有足够的食物。它并不是指食物短缺不够吃。”
几个月后的1944年，阿马蒂亚·森在达卡的父母家中的花园里玩耍时，突然出现了一个身受重伤的人，浑身是血，痛苦地尖叫，挣扎着迈过大门。此人名叫卡德尔·米亚，是个穆斯林短工，他冒险进入森一家所在的以印度教徒为主的社区，想找工作来养活他饥饿的家人，结果被一群印度教暴徒袭击并刺伤。阿马蒂亚和父亲试图救他一命，但他最后还是死了。此次遭遇，以及导致1947年印度血腥分治，并伴随分治整个过程的恐怖的宗教暴力行为，对所有经历其中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影响，阿马蒂亚也并不例外，这段经历也帮助他形成了对经济（非）自由、宗教偏执和身份政治的持久兴趣。
他在年轻时所受到的影响中最后一部分是更纯粹的智性方面。森的回忆录雄辩地描述了他遭遇新想法时的狂喜，在这些想法之上进行讨论和发展的兴奋，与世界各地富有才华的年轻人交朋友的快乐，以及与其他学者合作的乐趣。他在本科时代深入研究了马克思、密尔和亚当·斯密。肯尼思·阿罗、莫里斯·多布、以赛亚·伯林、约翰·罗尔斯以及其他主要经济学家和哲学家的著作都曾启发过他。他还如饥似渴地阅读吉卜林、高尔基、吉尔伽美什、埃德蒙·伯克、玛丽·沃斯顿克拉夫特、J. B. S. 霍尔丹、马克·布洛赫，以及无数孟加拉和印度作家的作品。
1952年，在被几个漫不经心的医生打发后，他通过学习上皮组织癌的医学教科书，诊断出自己患有口腔癌。这种威胁生命的病症只能通过非常高剂量的辐射来治疗：他不得不连续七天，每天连续几个小时独自坐在医院的诊室里，嘴里含着一个里面装着镭的铅模。他通过阅读萧伯纳的小说和戏剧、莎士比亚的剧本、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论文以及一些关于新的左翼历史杂志《过去和现在》的材料来打发时间，这本杂志当时刚刚在牛津创刊。
一个棕色皮肤的人在白人世界里是什么感觉？森的解释是，作为一个印度公民，他每次旅行都“非常习惯于在护照检查站排长队”，回答有关他来访目的之类问题，并消除别人对他可能计划非法“逗留于我所经过的任何国家”的怀疑。这位诺贝尔奖得主在担任三一学院院长期间，有一次回英国的时候，遭遇到希思罗机场的一名边检官员审问，此人对他在出入境登记表上提供的答案表示怀疑。他为什么要把“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导师宿舍”作为他的家庭地址？这位导师是否是他的好友，才会为他提供这样的款待？森在回答之前微妙地停顿了一下，于是这人更加怀疑了。
大多数人在遇到这种情况时，都会将其解读为英国内政部时常见诸报端的种族偏见的证据。但阿马蒂亚·森却选择将其作为冥想的灵感，思考一个人是否能成为他自己的朋友。与此类似的自信而平和的心态、智慧的好奇心和慷慨的精神等亮点贯穿全书。书中有一些关于他在二十世纪中期的剑桥作为一个印度人生活的精彩小插曲。当他在那里的十年岁月即将结束，朋友们前来告别时，其中一个人凝视着森临摹的一幅高更的波利尼西亚人群像。森问她：“你喜欢这幅画吗？”“是的，这些人是你的亲人，不是吗？”
他的第一个房东汉格夫人曾要求三一学院不要把任何有色人种学生送到她那里。1953年秋天森到达时，她友好地向他解释，她之前在火车和公共汽车上见过那样的人，但从未真的与他们打过交道。她的忧虑最后展现得颇为现实。她问道：“你洗澡的时候会不会掉色——我是说，假如洗澡水非常热的话？”她在照顾森的一年结束时，已经成为了一位坚定捍卫种族平等的斗士。她曾告诉森，在她的舞蹈俱乐部里另一位女士拒绝与一位试图寻找舞伴的非洲人跳舞时，“我很不高兴，所以我抓住那个男人，和他跳了一个多小时舞，直到他说他想回家”。
唯一能够与三一学院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回忆录比较的是伯特兰·罗素的自传。它开头几个章节读起来令人颇感不凡。罗素的祖父是前首相罗素伯爵一世，在伯特兰六岁时去世，他主要由祖母罗素伯爵夫人抚养长大，与这位生于维多利亚时代的朴素老太太一起居住在里士满御苑中彭布罗克山庄的大宅里。他是个孤儿；直到快十六岁才去上学，此前只短暂造访过当地的一家幼儿园，而且深感孤独。有一次，年迈的政治家威廉·格拉斯通来到这里，当时只有十几岁的罗素作为在场的唯一男性，晚餐后被单独留下。格拉斯通只说了一句话：“她们给我的波特酒很不错，但为什么倒在一个勃艮第红酒杯里？”罗素的回忆是：“我不知道答案，我希望地球能把我吞没。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感受到恐怖所带来的如此完整的痛苦。”
罗素这三大卷自传顽强地涵盖了他漫长人生中的每一个重要事件，而到结尾处，这种人文的兴趣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消失了：我们只剩下逐字复述的与别国领袖之间的往来信件，以及对他曾访问的地方和遇到的重要人物的长篇叙述。森的回忆录并没有完全避免这种危险：随着章节的推进，我们被介绍给越来越多的他的成功朋友和同事，并读到了这些人后来成就的简史。(他第一次见到贺锦丽是在1964年，当时她刚出生几天；森是她父母在伯克利的朋友，也是授予她父亲博士学位的学术委员会成员。）
瞥见森年轻时的面貌会带来某种特别的兴奋：二战后不久他搭车穿越欧洲；他在剑桥与E. M. 福斯特讨论梵文戏剧；他在第一次从印度到英国的漫长船旅中与同学们争论共产主义；他在孩提时代就对加尔各答的鱼价与当地足球比赛无法预测的结果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研究；他曾试图让桑蒂尼盖登当局将他的信仰登记为佛教；在战争期间他秘密收听苏巴斯·钱德拉·鲍斯的自由印度电台的被禁广播节目。学生时代的他在木工上一无是处，体育不怎么样，音乐也很糟糕，还曾被军官培训团立即开除——因为他纠正了指挥官对牛顿物理学的一知半解。但他在智性方面无与伦比。每当一个新的想法敲打着他的心灵之门，他总是会热情回应。泰戈尔会以他为傲。
（本文英文原文刊登于2022年12月8日《纽约书评》，获作者授权翻译）
本文首发于《澎湃新闻·上海书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