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下的罪恶：被伤害与侮辱的黑人男孩

2021年11月，佛罗里达州莱克县法院的一项决定，将已沉入时光70年之久的格罗夫兰男孩案（Groveland Boys case）再次拉回到舆论场。法院宣布推翻当年的判决，为被诬告的四个男孩昭雪沉冤。遗憾的是，他们都已离开了人世，没有等到黎明到来的那一天。

美国被视为全球法治国家的典范,在这个国家，大到总统选举，小到邻里矛盾，一切争议都可以转化为法律问题，由法院定分止争，做出各方遵从的终局裁决。殊不知，就在不太久远的美国南方，司法不公现象并不少见，尤其是涉及到种族案件，白人法官经常毫不掩饰个人的种族立场，做出无视正义女神的偏见性判决。英国著名哲学家培根曾说过，一次不公裁判的罪恶甚于十次犯罪，因为犯罪只是污染了水流，枉法裁判污染的却是水源。依此来看，格罗夫兰男孩案无疑是“污染水源”的裁判，这个案件让世人看到了美国司法的黑暗面，就连当时苏联外交部长也对美国冷嘲热讽——这就是人权在美国的意思！这就是美国人的生活方式。

一、“你以为我会喝黑鬼喝过的东西吗？”

1945年7月16日，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在新墨西哥州的沙漠地带实验成功，美国成为了第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然而仅仅过了整整四年的时间，1949年7月15日美国所有报纸的头版给了一条骇人听闻的消息：苏联几周前成功试爆了它们的原子弹。杜鲁门总统不得不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如何应对来自红色苏联的巨大威胁。

同天晚上，在佛罗里达州莱克县，17岁的农家女孩诺尔玛·李·泰森精心梳妆打扮后，坐上了23岁的威利·帕吉特的车。这是一次略显奇怪的夫妻约会。诺尔玛16岁嫁给威利，早熟的婚姻注定会遭遇夭折的命运，不到一年时间两人就分居了。这次威利邀请诺尔玛参加舞会，也是想借此机会弥合两人之间的裂缝。

在醉人的气氛中，这对夫妻都喝多了。凌晨一点，他们结束狂欢开车回家。不幸的是，醉醺醺的威利把车开到了格罗夫兰以北几英里远的土路上，车子困在了沙土中。就在这时，两个黑人——也都是退伍军人——塞缪尔·谢泼德（Samuel Shepherd）和沃尔特·欧文（Walter Irvin）正好途经此地。他们去俱乐部玩耍，也是很晚才回家。

看到威利和诺尔玛，他们主动询问是否需要帮助。威利自然是求之不得，两人下来推车。但威利非但不心怀感激，还对他们颐指气使，这让两人十分不满。诺尔玛为了缓和气氛，请他们喝威士忌，当酒瓶递回威利时，他几乎是咆哮着侮辱道：“你以为我会喝黑鬼喝过的东西吗？”

谢泼德被激怒了，动手打了他，威利倒在了旁边的水沟里。谢泼德下手并不重，威利更多是被酒精所击倒。但在南方腹地州，黑人殴打白人可是大逆不道的事情，打人者会遭到严重的报复，甚至会被白人私刑处死。执法和司法人员很可能不会为受害者恢复正义，有时还会助纣为虐，成为包庇暴力、滋长罪恶的伥鬼。

谢泼德和欧文接着就开车离开了，但所有人都感觉到有事情要发生了，等待他们的是未知的遭遇。而对于黑人来讲，这个未知从来与好运无关。

二、“别开枪，白人，别开枪。”

查尔斯·格林利（Charles Greenlee）是个16岁的黑人少年，由于家近铁路，他在前几个月内相继失去了4岁、2岁的妹妹，她们都是被火车撞死的。悲痛中的格林利决定暂时离开伤心之地，和他打工时认识的朋友，同样是黑人的25岁的欧内斯特·托马斯（Ernest Thomas）去格罗夫兰找一份采摘柑橘的工作。托马斯的家就在格罗夫兰，那儿盛产柑橘，需要大量黑人劳动力。

7月15日早晨，他们搭便车到了马斯科特，离格罗夫兰还有几英里远。托马斯打算让格林利住在他家，但两人都灰头土脸的，他决定先回家给格林利取下换洗衣服。没过多久，托马斯开车回来了，只带了一些食品和饮料，衣服得等母亲下班才能拿来。

格林利在车上发现了一把左轮手枪。当时已经很晚了，还要继续等待，在安全考虑和好奇心理的驱使下，格林利征得朋友同意，就把手枪带在身上，然后托马斯又开车回家了。两人都不会想到，这竟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等了好几个小时，托马斯还没有回来，格林利口渴难耐，就去附近加油站的饮水机接水喝。格林利的黑人身份给他招来了本不必有的麻烦，加油站的工作人员检查了他的证件，还搜到了那把手枪，接着就报了警。

凌晨三点左右，格罗夫兰警察局长乔治·梅斯赶了过来，把他关到了看守所。格林利自觉并未有任何违法行为，等查清之后就会放他出去。然而到了上午，莱克县两名副警长詹姆斯·耶茨和勒罗伊·坎贝尔来到了看守所，怒气冲冲地问了他一堆问题：昨晚和你在一起的男孩在哪里？车子在哪儿？是一辆什么车？……

格林利一头雾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稍后才意识到自己卷入了一桩强奸案。昨天晚上有几名黑人男子强奸了一个白人女子，自己被怀疑为其中一人。此时看守所外大声喧哗起来，原来是当地愤怒的白人集结起来，要把黑人“强奸犯”带走，由他们处以私刑。为了避免暴力事件发生，格林利被转移到了塔瓦里斯县看守所。在候审室里，格林利看到了两个鼻青脸肿、浑身流血的黑人，他们就是谢泼德和欧文。

诺尔玛声称被四名黑人男子强奸的消息很快传开了，几百名白人暴徒自带武装聚集了起来。还有消息说极端仇恨黑人的3K党正从四面八方赶来，要掀起一场残酷的种族战争。当地很多黑人害怕被无端报复，要么离开了格罗夫兰，要么逃进了森林中。

欧内斯特·托马斯显然听到了这个事件，也感觉到了潜在的危险，当天就乘坐公共汽车往北逃了。莱克县警长威利斯·麦考尔带领千余名武装人员和训练有素的警犬对他展开了大追捕，最终把他包围在了佛州北部的柏树沼泽。经过十天的逃亡，托马斯又累又饿，在一颗大树旁睡着了。

7月26日上午，他在被发现的那一刻，手里握着一把手枪，似乎是要反抗，接着四周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几百发子弹同时打在了他的身上。近处的一个追捕者听到了这个黑人男孩的“遗言”——“别开枪，白人，别开枪。”

很多人怀疑托马斯死于一场“残酷的谋杀”，但调查结果被认定为“有正当理由的过失杀人”。不管如何，被告现在由四人减为三人，这三个黑人男孩的处境也岌岌可危。由于多次受到耶茨和坎贝尔惨无人道的刑讯逼供，谢泼德和格林利被迫承认强奸了诺尔玛，而欧文始终不肯认罪。

此时大批3K党人聚集在格罗夫兰，制造了大量的恐慌和骚乱，谢泼德家的房子也被焚之一炬，佛州州长富勒·沃伦只好派出数百名国民警卫队士兵维持秩序。为了减轻白人暴徒谋求私刑和借机滋事的压力，也为了尽快把这三个黑人送上电椅，他们很快就被起诉了，案件审理日期定在了9月2日。距开庭没多少时间了，形势对这三名男孩十分不利，但在遥远的纽约，营救他们的机器已经转动了起来。

三、“黑鬼谢泼德……黑鬼欧文……黑鬼格林利。”

格罗夫兰男孩案引起了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简称NAACP）的关注，该组织通过为黑人提供法律援助的方式，致力于消除种族歧视、实现种族平等。在1967年成为美国最高法院首位黑人大法官之前，瑟古德·马歇尔长期服务于NAACP，并于1940-1961年主持NAACP法律辩护基金会的工作。期间他32次进入最高法院，尤其是为黑人弱势群体辩护，其中29件获得了胜诉。

当马歇尔的特别顾问富兰克林·威廉斯将这个案子告诉他时，他意识到了明显的疑点，决定介入此案并把它指派给了他这位才华横溢的顾问。威廉斯抵达佛州后，立即对案件展开了认真调查，尤其是与三名被告见面时，看到他们被打掉的牙齿以及浑身的旧伤，更加确认了这是一起冤案。

案件开审在即，当务之急就是为三人找到称职的当地律师。白人律师不愿冒职业风险，又很难找到能力突出的黑人律师。威廉斯经过多方搜寻，终于在8月22日确定由经验丰富的小亚历克斯·阿克曼担任辩护律师，此时距开庭审理还有十天的时间。

9月2日，在陪审员都是白人的法庭上，莱克县法院开庭审理此案，主审法官为杜鲁门·富奇，检察官为杰西·亨特，两人都对黑人怀有偏见。检察官倒还好，如果法官预设立场，对于辩方和被告无疑是个灾难。

在两天的审判中，控方掌握着主动权，申请多个证人指控被告。辩方由于时间仓促、准备不足，只能让三个被告作为证人，陈述当时发生的事情。庭审当中被威廉斯称为“最具戏剧性的一幕”，是诺尔玛作为证人指认被告时，她缓慢地伸出手指向三个被告，一字一顿地说道，“黑鬼谢泼德……黑鬼欧文……黑鬼格林利。”而庭审外最具戏剧性的一幕，则是威廉斯、阿克曼和两名记者在审判结束后，一起开车回住处时，经历了3K党惊心动魄的跟踪和追逐。

9月3日，法庭宣布审判结果：谢泼德和欧文死刑，格林利终身监禁。这个结果对于辩方来说并不意外，他们的策略本来就是寻找初审中的漏洞，然后借此上诉，这样既可以避开对黑人很不友好的当地法院，又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准备辩护。

马歇尔和威廉斯商讨了上诉策略，只对死刑判决提出上诉，格林利则服从判决，因为在南方与黑人相关的案件中，完全的正义还是一种奢望，将死刑判决改为终身监禁，已经是重大的胜利。他们担心格林利也提出上诉的话，在当时的法律规则框架下，法官有可能再将他送入死牢。

案件上诉到佛州最高法院，毫不意外，法院维持了原判。不过法官同意对谢泼德和欧文的死刑给予90天的宽限，以便继续上诉。这正是马歇尔所期待的结果，最高法院的九位大法官尽管有党派立场，但很少会带着“有色眼镜”审理案件。

1950年11月27日，最高法院同意审理格罗夫兰男孩案，并于1951年3月9日开庭审理。在庭审过程中，辩护律师除了在实体上陈述被告的无辜，还从程序上寻求突破口，如陪审员组成、审判地点对黑人都很不利，而且没有足够的时间准备辩护等。

1951年4月9日，最高法院九名大法官做出一致裁决，推翻对谢泼德和欧文的定罪，并将案件发回重审。罗伯特·杰克逊大法官撰写了判决书，判决书说道，初审法官、检察官和警方的行为“不符合任何关于法律的正当程序的文明概念”，“法庭之外的不利影响对陪审团施加了那样的压力，结果不可避免的是这些被告被偏见定罪，审判只不过是个法律姿态，以记录由媒体和公众意见产生的裁判。”杰克逊大法官还以犀利的语气指出，“这个案件是对美国司法最坏威胁的绝佳事例。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想推翻它。”

至此，最高法院的判决意见似乎已经一锤定音了，但所有人都低估了南方种族主义者的恶意和卑劣，最糟糕的事情还在后头。

四、“我职业生涯遇到的最不公正和掩盖真相的案件”

案件发回重审之后，马歇尔决定亲自代理此案，并组建了一支包括NAACP律师杰克·格林伯格、亚历克斯·阿克曼等人的强大的辩护团队。1951年11月7日，杜鲁门·富奇法官将在塔瓦里斯法院主持审前动议，辩方准备提出变更审判地点和取消杰西·亨特的控方资格等问题。

11月6日，威利斯·麦考尔警长来到雷福德的佛州监狱，将谢泼德和欧文押送至莱克县，以便参加第二天的预审。但这并不是麦考尔的真正目的，他在半途把车开到了一条偏僻的土路，让两人下车，然后开枪射向了他们。谢泼德当场死亡，麦考尔没有留意欧文还有呼吸。随后詹姆斯·耶茨赶到现场，发现欧文还活着，对着他的脖颈又补了一枪。幸运的是，欧文靠装死再次逃过一劫。当政府官员、记者和民众都赶来的时候，他们发现了仍有呼吸的欧文，赶紧叫了救护车。此时，被告只剩下一人了。

警长实施的蓄意谋杀事件不仅引发了国内舆论的广泛关注和激烈指责，还在国际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严重损害了美国的人权形象。尽管如此，在听证会上麦考尔坚称是两人试图逃跑并攻击了自己，他不得已才开枪自卫。陪审团听信了警长的说辞，仅用半个多小时就判定了他的行为正当。

欧文恢复良好，审前听证会于12月6日重新召开。针对辩方提出的两项动议，富奇法官自然不会取消杰西·亨特的资格，但由于最高法院的裁决，审判地点转移到了莱克县附近的马里恩县法院。杰西·亨特也提出了针锋相对的动议，请求取消马歇尔和格林伯格的辩方资格。法官以他们会在“社区中制造麻烦”为由同意了。

1952年2月11日，案件在马里恩县法院再次开庭审理。不同于前几次，这一次辩护律师们做了更加充足的准备，不仅对控方的人证、物证提出严谨的质疑，还找到了有力的己方证人。

第一天主要是审前听证，辩方的首要任务是请求富奇法官收回之前的裁决，允许马歇尔和格林伯格担任被告的辩护律师，法官考虑之后同意了，不过再次否决了辩方之前提出的两项动议。控方也提出了一项动议，请求把警方强行闯入欧文家搜到的一条裤子作为证据，法官同意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午休庭期间，佛州州长的特别调查员杰弗森·J.艾略特（此人曾代表州长调查麦考尔枪击事件）向马歇尔悄悄传达了州长的指令：州长和法官已经商定，如果欧文认罪，只会被判终身监禁。

经过慎重考虑，马歇尔觉得这是个不错的建议，他们不是对自身的能力没信心，而是对法官、对南方的白人和正义没信心，但这需要征求欧文及其家人的同意。他暗示他们接受这个可以躲过一死的“辩诉交易”，欧文本打算同意，但听说需要他本人亲自认罪时，他坚决拒绝了。经过了严刑毒打、三颗子弹和漫长的等待，欧文或许已将生死看淡，只是他还没有看淡对名誉的捍卫，也没有放弃对正义的渴望。马歇尔因此更加确信了这个男孩的无辜。

2月12日，在审判开始前，首先需要确定陪审团成员。取消了7名黑人的资格后，与初审一样，陪审团又由清一色的12名白人组成。

控方传唤第一个证人威利·帕吉特。威利叙述了那晚发生的事情，四个黑人过来推车，然后打了他，绑架并强奸了诺尔玛（而威廉斯早就推测，当晚并没有发生强奸，这一切只不过是威利为了报复黑人而与妻子自导自演的戏码）。第二个站在证人席上的是诺尔玛。她讲述了被强奸的经过，并指认欧文就是其中一个黑人。接下来是詹姆斯·耶茨，他展示了他制作的现场脚印和轮胎印迹的石膏模型，并解释说与欧文的鞋和他们开的车完全匹配；然后是欧文的裤子，裤子前部有明显的污渍。控方证人的说辞看似很有说服力，但接下来我们将看到，这些证言和证物几乎都得到了有力的反驳。

2月13日，辩方传唤了他们的第一个证人劳伦斯·巴特福德。1949年7月16日早晨诺尔玛曾走进他家的咖啡店，两人聊了不少东西，之后也是他开车载诺尔玛回家，半路上遇到了威利。其实控方也曾与巴特福德有过交流，因与诺尔玛的证词不一致，就没把他列为证人。劳伦斯没有让人失望，他的证言质疑了诺尔玛的说辞，还经受住了杰西·亨特的高压询问。辩方的第二个证人、迈阿密的犯罪学家赫尔曼·贝内特则是作为专家证人，从专业角度分析了耶茨所提供的证物的致命缺陷，指出石膏模型根本就是伪造的。

2月14日，经过艰难的审判后，双方进入总结陈词。作为一名黑人律师，马歇尔已经承受了当地白人的巨大敌意，在最后的陈述中，他除了说明案件的关键要点，还必须提出希望陪审团不要受肤色影响，尽管这是徒劳的。马歇尔说道，“在法律书中有无数页，但它们可以很容易被归结为一件事，即确保每个被告受到公正和无偏私的审判，并保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视同仁……不管他是白人、黑人还是黄种人”，“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案件，也是对沃尔特·李·欧文极其重要的案件。它事关一个男人的性命，他的生命危在旦夕，先生们，我迫切希望你们在考虑这个案件并且做出你们对这个案件的裁决时，把这个事实放在你们心中最重要的地方。每个人，不管他的肤色、种族或者信仰是什么，也不管他被控什么罪，在那种情况下，每个人有权获得其他人可能给予他的最公平的对待……你们是这个案件中的证据和证词的唯一法官，做出裁决是你们的责任”。

虽然马歇尔做出了雄辩有力的陈词，但白人至上主义者的偏见根深蒂固，短短几句话怎么可能融化他们心中的坚冰。经过商议，陪审团依然宣布被告有罪。为了挽救欧文的生命，马歇尔做出了一切努力：提出审判无效和申请重新审判，均被否决；四次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也都没有成功。

在法律场域内的努力无功而返，但马歇尔并非一无所获。他动用私人关系展开营救行动，呼吁公众关注这个案件。案件的不公审判也引起了全美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它们纷纷谴责种族主义者对黑人的压迫和戕害。还有很多人给新任佛州州长勒罗伊·柯林斯写信，请求免除欧文的死刑。让人意外的是，其中就有已经76岁、罹患白血病的前检察官杰西·亨特。

案件引起了柯林斯的重视。他委托律师好友比尔·哈里斯展开了秘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这是个疑点重重的案件。比如，欧文裤子前部的污渍、他的脚印和车胎印迹，只需要使用并不复杂的科学分析就可以检测出是否匹配，而控方并没有这么做；在诺尔玛声称被强奸后，为她进行外科检查的杰弗里·宾尼菲尔德医生没有发现相关生理迹象；根据控方和帕吉特夫妇提供的时间线，案发之时格林利已经在二十英里外被拘留。另外，这些可以使案件排除合理怀疑的要点并非比尔·哈里斯的独特发现，辩方在法庭上也提出来过，但都被法官和陪审团无视了。

经过秘密调查和慎重权衡，柯林斯决定为欧文减刑，并清楚地表明：“这个州并没有格外努力，并没有以绝对和确凿的方式证明沃尔特·李·欧文有罪。”

五、黑白分明的博弈

查尔斯·格林利1960年7月被假释，后结婚成家，过着安静的生活。沃尔特·欧文1968年1月被假释，但被禁止进入莱克县。1969年2月，经许可他回到莱克县参加叔叔的葬礼，几个小时后在一辆车上停止了呼吸。县警察局的报告称死于自然原因，但留下不少疑点。

在西班牙语中，佛罗里达意为“鲜花盛开的地方”，该州又因独特的自然环境被称为“阳光之州”。然而，就在这个充满阳光和沙滩的美丽之地，发生了匪夷所思的格罗夫兰男孩案。马歇尔将该案描述为“我职业生涯遇到的最不公正和掩盖真相的案件”，为了这几个含冤入狱的黑人男孩，他付出了巨大心力，还是无法力挽狂澜。南方白人的种族歧视和种族压迫，犹如密不透风的“有物之阵”，处处都是人为垒筑的高墙，形成了结构化的网络和系统性的规则。最可怕的地方在于，那些平时看起来简单淳朴、热情友善的南方好人，在遇到格罗夫兰之类的事件时，瞬间陷入了平庸之恶的怪圈，变成了无视法纪、打砸烧抢的暴徒，就像谢泼德家被毁的时候，他的邻居也扔了燃烧的汽油瓶。

但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当因司法失灵而导致冤假错案时，美国社会能够凝聚起一股强大的力量，发出正义的声音，展开积极的行动。在格罗夫兰男孩案中，律师、媒体、宗教人士、民权组织甚至政府官员都持续跟踪关注这个案件。在案件明显存在不公时，他们发挥各自的影响力，促使良性局面的生成。是的，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是具备有效运转的纠错机制的社会，只有这样，就算发生了让人失望和愤怒的公共事件，公平仍值得追求，正义也可以被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