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阎步克《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后记

自己前几种书的研究动机，都萌生于史实细节的考证。《品位与职位》的写作，始于对北周“军号散官双授”制度的考证；《从爵本位到官本位》的写作，始于对“宦皇帝者”的考证；《服周之冕》的写作，始于对唐初祭服的君臣等级倒置的考证。但这部不是。因为首先，它是为授课而编写的一部个人讲义。 我在课上讲授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时，选课者有中国古代史专业的，也有其他专业的，他们对课程的期待不太一样。前者偏重细微之处，后者，尤其是来自社会科学专业的学生，相对来说，更希望获得一个总体的轮廓。在这时候，若有一套适当的概念框架，便有助于描述这个轮廓。至少对官阶史上的诸多现象，需要有若干术语去指称它们。那些术语对专业人士也许用处不大，但能给非专业者提供不少方便。一个现象，看到了但说不出来，那么它仍是模模糊糊的；用一个概念来指称它，它就清晰起来了。概念的力量，就在于能让模糊散乱的东西清晰起来。好比满仓库的杂物，只是管理员自己心里有数而已；若把它们分门别类放到架子上，再贴上标签，就井然有序，外人也能一目了然了。框架与概念，就相当于货架子和标签。这也就是“模式”。如彼得·伯克所云：“模式的功能就是简单化，从而使真实的世界更易于理解。”设计得当的概念，是锐利的分析工具。 与一些“中国古代××制度史”不同，本书主要致力于一套用以描述、指称与分析的概念与框架，而不是分时代叙述官阶细节、介绍相关论著。二十多年前我刚毕业不久，在翻译艾森斯塔得的《帝国的政治体系》一书时，曾产生了一个感想：中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往往由社会形态理论直接进入具体官制，多少给人“大而无当”之感；似有必要围绕“中等层次的理论”进行各种建构，以使具体的官制研究向理论化的境界升华，并使中国社会形态的宏观论断，得以通过这个“中介”还原到较为具体的层次。本书的写作动机，算是其来有自吧。中国古代官阶为我提供了一个入手之处。由此我得以把若干年累积的看法系统化，集中思考官阶研究有哪些基本问题，可以如何研究它们。 现代社会学、行政学、管理学，对官僚科层制已有了长久的研究和成熟的理论，可以为中国官阶研究提供宝贵参考。它使我们得以超出经验性的描述，而去寻找其深层的结构及其变迁。但尽管如此，那些相关理论，往往是在没有考虑或没有充分考虑中国历史经验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若把它们直接用于中国官阶，就会显露出很多漏洞与盲区，以及扞格、生硬和错乱之处。在这地方，有很大一片区域，有待我们自己来耕耘。国外学界有什么新动向，流行什么新理论，就马上跟进引进，其好处是能“与国际学界接轨”。但也有另一种考虑，就是自己动手，DIY。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已在考虑“本土化”问题了。日本学者中根千枝还特别指出，即令是用西方眼光捕捉本土社会的独特现象，依然是有问题的，等于是“照搬”的另一极端。在我写作《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时，曾尝试把从社会科学中得到的启发，与传统政治文化概念融汇起来，形成一个个人化的阐释框架。本书是一个再进一步的尝试：立足于中国史学，吸收社会科学提供的启迪但“活学活用”，形成一套适合描述中国官阶的“话语”，建构一个“本土化”的研究模式。这对自己来说是一种新写法、一次挑战。它给了我一种“每天的太阳都是新的”的感觉。 总的说来，本书是一部兼顾非历史专业的官阶史讲义，它不是具体讲授各时代的官阶，而是以此来跟学生共同探讨中国官阶研究的概念与框架、问题与方法，而且只是一个阶段性、尝试性的工作。中国古代官阶经历了三千年发展，结构复杂而头绪繁多，涉及了浩繁史料与论著；相关的理论建构，又需要优良的社会科学素养。在这两个方面，自己都不存奢望。此前还没有一种同类的官阶史著作可资参考，甚至在世界史方面也没找到同类论著，遂如赵翼所云：“无所因而特创者难为功，有所本而求精者易为力。”限于才力，平地起楼台的建构十分吃力；经常为了一个概念而反复推敲，“一名之立，旬月踯躅”；章节的增删调整，至少也有几十次。无论如何，中国官阶研究的理论化工作，不是一人之力、数年之功所能完成的，肯定要另待大方之家。书名最初题为“导论”，旋又改为“引论”，就是因为“引”字既有“引导”的意思，又有“抛砖引玉”的意思，比“导”字更符合本书的情况。因教学需要，必须及早结稿以便有讲义可用，遂放弃精雕细刻，将毛坯匆匆付梓。以前自己曾有两部书题之为“稿”，但后来都无暇修订，而这部讲义，无论如何都要继续打磨的。 本书形成草稿后，张帆、赵冬梅、叶炜、徐冲老师及研究生孙正军、陈文龙、陈奕玲、丁浩、廖基添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订正了很多错误。2008级的刘俊霞、于嘉宾、刘继元、王菲菲、白云、冯玉宸、蔡佳宏、赵通同学，也曾阅读指正；还有孙宇晨、夏雨、吕凌寒、石雯等同学，在此期间曾帮我校对再版的《察举制度变迁史稿》，节省了我的精力。谨此一一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