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仇鹿鸣：流星与大业——中国历史三岔口上的隋
作者简介：仇鹿鸣，1981年生于上海，2008年获得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石刻文献，著有《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长安与河北之间：中晚唐的政治与文化》《大唐创业起居注笺证》《读闲书》等，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参与点校本二十四史新旧《五代史》、《旧唐书》修订项目。
原文载于《上海书评》
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短命王朝，隋在史家乃至公众中的形象某种程度上是明确而单一的，作为绚烂的世界帝国唐王朝一段不太成功的序曲，同样二世而亡的隋与秦一样，为中国传统史学的“以史为鉴”提供了一个典型的负面案例。作为“前车之鉴”被载入史册的隋，不免有唐人增润的成分，稍稍翻检《贞观政要》，不难注意到太宗君臣对隋炀帝提及的频度之高，大有“天下之恶皆归焉”的架势。现代史家持论稍显公允，表彰隋作为唐的“试验品”，在政治、制度等方面都不乏创制之功，于是“唐承隋制”与“汉承秦制”一样，成为史家经常使用的标签。即便如此，较之于奠定传统帝制国家基本形态的秦，隋依旧经常被隐没在盛唐的光芒之下，譬如近年坊间流行的“哈佛中国史”第三卷中干脆抹去了隋的名号，直接冠以《世界性的帝国：唐朝》。
稍作细究，隋的形象或许是单一的，但未必是明确的。如果我们将公元189年董卓进京视为东汉政权瓦解的标志，至公元589年，隋文帝平陈，重建一统，在整整四个世纪的时间中，除了西晋十几年的短暂统一，中国都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中，结束这段漫长的分裂自身又短促而亡的隋，到底属于旧时代的尾声，还是新时代的开端？在目前的学科体系中，魏晋南北朝史与隋唐史已被截然划分为两个断代，传统的认识则没这么清晰，尤其是在文献编纂与文学研究上，多有将隋归入六朝余绪者。如清人严可均纂集《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时，将隋囊括其中，逯钦立辑录《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时遵蹈成例，至今将隋代文学视为六朝之余音者，亦不罕见。除此之外，近人赵万里裒集《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时亦收隋志，至赵超董理《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时，虽援据《集释》所收拓本录文，但时段上取狭义的魏晋南北朝，不录隋志，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复将隋志纳入，以补赵氏之阙，因而隋志反倒占了《疏证》篇幅太半。由于各家对于南北朝界定不一，导致《集释》所收的隋志相当长时间内缺少便于使用的录文（按《疏证》收录的上限是1949年，亦不录《集释》所收隋志），可见有隋还是无隋，有时候还真是一笔糊涂账。
两个“南北朝”的同异
重建一统大约是隋的历史贡献中最无争议的一点，国人好谈统一与分裂的治乱循环，《三国演义》开篇那句“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可以说至今仍代表了相当多人的历史认识。
但当我们大谈中国历史上统一是主流、分裂是支流时，首先需承认这是建立在“后见之明”上的产物，对一个生活在隋唐之际的人而言，经历了四个世纪的漫长分裂后，恐怕很难得出类似的认识。而在隋重建一统后，中国历史再也没有出现过大分裂的时代，之后虽有五代十国的分立，辽、西夏与北宋，金与南宋的对峙，要么维系时间不长，五代仅半个世纪有奇，要么中国的大部仍保持统一，事实上，传统上一直将北宋视为一个统一的王朝。经过了隋唐两朝之后，我们或许才真正能说，中国历史上统一是主流。
近年李治安教授提出两个南北朝之说（《两个南北朝与中古以来的历史发展线索》，《文史哲》2009年第六期），勾勒出之前隐没在宋之下的辽夏金元这一北朝线索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将其称为第二个“南北朝”，颇具胜义。若谈两个“南北朝”的不同，稍可补葺之处或有两点，一是在辽、西夏与北宋，金与南宋对峙的过程中，并没有出现过一个如十六国那样碎片化的分裂时期，甚至在五代，北方仍维持统一，不过是五个短命王朝旋起旋灭而已。另一方面，第二个“南北朝”尤其是金与南宋的对峙，延续的是第一个“南北朝”后期的基本形态。这种南北对峙的局面之所以能够成立，与东晋南朝以来，南方在经济、文化上的长足进步密切相关。在此之后，无论是清初南明各政权的抵抗还是1949年划江而治的提议，都反映出这种历史惯性的影响。而西晋崩溃后约一个世纪，北方碎片化的分裂状态，在中国历史上反倒是独特的。某种意义上，我们需要追问的是，为何经历了这种碎片化的分裂之后，中国仍能重新走向一统，而不是停留乃至陷入进一步碎片化的形态中。
早年曾有不少学者将东汉瓦解、五胡入华与蛮族入侵、西罗马帝国的崩溃相比附，尽管严守专业分工的现代学者很难有勇气探究这类宏大的历史变化及背后的动因，但在此之后中国与欧洲确实出现了分途。同时也不得不承认，走向统一的动力究竟为何，这类设问很难落实到史实层面上。不过“一统”与“正统”关系的微妙变化，或许也是两个“南北朝”中值得抉出的不同。
偏安江南的东晋南朝（包括之后的南宋）本以正统相号召，北伐自是经常挂在嘴边的口号，但不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便是口惠而实不至。十六国北朝各政权尽管多由胡族建立，但通过一统（至少是争取混同宇内的姿态）来竞逐正统的观念似日渐为北族政权所接受。十六国各政权遽兴遽灭，难以深论，仅符坚南伐前“非为地不广、人不足也，但思混一六合，以济苍生”一语表达了类似的想法，但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汉化改制等举措，与南朝争夺正统的意图非常明显，孝文帝晚年亦汲汲于南伐，以至病卒于征讨途中。王通《元经》先以南朝为正统，至孝文帝后，改尊北朝，反映的便是这一正统之争。
中国古代王朝更替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革命，一种是禅让。古人所言“革命”指的是天命的改易，与现代汉语从“revolution”移译而来的“革命”一词，意思有所不同。
“革命”与“禅让”的不同，或在于革命是通过暴力推翻前朝，其中暗含的蕴意是前一个王朝因为胡作非为、失去天命而遭推翻，新的王朝是建立在否定前朝统治合法性的基础上，如汤武革命、陈涉起义。禅让尽管在现代人看来不过是一场虚伪的表演，把皇位的“强买强卖”包装成“你情我愿”，但较之于革命，禅让并不否定前朝的合法性，奉上玺绶后，前朝旧君依然可以在自己的封地内行正朔、用天子礼仪，假如他没有很快被谋害的话。
从当时的南北分途而言，十六国以降各胡族政权，皆以力取天下，攻伐不已，而东晋南朝的兴替，延续了汉魏以降的传统，以“禅让”为缘饰。但至北魏以后，北齐、北周乃至隋唐的政权更迭，一改旧规，皆假借禅让为名。值得注意的是，北魏末年的六镇起兵，虽掀起反汉化的浪潮，并不摇动孝文帝本人的正统地位，高欢废安定王元朗、改立元脩的理由，便是元朗族属疏远，“高祖不可无后”。如果说南朝一脉，通过“禅让”保存了汉魏正统，而北朝末期“禅让”形式的引入，承续的大约是孝文帝南迁后塑造的新正统，这一“正统”的获得与混一宇内之间，似有密切的关联。
但至第二个“南北朝”，尽管从胡族建立的北朝在国家形态上发育得更为成熟，对北族政权而言，“正统”与一统之间的关联却似乎被削弱了，辽与北宋、金与南宋，皆长年恪守和约所规范的“敌国”关系，金灭北宋后，先立张邦昌、后扶植伪齐，在相当长的时间甚至避免直接统治宋之旧土，假如没有更北面女真、蒙古崛起外力的影响，这种“天有二日”的对峙局面恐怕仍能长期维持，导向不同的历史演进可能。
“南朝化”与“北朝出口”
隋朝虽然结束了长期的分裂局面，但四个世纪的南北分治所导致的经济、文化、制度诸方面的差异，自不难想见，从分途到汇流，这一过程如何展开，自然成为学者关注的对象。
陈寅恪先生上世纪四十年代所撰《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立足隋唐，向前追溯，抉出隋唐制度的三源，一曰（北）魏、（北）齐，二曰梁、陈，三曰（西）魏、周。所论要旨不外隋唐两代虽在政治上承自北周，但从制度而言，西魏、北周反而影响最小，其他两源影响更大，而北魏、北齐一源又渊源有二：一是河西一隅保存的汉魏旧制，二是北奔南人带来东晋南朝的礼乐制度，这两样也是间接来源于不同时期的汉制。
陈先生的判断有些也能得到新出石刻资料的印证，如阴弘道墓志（拓本刊《长安高阳原新出土隋唐墓志》）记载其“曾祖子春，梁侍中、左卫将军、梁秦二州刺史。祖荣，梁散骑常侍、新州刺史。父颢，梁尚书、金部郎，随仪同大将军、昌城县令，以儒学知名”，出身南方士人家族，世习儒术。贞观七年，阴弘道被征为太常博士，参与制定大唐新礼，透露了南方传统在唐初礼乐制作中的影响。
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财政篇》中，陈寅恪先生认为唐前期江南租米折布交纳的改革，系承自南朝遗制，进而指出“至唐代社会经济之发展渐超越北朝旧日之限度，而达到南朝当时之历程时，则其国家财政制度亦不能不随之以演进。唐代之新财政制度，初视之似为当时政府一二人所特创，实则本为南朝之旧制”，初涉南朝化的议题。唐长孺先生晚年《魏晋南朝隋唐史三论》在此基础上，从土地制度、赋役、兵制乃至文化风习诸方面详密地阐释发挥，指出“唐代经济、政治、军事以及文化诸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但这些变化，或者说这些变化中的最重要部分，乃是东晋南朝的继承”，系统论证了“南朝化”学说。几乎与此同时，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后论”中鸟瞰南北朝不同的发展道路，扼要地指出“从宏观来看东晋南朝和十六国北朝全部历史运动的总体，其主流毕竟在北而不在南”，阎步克教授在实证层面对此又做了较多补充。此说在网上讨论中最初被戏称为“北朝出口”（这一名称当源于《波峰与波谷》最后一章的标题《从北朝到隋唐：帝国复兴与历史出口》），后被正式命名为“北朝主流论”，形成了稍显对立的两种看法。
近十余年来，学者多有从理论与实证层面对两说进一步加以阐发者，不过阎步克、牟发松等学者皆认为，两说因为观察的时段与重心各有不同，可以并存互补，“南朝化”着眼于唐以后的变化，主要是从经济与文化方面加以论证，而“北朝主流论”观察南北朝从分治到一统的历史过程，关注于政治与制度。李治安教授则将两说归纳为南北方两条不同的发展线索。于是，本来就没有什么火药味的争论，大有偃旗息鼓之势。
若要对两说的异同稍作评骘，大约有两点似可抉出做进一步讨论。在既往的争论中，引发较多争议的是唐长孺先生的一段评述“因而北方社会在恢复生产，巩固政权，确立秩序的进程中，插入了一段并非必然的过程，出现了一些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制度形式”（《魏晋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495页）。不少论者曾举其中“插入了一段并非必然的过程”一语，视之为唐先生对北朝历史影响的总括性评价，但回到书中上下文，唐先生评价的对象是均田制与府兵制，而非北朝整体。根据唐先生的看法，与南朝大土地所有制持续发展，大量自耕农破产，成为依附性的佃农不同，北方长期的战乱为北魏推行均田制奠定了基础，而均田制又保证了大量自耕农的存在，阻碍了封建社会的发展。因此，他“非必然的过程”的断语，不但是有具体指涉的，而且需在他所持的“魏晋封建论”框架中加以理解。田余庆与阎步克两位先生对南北朝发展大势的观察，主要是从皇权政治、官僚制度及国家形态等方面入手，较为明晰，也不涉及时代分期的关怀，而唐先生“南朝化”之说某种意义上是他系统阐发“魏晋封建论”中的一环，似当放在更复杂的理论背景下加以理解。
其次，隋唐两代重建一统后，汇流南北，兼有损益，本属自然，因此隋唐制度兼采南北已为学者公认。不过既往学者多承袭陈寅恪先生研究的脉络，注意辨别制度源流的主次，对各种制度的“轻重”似措意不多。国家体制所涵括的礼仪、职官、法律、财政、兵制等方面，哪些较具“弹性”，为治国之缘饰，大可以“拿来主义”，哪些是“刚性”的，系立国之根本，无法假借。如高欢所谓“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者，专事衣冠礼乐”，南朝在礼乐、文学上稍胜北方，为当时公认，但这些似乎是相对次要的、缘饰性的。辨识制度的“轻重”，或有助于进一步探究南与北，何为主流。我们也可以进一步注意到，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家，唐长孺先生讨论南朝化，关注重心在于土地、赋役等制度，及依附这一经济基础产生的军事制度，如府兵制。从这点而言，唐先生与田先生的观察，不但聚焦点有落差，背后的理论关怀也不一样。目前，关于南朝化的诸面向中，最无争议的似乎是文学，这点在唐先生的框架中恰恰是相对不重要的部分。
分合之势，“必”恐难言
当我们缩小观察的尺度，所谓历史的大势则远没有那么明晰。公元589年，隋军临江，陈后主仍自信地宣称：“王气在此，齐兵三度来，周兵再度至，无不摧没。虏今来者必自败”，于是奏伎纵酒，作诗不辍，后人多将此视为亡国之君的昏聩，唐人杜牧讥之云“门外韩擒虎，楼头张丽华”。但对已习惯了南北之分的当时人而言，这种自信未必那么可笑，现代史家当然可以冷静地分析，是时南北方实力对比已渐渐失衡，四川与后梁先后被纳入北朝版图，周武帝灭北齐后，旋即击败陈将吴明彻，复取淮南，陈已被压缩在江南一隅。但陈朝开国之初的局面，岂不是更为险恶，北齐军队甚至一度攻至建康城下。
而隋的勃兴，则更像是一个意外，此前铲除权臣宇文护，一举攻灭北齐、统一北方的周武帝确实看上去像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但他英年早逝之后，继位的宣帝为政暴虐，举措乖张，无故诛杀屡建功勋的齐王宇文宪。身为外戚的杨坚不但毫无权力，更因宣帝的猜忌，有朝不保夕之忧，若非宣帝暴卒，不要说登上皇位，能保住性命便算不错了。孰料宣帝很快一命呜呼，形势逆转，杨坚以后父之尊，连结郑译，矫诏辅政，进而受禅称帝，夺得大位，此便是清人赵翼所云：“古来得天下之易，未有如隋文帝者。”杨坚称帝之前，并无事迹可称，执政之初，周之旧臣尉迟迥、王谦、司马消难共同举兵反抗，一时声势浩大，震动全国，赖宿将韦孝宽之力，方得平定，亦不无运气的成分。身为关陇贵戚子弟，又缺乏政治基础，仅因权变而侥幸获取帝位的杨坚所缔造的新朝，恐怕与西晋更有几分相似。在南北朝各政权勃兴忽亡的常态下，隋建国之初，时人恐怕未能逆料其能造就统一之宏业（杨坚夺位先后的举措，可参读韩昇《隋文帝传》，人民出版社1998年），这些或许都可以成为陈后主轻忽的理由。
最终建康“王气”黯然，隋平陈后，天下归于一统，需要指出的是，政治、军事上的统一是相对容易完成的。我们先来做一个反事实推理，假如淝水之战，如苻坚所愿，前秦取得胜利，灭亡东晋，混同宇内，就能建立起一个稳定的王朝吗？对十六国史稍有了解的人，给出的答案大概都是否定的。事实上，隋平陈之后，贸然在南方推行北方的社会管理制度，也曾引起激烈的反抗（参读韩昇《南方复起与隋文帝江南政策的转变》，《厦门大学学报》1998年第二期）。因此，军事征服之后，如何将分治已久的南北重新联结起来，整合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完成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反倒是更为艰巨而长期的任务，而唐先生的“南朝化”之论，也可以置于此脉络中加以理解。
在这方面，大运河的修筑，不但沟通了南北，更深刻影响了之后一千多年中国的政治、经济、地理格局。在铁路出现之前，沿着运河兴起的城市，借助交通的便利，成为中国最具活力的商业都会。全汉昇《唐宋帝国与运河》中对此有一段著名的评论，“我国第二次大一统帝国出现时的客观形势，和第一次大一统时有些不同。当第一次大一统的时候，全国军事政治和经济的重心全在北方，问题比较简单。可是到了第二次大一统帝国出现的时候，军事政治重心虽然仍在北方，经济重心却已迁移到南方去了。因此，和第二次大一统帝国出现的同一时间，便发生了一个新的问题，即如何把这已经南移的经济重心和尚留在北方的军事政治重心连系起来，以便这个伟大的政治机构能够运用灵活，尽量发挥它的作用。能够满足这种需要的交通线，是那沟通南北的运河”，指出大运河在整合南北、造就与秦汉有别的新的大一统局面中的巨大作用，而这种政治重心在北、经济在南的格局依然深刻影响着中国的当下。
修筑大运河的是隋炀帝，作为亡国之君，炀帝在历史上的形象自然不那么好，在李世民的刻意挤兑下，尤显糟糕。不过与大多数亡国之君的昏聩不同，连唐初君臣也不否认炀帝的才华与能力，隋的短促而亡，某种程度上要归咎炀帝因自负其才而过度自信。如修筑运河一事，虽泽被后世，因滥用民力，素来也被视为隋亡的一个重要原因，但直到现在，我们都不太清楚炀帝修筑运河的目的。方便游幸之说自然有后人附会的成分，而后世所重的转输南方物资的实际功用，在当时尚不明显。唐初岁运不过一二十万石，运河真正成为国家命脉所系，要到武周之后。也有学者推测是为征伐高句丽做准备，《隋书·阎毗传》曾提及“将兴辽东之役，自洛口开渠，达于涿郡，以通运漕”，这仍只是其中一段的功用。不管如何，这是一项超越时代需求的超级工程，如果不是炀帝，换作他人，稍具谨慎，未必会贸然兴役。
雄才大略距离好大喜功，往往只差一步。以滥用民力、喜欢兴造巨大的工程这些方面而言，炀帝与秦始皇倒有几分类似，秦始皇刚去世，陈涉便揭竿而起，炀帝则没那么好的运气，他的四面出击，最终导致国破家亡，客死江都，也定格了历史上两人不同的形象与评价。隋的亡与兴一样，暴起暴落，让人难以捉摸。近年隋炀帝墓在扬州被发现后（参见《江苏扬州市曹庄隋炀帝墓》，《考古》2014年第七期），曾借机举办过学术会议，会议论文集题为《流星王朝的遗辉》。前些日子，遇见南京博物院的左骏兄，提及正在策划一个隋代的大展，他已为这一展览起了个一语双关的名字“大业”，而大业与流星，恰好映照出了隋王朝的现实与期许、光亮与阴暗。作为站在中国历史三岔口上的王朝，隋不难被赋予承前启后的地位，历史上的分合兴亡，虽已属事实，但要在其中加上一个“必”字，恐怕很难。隋勃兴忽亡的三十余年间，有不少偶然的因素作用其中，正像人的命运是难以预料的，一个王朝的命运同样是难以预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