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财富起因与性质研究的全球注脚

全球史不是国别史或地区史的总和，正如中国史不是地方史的总和。同样的，全球经济史也不是各国或各地区经济史的简单加总，而着重于研究全球经济体在历史上的经济互动与比较。

然而对历史上各经济体的核算不得不面临一个问题，由于国际贸易是逐渐发展的过程，那么离当今越远的时代，寻找核算各经济体总产出的“一般等价物”就越困难。国际贸易的过程，既是一个产出交换的过程，也是一个生产资源配置的过程，这个过程带有“价值发现”功能，从而使得贸易参与方的产出能够在可比框架下被核算，进而衍生出比较优势、国际分工等一系列后续经济学理论和行为。

在这样的背景下，正所谓宁要模糊的正确而不要精确的错误，对历史上经济体的产出进行匡算和比较就不得不“宜粗不宜细”。正如作者在附录B中所言，对历史上GDP的估计“含有大量猜想的成分”，而人口是最强和最综合的证据，比难以统一到同一平价框架下的GDP核算更有说服力。应当说，在农业社会，当有效土地和分配制度未发生重大改变时，人口指标是衡量总产出的重要指标，尤其对纵向比较有很强的指示性。横向比较中则同样会面临各经济体之间经济结构、分配制度等各方面的因素影响，也必然存在一定扭曲，但总的来说还是有一定说服力。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在行文中，对贸易联系紧密的经济体的研究就更精细，反之则越疏略，当然这也与材料多寡有关。例如第二章就几乎按西欧、地中海、印度洋、南洋分成了几大区块，对区块内经济体的互动比较着墨甚多，而真正“全球视角”的研究很少，当然这是受限于客观的“非不为也，实不能也”。真正“经济全球史”的展开，是在第二章第十节之后，国际贸易真正覆盖全球以降的事了。

如前所述，国际贸易是一个资源配置的过程，贸易范围越广、越频繁，就越能够在贸易范围内有效配置资源，从而将范围内的生产力逼近现有条件的上限，用比较偏理论的表述，就是贸易范围内“生产函数逐渐优化”。朝贡体系和殖民体系同为中世纪以来的“国际贸易”机制，为何殖民体系维持更久、效果更好，正是殖民体系更能够有效配置范围内的资源，有效优化宗主国的生产函数，形成正反馈。而国际贸易体系的崩塌，也是因为对生产函数的优化作用已经达到上限，甚至维持这个体系的成本高于其带来的收益，反而束缚了进一步的优化。在国际贸易已经几乎将全球都纳入其中的今天，已经不能再指望配置范围的扩张带来什么增益，最终的希望还是归结于经济增长的根源——创新。正如作者在导论中就已开宗明义，“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个世纪中，较缓慢的技术进步是世界经济增长放慢的原因之一。那些自封的‘新经济’权威们不愿意接受技术进步放缓的观点……我无法赞同他们那种乐观的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