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与乡，自我与他者
刚刚过去的一年或许将是这代人记忆中的一个重要节点。
动荡的大环境之下，一些原本习以为常的秩序被打破了，一道道关卡将我们与周遭世界割裂开。而无论是大洋彼岸的堕胎权争议，还是我国北方一段烧烤店打人视频……人与人之间身份的对立在一次次公共事件中被赤裸地揭示。变局之下，“政治性emo”成为疫情后的流行语。
身份认同的对立或建立，都伴随着对“他者”的建构。在一个愈发撕裂的世界中，理解“他者”似乎已经不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而是一种十分可贵的能力。反求诸己，当今的年轻群体，如何在不确定性中寻找自身的客观定位？
在美国，一种“自我”与“他者”的典型对立横亘于城乡之间。理解美国城乡的关系，或许是解答上述问题的一种重要视角。
在2016年大选中，乡村地区有62%的选票投给了特朗普，而城市中仅有35%。政治上的分裂也体现在全然不同的价值观上。在城市人，尤其是自由派眼中，乡村是种族歧视、重男轻女、宗教保守的代名词。当城市在全球资本下飞速升值，乡村仍固守着传统的社区意识，被孤立于全球化的话语体系之外，它们在经济社会层面的衰落也显而易见。
在与城市所形成的对立的文化阵营中，乡村是相对失语的，是被凝视、被想象的。它们并非不存在，只是被过去由城市精英把控的——主流的、宏大的、英雄式的、浪漫化的——叙事话语权所隐藏。直到特朗普上台，并击溃了这道隐形的大坝。
面对几乎“不可置信”的大选结果，人们终于看到了乡村的愤怒，看到了乡村居民对主流价值观的拒绝，且他们完全拥有政治上的“翻云覆雨之手”。这也是本书的立意之一，即解读为何先前不被城市精英关注的乡村人群，最终实现了美国大选（政治选举）中的“反攻胜利”？
美国的乡村基调
什么是美国乡村？
与城市相比，乡村小镇或许更能代表美国建国之初的政治精神内核。在美国史学家霍夫斯塔特看来，“美国出生在乡村，只是后来搬到了城市。”
与价值观混杂的城市相比，乡村有充满传统美德的农耕神话（Agrarian Myth），稳定的宗教生活也继承了美国建国之初力图区别“旧大陆”的清教徒传统。而相比中国乡村，美国乡村在机械化层面遥遥领先，也拥有相对丰富完善的业态设施。制度经济学鼻祖凡勃伦曾提到：“乡村小镇是美国的一种优秀制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最优秀的制度，因为它已经并将继续在塑造公众情感、赋予美国文化特性等方面起到其他地方无可比拟的作用。”
美国第三任总统杰斐逊就是坚定的乡村支持者，他一生都追寻着其家乡弗吉尼亚的田园生活，并将城市比作美国政治机体上的癌和疮。这一思想也为美国政治定了调，影响了此后200多年的美国政治意识，直至今日。事实上，将这种政治意识与城市化、工业化历史对比，就能很容易理解其缘由。工业革命后，世界范围内的城市生活并非如今天一般美好，而是始终伴随着“危险”“污染”“贫困”“区隔”“高犯罪率”等负面词汇。在此情景下，乡村与城市对比，显得更加令人向往。这也是美国在二战后率先走上逆城市化道路的根源。
城市正名反攻战
八十年代后，随着全球化的大行其道，城市承接了来自全世界的资本。市中心重新成为新一代年轻人的向往。一批倡导城市崛起、城市文化的书籍开始流行。它们对城市问题的审视角度各不相同，但都强调了一些城市文化中的优秀基因。
其中有关于城市新兴阶层的解读，如《创意阶层的崛起》；也有为贫民窟、污染等问题辩护的《落脚城市》，以及从经济学角度对城市价值的大肆赞美——《城市的胜利》，从都市人类学出发对都市日常生活美学的发现和反思——《裸城》。更为知名的作品，要数《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简·雅各布斯通过赞美街道生活的多样性批判了现代主义规划，引发了人们对于城市生活“原真性”追求。
这些为城市“正名”的努力取得了“胜利”，城市在主流语境下不再是冷冰冰的工业化产物和犯罪的天堂，而成为创意、文化、科技的聚集地。多元人口的聚集也带来了有活力的街区生活和细分的消费方式。当然，乡村是这些作品中隐藏的“他者”，不少观点也带着明显的城市中产阶级视角。在对城市的鼓吹之中，伴随着对乡村的唱衰。比如《城市的胜利》作者，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爱德华·格莱泽就在书中声称： “农村里的生活可能比贫民窟更加安全，但那是一种让世世代代永远受穷的安全。”
《城市的胜利》中对农村贫困人口的看法透露着城市中产阶级价值观。在强调“城市胜利”的同时，把农村的贫困归因于土地价值低下，忽视了城市与资本全球化对乡村的剥削和绑架。
“城市的胜利”也带来了彻底的“割裂”。城市精英更加无法理解乡村，也更加忽视乡村。以至于，当特朗普胜选的时候，城市的人们认为这是意外，是“不可置信”的结果。这也正《留守者》一书出版意图所在——面对城市对乡村的不理解，作者深入数百个乡村，聆听农民工人、乡村主妇、返乡青年、乡企业家、乡村官员的想法，试图解释乡村真实的困境和想法。
“无所适从”催生的“保守”
我们熟悉的“新常态”、“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等表述与美国乃至世界局势的变化息息相关。概括来讲，从上个世纪末开始的全球化趋势、创意及科技驱动经济发展的繁荣时代正面临一个关键的转折点，而新的发展模式还未确立。
当经济、社会繁荣发展的时候，尽管城市、城市人从中获利远高于乡村、乡村人。但，“发展”就像是一辆向前急驰的列车，“明天比今天更好”的未来预期，掩盖或搁置了城乡之间存在的各种矛盾。每个人都从整体的发展趋势中获利，个体的、局部的争执，则愿意为保持这种趋势而让步。
不过，矛盾早就隐藏其中。全球化、开放、女权、种族、互联网侵蚀等议题，都在乡村留下痕迹，并且让乡村开始变得割裂和无所适从。比如，同性恋在城市主导的国家语境中变得更加被接受，乃至合法化。然而，在传统的乡村社会中，这仍然是一个从宗教、家族延续等方面难以被接受的现象。再如，药物滥用、早孕等问题在乡村的年轻群体中逐渐泛滥，这令乡村的中老年群体难以理解和接受。在其子女碰到此类问题的时候，他们也不知道如何与年轻一代沟通并提供帮助，由此，代际之间的割裂、冲突更加显化。
这些在作者笔下的美国乡村中都有所体现，尤其困扰着老一辈的乡村人群。他们过往的生活、文化经验无法处理这些现象。最终，在与晚辈的相处中，他们无所适从——无法提供精神上的理解，也无法提供行动上的帮助。
这种“无所适从”加剧了乡村中老年群体的“保守”姿态，他们宣扬传统乡村的价值观、生活方式，试图以此来保护自己，保护下一代，免受这些来自城市文化的影响，进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乡村文化现象——道德共同体。
“共同体”的两面性
美国学者罗伯特·帕特南在2000年出版的著作《独自打保龄》中指出，尽管二战后的美国曾有过相当富有社区精神的一代人，但当前新一代人却更热衷于开始独自打保龄球，独自在家看电视。他把人们自发结社、热衷参与公共事务的习性称为“社会资本”，并认为相比美国城市，乡村仍很大程度保有着这种社区性。
在城市化、全球化的影响下，个体化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侵入了以社区为导向的乡村
这一点，在《留守者》中有集中的呈现。作者发现，要理解美国乡村为何支持民粹主义、不信任华府，必须看到由居民结成的道德共同体（Moral Community）。而美国乡村社会当下经历的冲突，正是一段熟人社会秩序的瓦解过程。
“社区”或者“共同体”是当下的热词之一，但我们对它的讨论往往带着“个体化”“原子化”的城市视角下的怀旧之情。书中，作者以生动的访谈为我们刻画了一个互帮互助、“人人都认识”的乡村社区。每个人的一生都与所在社区之间关系紧密、充满羁绊，一定程度符合城市人对乡村熟人社会的想象。
“要成为合格的社区成员，必须跟邻居聊天，必须打理好自家的住宅，必须担当镇上的某些社区职责。”
但共同体也是一把双刃剑，人们从中寻求到庇护与安全感，但也因此被局限其中。当这种安定而亲切的生活方式遭到冲击——人口流失、机会减少、传统文化受到威胁时，也就激发出了防护它的能量，构成了本书的副标题“美国乡村的衰落与愤怒”。当社区衰落时，乡村用以维护身份认同的一种重要方式是“排他”，他们指责华府、城市势力带来的糟粕文化（在城市精英看来，反而是开放、包容、进步）。
文中。乡村居民们充满种族歧视、恐同、厌女的话语赤裸裸地交织于他们现实的生存困境之中，并在“共同体”中不断得到强化。人们当然可以以“民族主义”对此进行指控。但城市今天能够倡导“多元”也并非一日之功，而是经历了几百年的磨合和冲突。在关于“多元”的文化语境中，乡村与城市并不处在同一时空。正如书中写道：“他们（乡村居民）觉得，推进多元化是大包大揽的政府又一项侵权行为的表现。”
全球化与逆全球化，
前喻与后喻，主流与群著
本书并未从经济层面剖析乡村衰落的原因，但全球化是这个故事中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
“卡希尔先生说，沃尔玛超市开业之后，他在湾谷镇的杂货店生意就明显下滑了。他的一位邻居除了在公用事业公司工作之外还种了西瓜，沃尔玛超市让他的收入下降使他很生气。”
为什么沃尔玛能够抢走本地杂货店的生意？因为那里有种类丰富的“白菜价”商品。
为什么能有如此便宜的价格？全球化带来的大量“中国制造”在其中不容小觑。全球化帮助大量人口摆脱了贫穷和死亡，但发展的成果与代价并不是平均分配的。对发达国家的蓝领工人而言，全球化使他们的工作机会减少了，失去土地和生产方式的农村人口则被加速吸纳进了城市的劳动力市场。
沃尔玛是典型的全球化产物，在全世界拥有多达上万家门店。近年来，中国市场中的沃尔玛超市在收缩，但升级版沃尔玛超市——山姆会员店正不断扩张。它从全世界给人们供应了更多廉价、新鲜的农副产品，同时客户粘性也比沃尔玛超市更高。（图片来源/网络）
同时，这也触发了乡村道德秩序的崩塌。刘瑜在《可能性的艺术》中谈到，我们当下所目睹的各类“文化巷战”，无论是“全球主义vs.民族主义”还是“进步vs.保守”等等，都可以归结为一场“传统价值”与“现代价值”的斗争。
在全球化和媒体的助推下，这场斗争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发酵，冲击着传统的价值观。正如《留守者》中的一位采访对象表示：“我觉得，电视在很大程度上已取代了教会。电视获得的全心关注是教会望尘莫及的。电视节目里所宣扬的道德成为这个国家道德滑坡的根源。”反观中国乡村，以短视频为代表的“流媒体”平台——如抖音、快手、视频号，充当了电视在美国乡村社会的角色。
从另一个角度看，晚辈向长辈寻求经验知识的“前喻时代”被打破了，进入到了更追求创新和批判而非继承传统的“后喻时代”，乡村的道德共同体也由此不再稳固，形成了代际之间、城乡之间的观念差异。
然而，全球化多年来的稳步发展或许并非常态，而是一种幸运。在它所向披靡的同时，逆全球化的种子早已埋下。危机一方面蕴含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中，另一方面也体现在文化、甚至是文明冲突中。当我们进入社交媒体主导的“群著时代”（Mass-authorship），精英色彩的全球主义者所宣扬的价值观便不再是唯一的声音。更多的发声渠道让这场传统与现代的斗争更加势均力敌，也为“民粹”的兴起提供了土壤。
回到开头所提出的问题，在这个分裂的世界中，我们，特别是年轻一代如何自处？
这个问题本身或许就带着一种对全球化黄金年代的怀旧之情。毕竟，我们目睹过一个开放、自由、合作的“地球村”，并从中获利，赢来了经济飞速增长的年代。
然而，世界从来都不是一马平川的，能够拥抱全球化并号称世界公民的始终只是一部分人。回望过去，所谓的“黄金年代”之下暗流涌动，总有人承担着其中的成本却被主流叙事忽略。支持“政治正确”是容易的，但将所谓“普世价值”强加于所有人身上，实则是一种霸权。我们第一步需要去做的或许是去努力理解另一部分人群的生活，而非加剧撕裂。
此外，“传统”与“现代”并无绝对的优劣，而是人类世界天平的两端，任何一方在极端状态下都可能引发灾难。心理学家埃里希·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指出，每个人的内心都有追求自由但又恐惧孤独的矛盾，会以各种方式“逃避自由”——如臣服于一个更高的权威、加入某种共同体等等。这也对应了现代社会的根本矛盾——是要出走、还是要回归？
原文发布于公众号：城市中国杂志 https://mp.weixin.qq.com/s/38xItAtRpYJYtsMp-PBDVA
参考资料：
Abbott. (2016). Imagining urban futures: cities in science fiction and what we might learn from them.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Putnam. (2020).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20th anniversary edition.). Simon & Schuster Paperbacks.
（美）格莱泽（Glaeser，E） 著；刘润泉 译. 城市的胜利[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
刘瑜. 可能性的艺术[M].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
王芳. 在没有好转迹象的世界里，如何自处？. 微信公众号“看理想”.
邢承吉. 美国的城乡悖论和精神分裂. 微信公众号“读书杂志”.
城市中国，崔国.未来社区：城市更新的全球理念与六个样本[M].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