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桥都孤独》：我不能再死下去了
原文地址：http://www.qh505.com/blog/post/7336.html
将有一场大火来临， 将有一条河来漫过大地。 我们将是见证人。 ——《关于一座岛的歌》
地下的火是纯洁的火，地下的河将流入体内，英格博格·巴赫曼站在“一座岛”上，高唱起关于地下的火和地下的河之歌，她仿佛窥见了“地下”的另一个世界，并想以“见证人”的身份成为地下的火和地下的河之一部分。为什么那场火会在地下燃烧？为什么那条河会在地下流淌？地上又分明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地下和地上是不是隔开而成为生命的两部分？当高唱起一座岛的歌，当见证了大火的来临与河流漫过大地，似乎自己已经让一切的渴望成为了现实——但渴望却变成了焚烧：1973年9月26日，英格博格·巴赫曼在罗马家中遭遇了火灾，20天之后去世——此时距离巴赫曼的父亲逝世仅仅过去了7个月，此时的巴赫曼的生命长度还只有47岁。
一场现实中的大火，一场在家中燃起的大火，一场夺走了生命的大火，绝不是巴赫曼所真正渴望的，于一场不被防范的火中英年早逝，甚至变成了某种宿命的写照：在巴赫曼所写的诗歌中，火的意象反复出现，它是巴赫曼诗意的一种象征。“世界，你诞生生我，/仅仅是为了给我强加锁链/并且在我能燃烧，能取悦自我之时，/在我体内更坚实地埋入你的阴影。”在《我问》中，巴赫曼让自己在疲惫的世界之外燃烧，那是她青春年代所发出的声音，火是对自我的取悦；“你重新/燃起火，我们显现而面目难认，/以染黑的脸，与你白色的脸相对。葡萄酒！但是别向我们挥手。”火是“无所证明的证据”，是“不被任何人索求”的存在，那是巴赫曼在“1948年至1953年间”写下的诗，火重新找到了毁灭的证据；“可我已经在爱中预料到了/这个时刻，我手中的碎片/落入火中，它为我变成铅，/它的前身。”在《晨光里》，巴赫曼把手放进了火里，碎片变成铅，然后像铅球一般“朝早晨送去”，这是诗集《延宕的时光》里的火，它带着重新出发的启示；“噢，苦难，它们踩灭我们的爱情，/它们的湿的火散入感受着的肢节！/化作烟，在烟中灭亡，火焰走入自身。”《逃亡途中的歌》唱起，火在逃亡途中，却又在灭亡里“走入自身”，这是诗集《大熊座的呼唤》里的火，火焰走入自身，苦难和爱情也将走向自身……
青春时代的火重新燃起，无所证明的火成为证据，火在“延宕的时光”里重新出发，火在“大熊座的呼唤”里走入自身，对于巴赫曼来说，无论是毁灭之火还是燃烧之火，无论是光之象征的火，还是变成沉重之铅的火，她的内心一直有着强烈的火的意识，就像在《关于一座岛的歌》里，巴赫曼最终找到了纯洁的火，烧焦骨骸的火，像河流一样流入体内的火，只不过当现实无情地吞噬了她脆弱的肉身，让她真正成为了灾难世界的“见证者”，也许纯洁的火、烧焦骨骸的火，流入体内的火，为它唱歌的火，真的是一种危险的存在，它在地下，它也在地上，它在诗歌里流淌，也在无所逃遁的现实里燃烧——或者1973年的巴赫曼在47岁的时候遭遇的的确是一场意外。
从现实的意外返回，存于地下的火是不是真的是巴赫曼宿命的写照？而回到关于诗歌和命运解读的问题是：为什么火会在地下燃烧？地上的世界为什么没有真正的生命之火？地下和地上，的确在巴赫曼的诗歌中成为两个相异的世界，而这两个世界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它们之间的隔离是以不停歇的矛盾和斗争而展开的。“青春年代的诗”里，巴赫曼体悟着自我世界，她所发问的便是“我是什么”的问题，收录诗集的第一首诗就以“我”为题：我是无法忍受奴役的我，我是情愿断裂也不妥协的我，我是在命运的艰苦中坚守到最后力气的我，所以，“我始终是我”，如果上升，“便向高处升”，如果坠落，“便彻底坠落”。巴赫曼高声地回答“我是谁”的问题，“我始终是我”就是强烈的自我意识，而这种对自我的坚守从另一个层面来说，则是对世界的反抗：世界存在着命运的艰苦，世界有着人类的强力，世界制造着奴役，所以巴赫曼才会在《我问》中让自己燃烧“取悦自我”，所以才会以“向一个冬季逆行”的方式拥抱天空和壮丽的高峰，所以即使脸颊上横陈泪水，也要拥有一个小时的自由。
巴赫曼的青春年代就是不断追问并强化自我的年代，就是看见了火在身体里燃烧的年代。“1948年至1953年间的诗”里继续有我的坚守，“我母亲又梦见了我，/她找准了我本质的/大调与小调，如古老的歌吟。（《傍晚时分我问我母亲》）”继续有燃烧的火，“没有火再来了吗？沿测绳往下，/而不是朝着天空的方向，我们让/那些事物得见天日（《无所证明的证据》）”依然有对命运的不妥协，“我登入瀑布的嘴中，/我从山上释放出吵嚷的碎石。（《在墙背后》）”但是在这个年代，巴赫曼的内心有了更多的矛盾，对世界的理解不再“我始终是我”那样的决绝：“我”已经无法静静地走，“我”成了“巨大的惧世之心的孩子”，“我”甚至看见了如鱼群“千千万万的尸体”——对于那个“我”，巴赫曼终于发出了“我该如何称呼我？”的疑问，“也许我有朝一日能认出我自己，/一只鸽子一块滚石……/只差了一个词！我该如何称呼我，/而不会用上另一种语言。（《我该如何称呼我？》）”
“我始终是我”的确是青春年代的声音，那个我是单一的，是用来呼喊的，甚至只是一个抽象的符号，而面对自我的成长和成长中遇到的困惑，“我”从单一的、用来呼喊的、抽象的符号体系中逃离出来，它变成了一个问题，甚至变成了“非我”的存在，《疏离》中的巴赫曼甚至变得迷惘，“深夜里山上燃起了火。/我应该敞开自己，让我再接近万物吗？”而最后的结论竟然是一种否定，“我没法再在路上看到路。”走在路上无法看到路，在悖论的世界里，连“我”本身也成为了一个吊诡的存在。也许在这个时期，巴赫曼的那个“我”还在路上，如船一般，“我们将像广阔的波涛之上”，但那只是“幻境”，波涛之上不是自由而是被囚禁，“我曾是一棵树而被束缚，/然后我成了鸟，溜走了，自由了，/却被绑在了一座坟墓里，/自身爆裂而遗留一枚肮脏的蛋。”
“我”本来是朝向万物，“我”一直走在路上，“我”只为争取自由，为什么巴赫曼最终看见的是困在坟墓里的“我”？为什么在路上的方向在“我从哪里来又要向哪里去”中变得模糊？其实巴赫曼的诗歌在这里被分开了两部分，它们是地下和地上，它们是世界和我，它们是坚守和怀疑，它们是走在路上却无法看到路，“我们的舵击打上帝的桨叶，分开了洪流；/往前便是白日，身后留有深夜，/头顶是我们的星，脚下坠落其他的星，/外面风暴归于沉寂，里面我们的拳在生长。（《众港口打开了》）”出发的港口打开了，一边是上帝的桨叶另一边是我么的舵，一边是往前的白日另一边是身后的深夜，一边是头顶的星另一边是坠落的星，一边是沉寂的风暴另一边是生长的拳，最后是“一个血染的十字架和一艘悬于心上的更大的船”——上帝站在了对面，天使站在了对面，血染的十字架竖起在船上。
宗教信仰或者是巴赫曼遭遇的一种困境，因为“时间的秋天”被上帝攥在手上，因为行程中的每个地方“都从我的爱中取走了一份”，因为心智的力量都成了“无所证明的证据”。《延宕的时光》诗集更是直接指出了时间内部如何经历更大的困境，“更艰苦的日子要来临。/撤销之前延宕的时光/在地平线上显现。”艰苦的日子里是沉默，是死亡，是灭了的灯，是扔进海里的鱼，是拥抱后必然的告别，当艰苦的日子来临，它是更大的困境，它是更多的沉默，它是更无情地死亡——信仰是不是也像“我”一样，只是走在路上却不认识路的悖论？这一时期的诗歌明显流露出更多的悲观和阴郁，明显带着更多的矛盾和怀疑，也明显把那个坚信的自我拖入到了否定的世界中：在《告别英格兰》中，巴赫曼说出了不存有任何希望的话：“我看到的不是你/而是我的灵魂之国倒下。”所以那只是一个虚构，“我从来没有踏入他的土地。”在《诉说黑暗之语》中，巴赫曼把自己看成是俄耳甫斯，既“知道生命在死亡一侧”，也看见“你永远锁闭的眼睛”；在《轮舞》中，巴赫曼看见了死去的眼睛，那双眼睛再也不会认出爱，也不会认出我们……
遭遇了什么？失去了什么？不见了什么？那火似乎还在燃烧，“我们两人又将手放进火里”，但是他只不过“在泪水之锅里煮铅”，我也只不过落入火中变成了铅，沉重而沉默，火其实不是在燃烧。在这个没有真正的火的年代，夏天缺了甜的蜂蜜，“这个夏天缺了蜂蜜。/王后们带走了蜂群，/草莓奶油隔天就坏，/采草莓的人早早回了家。（《主题与变调》）”在这个没有真正火的年代，所有的桥都孤独，“对我们也如此，我们却误以为/在我们的肩头感受到了/恒星的脚步。(《那些桥》”在这个没有真正的火的年代，所有的钟都变得沉默，“和我一起沉默，就像所有的大钟那般沉默！（《诗篇》）”在这个没有真正的火的年代，一位统帅却在执行着战役执行着死亡，“在地平线上你的幸运之路/和你的不幸之路/交汇为一之处(《致一位统帅》”……
没有了蜂蜜，所有的桥都孤独，所有的钟都沉默，统帅执行着战役执行着死亡，“延宕的时光”甚至不是延宕，而是直接让时间走向了死亡：为什么没有火？没有燃烧？没有呼喊？没有“我始终是我”？实际上，这种如钟一般的沉默，在巴赫曼“延宕的时光”里变成了对既有信仰的质疑，“为供人观看，一只手在耶稣受难节/悬于天穹，它缺了两根手指，/它没法发誓，说万物，/万物都不曾有，无一物/将存留。”缺了两根手指如何发誓？缺了两根手指如何涂油？缺了两根手指如何言说万物？圣礼无法完成，命名无法完成，缺了两个手指是因为缺了必要的词语，是因为词语沉默，是因为词语在阴影里——回到上帝的世界，两根手指的缺失，无言之沉默，不被命名的词语，都变成了信仰的迷失，“我们和雨分一块面包，/一块面包，一份罪责和一所房子。（《盐与面包》）”丧钟被敲响，维也纳教堂的中堂空空，油不想燃烧，再没有永恒之光，这一切都变成了另外的奇迹，于是在“延宕的时光”中，巴赫曼看见了最艰苦的日子：“无信仰的奇迹数不胜数。”
无信仰的奇迹，当然是信仰之沦丧，信仰之异化，而这一切在巴赫曼那里，就是词语之罪、词语之劫，“而所有言词都是为了说出阿门。”在诗歌《关于一片土地、一条河和那些湖》中巴赫曼这样说，当所有的言词只为说出阿门，对上帝的信仰变成了一个符号，一个异化的符号，一个不指向精神存在的符号。而在另一个意义上，巴赫曼言说了无信仰的奇迹，言说了“阿门”的符号，就是为了找寻真正的词语，词语是一片土地，是一条河，是一些湖，是开出花的意义，是自由的生命，所以寻找词语就是要寻找词语的证书，“我们走进有自己泉源的土地。/我们找到证书。这整片土地，/如此无边界又受人钟爱，是我们的。/它在你的贝壳之手里有了位置。”就是寻找词语的命名方式，“自从名字将我们晃进了万物，/我们给予符号，一个符号为我们而来，/雪就不仅仅是从上降下的白色货物，/雪也是降临我们的安宁。”就是划出词语的边界，“但是我们想要谈论边界，/也通过每个词走在边界：/我们会出于乡愁而跨越它们/然后与每一个地点取得和谐。”就是赋予词语的意义，它是方向，它是法律，它是秩序，它是美，“它们在美的语言里，/在纯净的存在里……”当然，词语的本质就是解释，“解释给我听，爱情，我无法解释的这些：/这短暂的可怕的时光，我只该/以思考面对且独守/不识任何可爱者也不做任何可爱事吗？/人必须思考吗？他不会被人惦念吗？”
寻找词语，命名词语，赋予词语以意义，巴赫曼重新回到词语世界是不是就是回到青春年代的自我世界？一种本体论的意识再次被强化，却是巴赫曼对自我的一种超越，那火终于燃烧了起来，“我看到了蝾螈/穿过一切火而行。/没有恐惧驱赶它，什么都不会给它伤痛。（《解释给我听，爱情》）”但其实在穿火而过的蝾螈身上，巴赫曼看到并非是没有恐惧、没有伤痛的前行方式，而是穿火行为本身的命名意义，是将词语扩展到了边界之外，甚至用词语来拯救自己，“在龙血保护敌方之前，/这只手落进火中。/我的词，拯救我！（《言谈与言诽》）”——这是不是另一种奇迹？这是不是另一个阿门，这是不是领一个符号？只不过它在巴赫曼所看见的地下，并且疯狂地想要成为如蝾螈一样穿火而过的“见证人”。
《逃亡途中的歌》传递着巴赫曼对爱之词语最浓烈的命名渴望，但是当这种命名变成爱之火，是不是意味着对自我彻底的燃烧？是不是体验着最痛苦的裂变？引用彼得拉克的话，巴赫曼把“爱之律法”看成是“通天达地，贯宇内，亘古传”的存在，但是她所面对的是挤压到身上的死者，是“没有人爱我”的空无，是为获得爱情之奥义而进入施咒房间的折磨，依然没有爱的词语，爱的火焰，爱的拯救，在缺席的状态下，巴赫曼以另一个自己建造爱的土地，爱的海洋和爱的天空，“这土地，/这海洋和这天空。/被我的词紧紧环抱”。奇迹终于出现了，这是巴赫曼让“火焰走入自身”，自己和另一个自己于是在更矛盾的状态中走向一种孤绝：她发出了“拯救我！我不能再死下去了”的呼喊，她无力挣脱“我还有罪。逮捕我。/我没有罪。逮捕我”的斗争，她陷入了“那不是我。/那就是我”的迷惘。
“拯救我！我不能再死下去了”，谁来拯救？是信仰？是爱情？还是词语？当火焰已经走入自身，我也便是火焰本身，我是火焰，我不是火焰，我有罪，我没有罪，词语拯救我，词语无法拯救我……所听到的一切都是巴赫曼如火焰一般的自我燃烧。“1957年至1961年的诗”，或“1964年至1967年间的诗”，巴赫曼一直在建造属于自己的词语世界，在对地下之火的呼唤中，在火焰强烈地燃烧中，巴赫曼或者找到了属于她的词语：她在1950年和策兰交往时住的“和平旅馆”中看见了“无声无息从墙上坠落”的玫瑰，玫瑰如词，它来不及燃烧；她在致敬诗人奈莉·萨克斯的《你们这些词》一诗中呼唤词语继续言说，“词啊，跟着我，/不要有终结”，更不要做“垂死之词”；她在《波希米亚坐落于海边》中希望自己也是词语，每一个的词语，却是我之外的自己，“我再不想有什么给自己。我想坠地而亡”；她在写给共同创作过歌剧和广播剧的汉斯·维尔纳·恒泽的《谜》中发出了词语的咏叹调，“除此而外/没有人/会说/什么了。”
地下的火何不让它自己燃烧，地下的河流何不让它自己流淌，甚至也不需要定义地下和地上，或许巴赫曼看见了万物本身，它们自我命名自我言说，它们是火是河流。诗集第一首不断强调“我始终是我”，最后一首诗《并非美食》则以完全相反的方式走向了我不是我的状态，“我的部分，它应失落。”因为“再无一物让我钟情”，因为词是最低的等级，因为捕捉的思想会被关进句子的牢房，因为一等品的词只是喂养了眼和耳，“我必须/用遭冰雹砸坏的脑袋，/用这只手写字时的抽搐，/在三百页的压力下/撕破纸，/扫掉被挑动起来的词之歌剧，/如此毁灭殆尽：我你和他她它”，毁灭一切，毁灭词语，毁灭人称，毁灭我，毁灭物，也许那时我才是我，词语才是词语，万物才是万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