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个案的阿城

读了《八十年代》后我忽然很想念阿城——以前买过一套作家版的阿城文集，但几次搬家时不知道哪一次就丢了。去淘宝上查一查《威尼斯日记》，发现他的书情看涨，大陆版的旧书要四十一本，台版的要七十。
　　
　　查建英在访谈中问阿城：“那你自己在八十年代的创作，你就把它看做一个个案吗？”阿城说：“说个案好一点，我造不成新的文体。我觉得我的形成不是普遍性的，偶然性大，是自修的结果，不具备普遍性。如果我的知识构成和大家的知识构成相同，那我的东西才可能有普遍意义。我的东西没有普遍意义，个案吧。”
　　
　　因此阿城很难被列入到哪个“流派”中去，寻根文学或者先锋文学，而且他写得也那么少，小说只有《棋王》《树王》《孩子王》三个中篇，《遍地风流》一本短篇。当别人在学习卡夫卡、福克纳和马尔克斯的时候，阿城在上承一个非常中国的传统，他短句用得多，动词用得精当，形容词用得谨慎。几乎没有五四腔和翻译腔，更不受毛文体的影响，少年时期的他混迹在琉璃厂读旧书，他的文章有股旧书的味道，但又能读出这么帖切的辛酸和喜悦。
　　
　　重读《棋王》的时候，还是会觉得这个小说很“八十年代”，结构很精心，很要讲道理，道理像是想了很久，所以讲得一气呵成，情节虽然传奇，细节虽然有力——都还有炫技的痕迹。《威尼斯日记》就几乎没有什么“时代性”了，它是个随笔，没有了情节，只有些旋起旋去的小故事，《棋王》还是写给别人看的，读者看的。《威尼斯日记》大体说来，算是写给自己看的，别人看不看不那么要紧。当然也还讲一点章法，忙笔闲笔的安顿，但总的说来，也是觉得这样“好看”，是自己的审美要求。
　　
　　这本书读起来，喜气洋洋。比如：“那个倾斜的钟楼，钟敲得很猖狂，音质特别。是预感到自己要倒了吗？我特地穿过小巷寻到它脚下，仰望许久。它就在那里斜着，坚持着不说话，只敲钟。”这么一个故事，有相会的趣味。再比如：“桥头有一盏昏暗了整夜的灯。黎明前的黑暗中，鸟的嗓子还点哑，它们会像人那样起床后先咳嗽几下，清理清理。/现在他们已经清理好了，所以声音传得更远了。”这么一个场景，有寂寞的趣味。为什么说它们“喜气洋洋”呢，一个人要充实得很快乐和寂寞得很快乐都不容易，但这本书能够兼得。是一个人最美好的时光。虽然只是两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