栾吟之：“古笔”有功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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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与“器”既泾渭分明，又彼此勾连。正如文房四宝之于书画诗文、精美器具之于茶道与香道，传统文化的“大义”包含在“器物”之中。“器”初为平常日用，因一代代人的生命浸润而获得超越日常的诗意和礼仪，最终流转为构成时代特征的符号。 以“器”为研究对象的名物学风头甚健。现代人对“物”的热情，是一种“道”与“器”碰合下的重新聚拢。这活色生香的追求，既是精神的，也是物质的。2023年，本刊推出“名物志”系列访谈，对话有志于名物研究的新书作者，与读者一起，将那过往的文明，以一种审美的、富有情趣的方式融入今天的生活。
今为首篇。在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中，毛笔扮演了最为重要的角色——先是影响书法创作的形式和风格变化，后又影响绘画艺术，“笔法”成为构成中国书画的最基本要素。《古笔》一书，讲笔，也讲书画及其他。
“战国之前即有笔” 从新石器时代彩陶上的纹样以及商周的甲骨金文书写特征推测，那种有弹性的书写正是以毛笔为载体的
上书房：先秦时期，书写尚处于“简帛时代”，人们就已清楚地认识到笔是主要的书写工具，而灿烂辉煌的中国书法艺术无疑更是毛笔的创造，至有“书之佳不佳，笔居其半”的说法。因此我特别认同您的观点——研究中国书法，关注的首先应是“文房四宝”中的毛笔。
王学雷（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苏州市文联副主席、苏州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是的，正所谓“笔墨二事，士人日与周旋，不可茫然莫识其梗概也”。毛笔如此之重要，我们今天学习传统文化，尤其是从事中国书画的创作与研究，就应该对它有所了解。
就当下的情势看，“毛笔文化”的生存空间正不断地被挤压。白谦慎先生的观点或许可以道明原因。他说，晚清民国时期书法领域没有受到特别大的冲击，因为书法是非常本位的东西，对来自西方的冲击不太在意。但无论当时的读书人是否意识到，有几个历史的变迁正在发生——首先，钢笔作为书写工具被引进，它比毛笔方便太多了；其次，社会精英结构发生变化，文人士大夫被理工、法政等学科的人取代，两者的人文知识结构不同，书写习惯也不同。从最根本上说，由于对毛笔的日常书写要求渐渐降低，对毛笔作为书写工具慢慢生疏，才形成了对整个书法文化的冲击。但这个冲击不是立竿见影的，而是从书写工具到书写主体、传授系统的逐渐变化。
上书房：所以您想“捡拾”或“挽留”行将消逝的毛笔文化？
王学雷：是的，最好的办法应当是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正如埃尔顿所说，“历史想要存在，它就必须被写作和研究。”这也是我的写作动机，一是毛笔是传统书写工具中首要的工具，最值得加以研究；二是由于时代的变化，今天对它的了解日渐生疏，应该加紧研究；三是对它的轻视所导致的研究不足和错误的研究结论，亟待纠正。
上书房：千余年来，中华民族流传的秦将蒙恬发明毛笔之说“蒙恬造笔”已被颠覆，今人受惠于现代考古学，有幸能见到一些战国时期的出土毛笔实物，“秦之前已有笔”已成共识，那么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笔的呢？
王学雷：尽管没有实物的发现作为佐证，但是从新石器时代彩陶上的纹样以及商周的甲骨、金文书写特征推测，那种有弹性的线条只有通过毛笔之类的工具才能表现。“战国之前即有笔”现已成为共知。只可惜战国之前的毛笔实物至今还没发现，具体的形制也就无从说起。
谈到战国时期的毛笔，学者通常会举以下三件实物，巧的是它们分别出自早、中、晚三个时期的三座战国墓葬中：早期的是1957年河南信阳长台关一号楚墓出土的笔，它是一支笔杆为竹质的笔，笔毛质地不明，制法是将笔毛用细绳缚于杆上；中期的是1954年出土于湖南长沙南郊左家公山十五号楚墓的笔，也是竹质笔杆，笔毛为上好的兔箭毫，制法是将竹笔杆一端劈成数开，将笔毛夹在中间，用细丝线缠缚，外面髹漆；晚期的是1986年出土于湖北荆门包山二号楚墓的苇质笔杆毛笔，笔毛质地同样不明，制法是将笔毛用丝线缠缚后插入笔杆腔内。
上书房：这正好反映了毛笔制作技术的三个阶段？
王学雷：实际上并不是。依照今天我们对毛笔制作的经验来判断，古人先是把笔毛捆扎在笔杆上，随后发展到杆端劈开数片把笔毛夹在中间，最后把笔毛蘸黏固剂插入笔杆，这样勾勒出的三个演进过程，揆之情理，似无不妥，但毛笔制笔技术并不完全是依照“由粗糙向精致递进”线性发展的。如20世纪80年代出土于湖北江陵九店十三号战国晚期楚墓中的一支毛笔，在制作上却与早期的相同，这很好地印证了战国毛笔制作技术上也存在着“新、旧形态交错出现或前后颠倒的现象”。还有出土于额济纳河的著名的“汉居延笔”，其年代为东汉初期，“笔管以木为之，析而为四，纳笔头于其本”，看起来似乎也很“原始”。考古类型学方法的核心是希望从“成群物品”中“找出物品形态变化的逻辑过程”，然而考古出土的战国各时期的毛笔实物实在太有限，无法“成群”。所以要从考古类型学上归纳出制笔的阶段特征，只有期待达到一定数量的战国时期毛笔实物的发现才行。
王羲之用“无心毫”？ 张朋川先生认为“书写条件的第一次重大变化发生在东晋时期”，是很精辟的见解
上书房：您对东晋时期的书法艺术和制笔技术有特殊兴趣，这是为什么？ 王学雷：东汉到魏晋是中华民族的文艺觉醒时期，在书法方面，这一时期的书体已渐趋齐备，人们开始在书法中寄寓自己的性情，形成了努力创造美丽文字的时代风气，这一阶段作为书写材料的笔、砚、纸、墨等的发展也受到高度重视，因而使书法的条件得到满足。而东晋时期的书法艺术被王羲之、王献之父子推向一个崭新的高度，书写材料也在这个时期发生了重大的变革。张朋川先生认为“书写条件的第一次重大变化发生在东晋时期”，是很精辟的见解。
上书房：“二王”用的究竟是什么笔？
王学雷：古代就有人悬测王羲之书写《兰亭序》时所用的毛笔了。唐代有记载说，王羲之书写《兰亭序》时“用蚕茧纸，鼠须笔，遒劲劲健，绝代更无”。宋朝人苏易简也引用世间流传的说法：“王羲之得用笔法于白云先生，先生遗之鼠须笔。”后来我加以深究，其实他非但没有用过鼠须笔，还对鼠须笔大加诋毁。
王羲之写下的《笔经》，完整文字收录在《文房四谱》卷一《笔谱上·二之造》，400多字涉及了毛笔制作的方方面面。可以归纳为：毛笔制作首重在毫，毫以兔毫为贵，故先言其产地；兔毫的优劣不仅有地域之异，季节的因素及部位上也有差异，故次论兔毫的选择；有了优等的材料，必须要恰当的制作，故最后论兔毫的制作。
王羲之提到“鼠须笔”，他说：“世传钟繇、张芝皆用鼠须笔，锋端劲强有锋铓，余未之信。夫秋兔为用，从心任手，鼠须难得，且为用未必能佳，盖好事者之说耳。”直接否定了后世附会他用鼠须笔的悬测。
《笔经》最后透露，王羲之亲自参与过毛笔的制作。这其实并不奇怪，世家大族中擅长制作文房用具的人并不罕见，从三国名臣韦诞，到东晋的韦昶，乃至东晋的望族郗氏，都有所从事。直至南朝时期，宋齐的吴郡望族张永、王羲之同族后人王僧虔，都能找到他们制作文房用具的记载。
上书房：考证王羲之所用之笔，如同破案一般抽丝剥茧啊。
王学雷：别着急。比唐代人更热衷于探究王羲之所用的笔的是北宋人。因为从晋代以来传承有绪的制笔世家，在宋代依然有名，他们的制作依旧沿袭、保存着晋代的特色。比如当时宣州的陈氏是制笔世家，家族中还保存着王羲之向他们的祖先求笔的书信。
宋人邵博在《邵氏闻见后录》中推测王羲之所用的笔是一种没有笔柱的“无心毫”，毛长在2寸左右，是由宣州诸葛高善制的名笔“散卓笔”。恰好黄庭坚的一则描述无意间成为“散卓笔”的注脚：“宣城诸葛高系散卓笔，大概（笔）头长寸半，藏一寸于管中。”这应该就是东晋时期毛笔制作技术中的一个显著特征。
“二王”父子对笔的重视见于言表。王羲之在写给谢安的一封信中说：“复与君，斯真草所得，极为不少，而笔至恶，殊不称意。”唐代岭南风土录《北户录》也记载了王羲之“叹江东下湿，兔毫不及中山”的意见，可见他对毛笔制作的优劣十分重视。
现在要说到王羲之最小的儿子王献之。王献之性格兀傲，有时竟也不把父亲的书法放在眼里。然而当时有个叫韦昶的人，不光是擅长写古文、大篆的书法家，还曾经臧否过“二王”的书法，但他又是一位制作毛笔的高手，王献之就曾经得到过他制作的笔，不得不叹其“绝世”。
韦昶所做的笔自然是没有留存下来，但他是三国魏大书法家韦诞的五世玄侄孙，韦诞的著作《笔方》是中国最早记录毛笔制作技术的文献，韦昶自然也是继承发扬了《笔方》中记录的制笔方法。韦诞的笔有两个特点：一是笔柱（笔毛的中心部位）制作精良；二是特别强调深纳笔头，将笔头深深地插入杆腔内。总之，依照这几个原则制成的笔，是王献之辈所认可的。
上书房：您还专门根据出土古笔绘制东晋的“束帛笔头”复原图，这种深纳笔头的制法，于书写有何益处？
王学雷：古笔笔头的制作中有一道关键工序，叫作“捆扎”，此法自战国晚期开始逐渐趋于成熟完善。就是在笔头插入杆之前，先用丝或麻线将笔毛根部扎紧，以防毛料脱落，考究一些的还要加以髹漆或用火将根部烫平。而出土的东晋束帛笔头用帛块卷束，作用在于吸附过多的水分，防止笔头膨胀而影响书写。
唐代以前的毛笔有许多是笔头可以拆卸更换的，因为文吏每天要抄写起草大量公文，还有一些书家勤于习书乃至“池水尽墨”“十日一笔，月数丸墨”，深纳笔头是为了便于以后更换，可以不用黏固剂（一般采用松香）与笔杆粘连。可以想见，东晋时期制笔者的高妙技艺和独到才思与当时书法繁荣、书家辈出的盛况是相辅相成的。
奢丽古笔引遐思 “择笔”和“不择笔”，虽然各有充分的理由，但后者往往被认为是可贵的行为
上书房：历来书写者在判断毛笔的好坏时，首先关注的是笔头，但您也对笔管做过深入研究，笔管对书写是否重要？ 王学雷：其实，笔管的恰当与否同样也会影响书写者的感受及书写风格的表现。王羲之在《笔经》中说：“管修二握，须圆正方可。”这个“握”是计量单位名词，“二握”为如今的19.6厘米，王羲之认为笔管长约20厘米最利于书写，这与今天大多数毛笔笔管的长度较为一致。除了要有恰当的长度，笔管在形制上还要求“圆正”，圆得均匀才能把握舒适。
古人对笔管的重量也同样在意，主张“笔须轻便”。我想，古今凡是重功用的书写者对这个意见都会有所响和，因为笔管太重就“踬”，“踬”与“逸”互为反义词，是指书写者总是希望书写顺畅，笔管太重自然就变得不顺。
另外，笔管的粗细（管径）也是需要考虑的一个因素。唐代柳公权在其《谢惠笔帖》中就谈到了这一点。他的意见是“管不在大”，因为“管小则运动省力”，因此他在信中还特地嘱托友人“后有管小锋长者，望惠一二管，即为妙矣”。柳公权之后，似乎很少有人特别议论过笔管的粗细这一话题，直到近年，书法家孙晓云老师才“旧话重提”，她通过大量考古实物资料进行统计再结合实践，得出“笔杆在0.6至0.7厘米时，笔在手里最稳当妥帖”的结论。
上书房：原来如此，笔管本身是一个实用构件，但人们的审美天性往往又为其平添了各种审美意味，这也是您研究汉唐时代的奢丽笔管的原因吧？
王学雷：确实。明人曾列举过古代各种质料的笔管，有金管、银管、斑管、象管、玳瑁管、玻瓈管、镂金管、绿沉漆管、棕竹管、紫檀管、花梨管等。东晋的文献《西京杂记》中还有一则对西汉帝王所用笔管的记述：“天子笔管，以错宝为跗，毛皆以秋兔之毫，官师路扈为之。以杂宝为匣，厕以玉璧翠羽，皆直（值）百金。”“跗”即是笔管栽毛的部分，“以错宝为跗”是指在跗上镶嵌珍宝，虽没有说明笔管的具体材质，但足见其华丽而贵重。
历代都有用犀象角牙制作的笔管，也有选材奇僻、形制奇特的笔管，而古笔笔管上那些雕镂、髹漆、刻字等技艺，更是极尽精巧之能事。有传说，晋代学者张华因完成了名著《博物志》，晋武帝赏赐他辽西国进贡的麟角笔，麒麟这种传说中的瑞兽实乃世间所无，如果此事属实，那也应该是用其他动物的角来替代的吧；另一个传说是，晚唐诗人司空图隐于山中，芟松枝为笔管。有人问他为何要用此制笔，他回答：“幽人笔正当如是。”
上书房：传说或未可信，奢丽的古笔却引人遐思，书家该“择笔”还是“不择笔”呢？
王学雷：历来有两种观点：“择笔”和“不择笔”，虽然两者各自都有其充分的理由，但后者往往被认为是可贵的行为。受到赞誉的欧阳询正是历史上“不择纸笔”的典范，其子欧阳通却因为对笔过于讲究，以至非犀象笔管不书，就被批评为：“矜持太过，失其常理。是有愧不择纸笔者，非能其父书也。”明人屠隆在列举古时各种奇丽的笔管名称之后，反而认为都不如白竹笔管轻巧、有利于书写。作为一个理智的、重功用的书写者，其实我最认同的是魏晋名臣傅玄在《笔赋》中对笔管的意见：“丰约得中，不文不质。”这是最足深味的一句话。
上书房：您还提出过一个有趣的观点，古代西方的画笔与中国的毛笔“心同理同”。
王学雷：是的。18世纪有一本书叫《叶尔米尼亚》（又名《绘画艺术指南》），记载了拜占庭时期（395年—1453年）美术家们的画笔。我惊讶地发现，书中对于西方画笔的制作技术的论述与中国专著中的相关论述如出一辙，甚至有彼此互译的感觉。拜占庭时期的绘画风格极尽纤细之能事，基本等同于中国画中的“工笔画”，两种绘画都需要弹性较好的毛笔，在制作技术的细节上可谓“同此心同此理”。
我对于拜占庭的历史知之不多，但在中国历史上，从晋代开始至隋唐时期，一直与拜占庭帝国有很频繁的接触。这自然引人设想——拜占庭的使者和商人们正是在这个阶段将中国的制笔技术记录下来，回国后转告给他们的画家。我们更寄望于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努力，为这种惊人的相似找出有说服力的解读。
记者手记
研究汉唐古笔的制作形态，从文物到文献、从技术工艺到毛笔部件，王学雷如数家珍，娓娓道来。他的研究并非泛泛地陈述毛笔的发展史，而是将主要研究对象集中于书法经典得以确立的汉唐之间，对这一时期毛笔的形制、工艺、性能和文化，作考据证伪、爬梳辑佚式的研究。
在王学雷“古笔散考”的数年时间里，名物学似乎还是一门小众学问。他在书里谦虚地写道：“毛笔是一种名物，毛笔研究又是名物学中的一个极细小的项目，在学术层级上当然居于‘大义为先’的‘道’之下。”他所谓的名物学，就是要弄清楚各类文献中出现的“草木虫鱼”，以及其他物品的名称和与之对应的实物。
有意思的是，名物研究在近年似乎越来越热。我在读《古笔》的过程中不断产生了一些思考，关于书写工具、古代建筑、明清家具、传统礼仪等领域的名物学为何为今人所热衷？人们发现“物”、寻找“物”里的故事——就像面对文物，我们所要解决的问题第一是定名，第二是相知，而后才会觉得它们历历可见而又触手可及。
说回作为“名物”的毛笔。“毛笔有功于世，安可以文房清供而小之？”它不仅是中国传统的书写工具，更是中国传统的一个重要文化符号，在历史的演进中不断变化，成为各时期文化风貌重要的塑造者之一。王学雷指出，在书法研究领域，许多人喜谈“书法之道”与“笔墨之道”，但由于对基础性研究的忽视，往往一说便错，令个中“大义”也虚无缥缈、不足为信。因此，对与之相关的“物名”加以记录、研究和写作，是后人的责任，是名物学的意义所在。
当下，一个用毛笔记录和传播文化的时代正在慢慢离去，“尽量挽留”是王学雷的写作动机。他说：“总希望尽力地将行将‘消逝’的毛笔文化，像捡拾散落的珠子那样，尽可能地多捡回来些。”
其实这本以大量文献资料和考古成果写就的《古笔》，既是书法研究的专业书，亦可以视作增长知识、陶冶情操的休闲读物。且看：“蒙恬造笔”究竟可不可信？“兔毫”和“狼毫”出现于什么时候？古人更偏爱哪种动物毛制成的笔？“华夏第一笔”汉居延笔是怎样被发现的，后来又经历了怎样坎坷的迁徙之路？王羲之、王献之用的毛笔和今天的有什么不同，书法的优劣和毛笔的关系究竟有多大？……这些富有意趣的追问，使我们豁然开朗。在硬毫笔流行的年代，八面出锋、惊蛇出草是人们对于书写境界的诉求，而后来藏头护尾、笔笔中锋的技术要求，不仅与碑学的审美倾向有关，也与羊毫、生宣的物质性互为表里。这些都是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有裨于当今书法的多元化创作。
正如张朋川先生在序言中所述：“王学雷著《古笔》，话古笔而明察秋毫，可谓有功、有道、有术，使妙笔生花，使古笔不古，我们也由温古而化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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