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不必有标题，但仍要有叙事

题名“胜利”，实则难副，毋宁说要表达的是“胜利的期望”。因为当此之时，叙事其实已经陷入危机。我们并非说的太多了，而是说的太少了；让出大脑的阵地，把思想的驻防全权交给一些极不可靠的、已然陈旧的、难经考究的叙事雇佣军。宏大的东西过于臃肿，细腻的东西又过于迂腐，二者之间几乎没了空隙，现在连人造的思维也要来分一杯羹了。这就是我们的处境。

也因此，作者用五讲小文，既审思叙事，谱系家史，也号召我们大胆地叙事，去突破、去创造、去践行一种生活的可能性。这点让人不由得想起《存在与虚无》：我们的本质是虚无，可写作却能让我们不断生成。人活着，如此而已。但人不能像动物一样活着，人要活出精神首先就要去创造。

叙事脱胎于古老的谣言，又通过诗与歌逐渐生成一种体系的形式。然而无论我们如何改造叙事的模式，如何使之精细化、类型化，它都必然继承着那最初的虚构基因，与创造一母同胞——它或者有假的成分，或者有遮蔽、朦胧的成分，不过这也恰恰是它的性感所在。幻之于觉，所以撩人，刺激我们脑丘深处最蓬勃欲出的想象机制。也因此，它为自诩求真的卫道士们所忌恨。真理的卫教军扬言要把诗人逐出城邦，而现代性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对古老叙事的反拨——要让灵魂变得精确，要让生活建立于同样精确的东西上，要让人们获得外部世界的精确认知，以一副无趣、冷酷且残忍的面孔。真实压过真相，新闻拒绝了故事，最后它们都试图让艺术、想象与梦也变得精确。

但另一方面，现代性又是叙事发展到了某种极致的表现，一边是以真理与规律之名，垄断了叙事全部的权威，一边则是以无边的商品化，深度挖掘叙事的造梦机制。两者都是为了控制，既要控制人，也要控制那些反对它的东西，比如后现代性。

某种意义上，可以把后现代性理解为要反对一切叙事，它笃信：浪漫的叙说中隐藏着不可告人的东西。消解，砸碎，拯救被压抑的可能；解放，狂欢，迎接快感的张扬。它很刺激，有拒绝海浪的豪气，却怪异地痴迷于沙滩上碎裂的五色贝壳，于是也不可避免地庸俗化。它宣称要反对一切叙事，但它又给不了我们任何东西。因为后现代性拒绝相信这一点：叙事的冲动可能是我们作为人这一类物种的本能，至少，是与我们持久共存的；我们能够有意识地直面它，却不能从根本上消弭它。由于这种徒劳的反抗最终不可能突破人性这一地平线（后现代立论的基础就在于解放这种人性），因此，后现代留下的也只是一片荒芜，最终甚至连它自己也被某种历史的、文化的方式收编了。

最后又回到了最初的问题。困境仍在，麻木、失语并不容易逃脱。我们虽然仍在叙事，我们仍有想要叙事的冲动，却被各种反人性的、异化于人的东西束缚住了。解放的方法是什么？本书作者并未给明确的方案。但显然，他通过罗列书单、绘制地图，提醒我们在止步不前时，应当回到最初的地方，从前人的落脚处不受限制地再度启程。不同的路，或许就在其中。

归根到底，叙事既形塑了我们的现代心灵，又在更深层次上契合着我们普遍的心灵的缺口。一直前溯，这种心灵的焦切，爱的渴望，甚至能回溯到我们在智人母亲怀里的那一声渴望关怀的初啼。叙事，或者说讲故事，能让我们不断开启身份的迷雾，真正设身处地、真正去感同身受（尽管可能归为虚妄）。它始终有利于我们养成谦逊的品格，并让我们的生活也同样谦逊且从容。既然天赐我们这般自由的大脑，有什么理由不去大胆地动用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