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变迁必然导致进步吗

作为研究历史的资料，是难得的绝对意义上的一手材料，价值不必多费口舌。然，以史鉴今则通也不通，从人性和组织机构的本质看，通，从文化变迁经济发展导致的真正意义上的时代变迁看，不通。

杜凤治所在的时代，官员的法定收入无法支撑没计划生育的庞大家族的日常开销——话说回来，当时的生育率、成活率和今天不同，多生不一定都活，养大后是改变家族命运的机会（虽然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压弯家族命运的最后一根稻草）。再加上有时候朝廷只给任务不给钱，任务又不能形式主义敷衍掉，你不做能做的人又大有，说什么都要自己想办法搞钱找人推进。综上，做官不搞点额外收入是不可能，以权谋利真的是社会共识——不然做啥官啊？！

印象深刻的地方很多，譬如到地方入职安顿要自己解决舟车劳顿等花费，但是那个时代，北京到哪儿不远啊。为了顺利入职，就必须举债，为此生出的借贷产业也是厉害，不过高利贷无论何时何地都好借不好还啊。到岗位所在地了，还得拜码头啊，哪个码头不要钱啊，中间的环节小到门房、报信的都要给点意思。终于坐到职位上了，做个啥用个人都需要交易——甚者如今日问个路路人都要先付钱才肯告知——没钱真是什么都干不了啊。而为了这一切花出去的，当这个官挣不回来那就真别当了。

杜凤治所在的时代，是以空手套白狼衡量收益性价比的。做官也是这样，收必须平支，还要有结余，才有搞社交的底气，才能继续搞性价比更高的职位——蛮像滚雪球的。

不适应这套规则的人，大多是能力有限，卷的人太多，斗争就不可避免，能否实现性价比全凭手段。当然不排除还有一些是脑回路过于清奇，用时髦的话说就是三观与游戏规则相悖，不过自愿自觉选择活成海瑞的应该不多，不然到了清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年间这种【做官——捞钱——做更大的官——捞更多的钱】的循环不会愈演愈烈。还有一群人，他们可能是还有做读书人的底线，然后限制了自己不择手段的能力，最终在性价比和为官为民之间取得自己问心无愧的平衡点，但话又说话来，悬挂在衙门正殿上的"明镜高悬"或者孔孟的"仁爱"以及"父母官"的称谓，以其说是对为官的要求，不如说是"适可而止"的默默呼声吧。

回归正题。时代变迁必然导致进步吗？当然不，人的寿命虽然有限，但是生活生产经验是可以通过生育传承的，如果传承的都是滚雪球，就像《资本与共谋》里提到的南美南亚发展中国家，【当总统捞钱】已经习以为常了，这种“习以为常”不改变，子子孙孙的生产生活环境也不会有太多变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