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变迁必然导致进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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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研究历史的资料,是难得的绝对意义上的一手材料,价值不必多费口舌。然,以史鉴今则通也不通,从人性和组织机构的本质看,通,从文化变迁经济发展导致的真正意义上的时代变迁看,不通。
杜凤治所在的时代,官员的法定收入无法支撑没计划生育的庞大家族的日常开销——话说回来,当时的生育率、成活率和今天不同,多生不一定都活,养大后是改变家族命运的机会(虽然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压弯家族命运的最后一根稻草)。再加上有时候朝廷只给任务不给钱,任务又不能形式主义敷衍掉,你不做能做的人又大有,说什么都要自己想办法搞钱找人推进。综上,做官不搞点额外收入是不可能,以权谋利真的是社会共识——不然做啥官啊?!
印象深刻的地方很多,譬如到地方入职安顿要自己解决舟车劳顿等花费,但是那个时代,北京到哪儿不远啊。为了顺利入职,就必须举债,为此生出的借贷产业也是厉害,不过高利贷无论何时何地都好借不好还啊。到岗位所在地了,还得拜码头啊,哪个码头不要钱啊,中间的环节小到门房、报信的都要给点意思。终于坐到职位上了,做个啥用个人都需要交易——甚者如今日问个路路人都要先付钱才肯告知——没钱真是什么都干不了啊。而为了这一切花出去的,当这个官挣不回来那就真别当了。
杜凤治所在的时代,是以空手套白狼衡量收益性价比的。做官也是这样,收必须平支,还要有结余,才有搞社交的底气,才能继续搞性价比更高的职位——蛮像滚雪球的。
不适应这套规则的人,大多是能力有限,卷的人太多,斗争就不可避免,能否实现性价比全凭手段。当然不排除还有一些是脑回路过于清奇,用时髦的话说就是三观与游戏规则相悖,不过自愿自觉选择活成海瑞的应该不多,不然到了清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年间这种【做官——捞钱——做更大的官——捞更多的钱】的循环不会愈演愈烈。还有一群人,他们可能是还有做读书人的底线,然后限制了自己不择手段的能力,最终在性价比和为官为民之间取得自己问心无愧的平衡点,但话又说话来,悬挂在衙门正殿上的"明镜高悬"或者孔孟的"仁爱"以及"父母官"的称谓,以其说是对为官的要求,不如说是"适可而止"的默默呼声吧。
回归正题。时代变迁必然导致进步吗?当然不,人的寿命虽然有限,但是生活生产经验是可以通过生育传承的,如果传承的都是滚雪球,就像《资本与共谋》里提到的南美南亚发展中国家,【当总统捞钱】已经习以为常了,这种“习以为常”不改变,子子孙孙的生产生活环境也不会有太多变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