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善庆 | 战时中国史学的场景及其可能

对战时中国史学的把握，何以客观而公允，是一个诚可思之的问题。既有的探讨主要是从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视角，对当时史家及其著述中所体现的精神，予以彰显。借学术以救国,成为当时史家的潜在共识；为挽救民族危亡的现实需要而进行历史撰述，成为重要的书写方式。具体到当时的中国史家，其“学术的使命，已不单单是皓首穷经，传承文化，它同时意味着中国学者必须在纷乱的时局形势下，承担起以学术的绵力对一个濒临崩塌的民族精神的拯救，承担起对中国文明独立自尊的社会信仰的一种保证和许诺。”在此背景下，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成为抗战时期史学著述与义理阐发的重要方式。

毋庸置疑，抗战时期史家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情结，是至为浓厚的。因为，“在中国的民族主义，是那些本身就是接触地带产物的知识分子的生产结果，无论他们是在中国的中国人，在国外读书、作研究的中国知识分子或是海外华人。”作为社会精英分子的史家群体，成为民族危难之际重塑国家意识、激励民族士气的重要力量。然而,后世史家对此不免作了过分“凸显”的诠释。因此，回到当时的学术语境，对此问题进行细致和理性的分析，显得尤为必要。具体而言，史家从事史学撰述具体情形如何？其治学旨趣、政治倾向的转变受到哪些因素的掣肘？对史家的爱国精神与民族情结何以把握而不致偏失？诸多问题，皆有待于重新加以审视。

另外，我们对战时史学的探讨，无论是以民族与爱国主义为视角，还是以学术流派为划分标准，皆是以宏大的历史叙述为主轴，对当时中国史学的整体场景予以建构。在此背景下，对史家因政治环境不同、爱国压力有别、生存环境相异而形成的爱国泛化与压力问题；对史家与社会政治环境的互动，史家个人、社群之间的竞争与合作问题；对不同地域下史家的生存状态、心理状态、政治抉择等问题，加以关注，就显得尤为必要。

再则，既有对民国史家群体的划分，受诸多因素的影响，衡量标准多有别异，少有较为一致性的观瞻。后世学者，有按照相近的学术观点、史学观念而分者；亦有按史学专业期刊、史学机构而归类者；更有以政治理念、师承渊源来区别者；这不免使得我们对战时中国史学的体认多有困惑之感。

那么，我们对战时史学的整体性论断，能否客观反映当时史学的情形而不致走向偏颇呢？政论性色彩的史学论争与纯粹的学理性探讨之间，可否混为一谈而不加以别择呢？对战时的史学著述，是以当时的评价为依据，还是以后世的建构和追认为标准？诸如此类问题，正是本书论述的重心所在。

【选自《抉择与书写》第七章“爱国主义、群体争竞与政治纠葛下的战时史学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