殊途同归

以今天的观点来看，梁漱溟、王实味、储安平三个人的观点可能少有相同之处。梁漱溟熟读经史，想要走一条结合传统儒家伦理的改良主义的道路；王实味则是不折不扣的进步青年，拥护马列主义，但是也对托洛茨基派抱有一定的同情；而储安平则曾在英国求学，倾心于英国式的宪政以及保守主义，但也对社会主义抱有同情。如果把他们聚在一起进行辩论，恐怕大概率也会争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就是这样的三个人，在浩浩荡荡的大革命洪流中，却走上了相似的结局。

其实在我看来，虽然他们表面上的主张可能相距甚远，但是从其人的内在来说，都是怀有着对于“普通人”以及“人性”的深深认可和同情的。比如说梁对于当时干部和农民待遇的差距所作的“九天九地”之论。而王实味则深信“不论一般的政治也好，或特殊的革命政治也好，人性都起着很大作用。”而储在后来接手《光明日报》时也说”多搞人民生活（物价等）问题的报道，要主动去发掘。体现政治监督，代表普通百姓讲话。“

其中提到了几个例子让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王实味在北大有一位老同学叫做陈其昌，后来也被打为“托派分子”。书中写道：

一九二六年，陈清晨（其昌）的妻从家乡到北大省亲。听说老大哥的“小脚夫人”来了，李芬、刘莹一帮女孩都跑去看，她们惊奇地发现，陈清晨对她十分温存。事后他向她们解释：“她哭了，因为他以为我会抛下她另娶。你想我能做这种事么？我要革命，自己倒去损害旧制度的受害人！”（91页）

这样的人，无怪乎不是“坚定的马列主义者”。而作为陈其昌好友的王实味，哪怕在自己被打入另册进行审讯时，也不愿意与自己这位“老大哥”割席，这也成了他“割不断与‘托匪’感情联系”铁定的凭据。王实味本人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他的妻子回忆时表示：

她不是对他的忠诚有所怀疑，只是觉得他觉悟太低：心急如焚的王实味告诉她，入党之前，一定得先挣一笔稿费给父亲养老，然后再全心全意投入斗争——他实际上也这样做了——刘莹认为将赡养父亲摆在革命工作之前这种思想，无论如何也不够党员标准。（63页）

梁、王二人之加入新社会，在我看来尚有未知前路艰难如许的因素。而储安平之加入新社会，在我看来则完全是怀着一种烈士的悲壮心态了。早在1947年，储安平即在他所主办的杂志《观察》上发表了一篇对中国前途命运分析的文章，今天读来可谓说是多有“不幸言中”之处。仅就对劳动党的剖析来看，当时可能无人能出储安平之右。但就是这样一个清醒的人，还是毅然决然地加入了新社会。很多人对此表示不解，甚至还有讥讽者认为他是贪恋权力与荣誉才留了下来。但在我看来，他自己在这篇文章的结尾所写的一段即是对此最好的解释：

中国在最近的几年之内，一般情景还是很黯淡的；说得远一点，则我们这一代，大概也已注定了是一个“牺牲自己，为后代造福”的时代。然而我们可以牺牲自己，而不可以不为后代造福。今日中国这批自由思想分子，大都在苦闷地忧虑着国家的前途，但他们实不应该止于消极的焦愁忧虑。自由思想分子可以起来，应该起来；这不是他们高兴不高兴，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而是他们的一个历史上的责任问题。（164页）

作为一个改良主义者，哪怕他深深地明白自己是在与虎谋皮，但是面对历经38年战乱后，国家重归和平的局面，可能还是会认为自己应该要有所作为的。

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

还有两点杂感：

1. 康生玩儿阴的真的是出神入化。
2. 后来出版的《储安平文集》中，对于1947年的这篇文章有所删改，比如就删去了劳动党与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劳工党的的相似之处的讨论。而本书关于储安平的这一大章，在网上能找到的文字版本均删去了涉及1947年这篇文章的这一节。1988年10月作者在文末最后写“老友，老友，你听见了吗”，现在看来不过又是一场幻梦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