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苦难下的光辉

读完《城记》，对上世纪50年代力保北京古城墙及其他古建筑的梁思成与林徽因夫妇更生敬佩之情，于是找来费正清先生的夫人费慰梅女士所著《中国建筑之魂：一个外国学者眼中的梁思成与林徽因夫妇》一读为快。
掩卷思之，书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有三点：
一是中西兼修的早年教育。这也是那个时代不少杰出人物的共同点，正值新旧时代交替之时，中学与西学、新学与旧知混溶碰撞，一个家庭中，也往往是旧派与新派人物共存。梁启超是维新派人物，对子女教育的认知也是比较超前的，它没有让思成及其他子女去上私塾，而是让他们上英文学校及清华学堂，为将来留学作准备。但这却又不是一味崇洋，在梁思成出车祸卧床休息时，梁启超又要求他乘此机会多读中国传统经典，《论语》、《孟子》、《左传》、《战国策》等，以背诵古代典籍补充清华的相对单调的课程。林徽因由于徐志摩之故，被引领进了英国诗歌和戏剧的境界，去又对中国古建筑有着和梁思成一样的热爱，又曾经有一段时期，对汉代历史达到了痴迷的程度。曾经读过的《颜惠庆自传——一位民国元老的历史记忆》，颜在幼年时的经历也与此相似，知识丰富、思想开明的父辈，使其既掌握中国古代典籍，有良好的旧学功底，又有留洋经历，吸收西方新知，使他们这些人，在眼界及阅历上，高人一筹。这或许是当时那个积贫积弱、烽火不息的年代给与他们的馈赠。
二是两人在三十年代的古建筑田野调查及抗战期间所体现出的惊人的坚韧。梁思成与林徽因均是大家公子和闺秀，两人的结合，也自有才子佳人、郎才女貌之感，然两人却都是意志坚定、韧劲十足之人。他们坐着驴车在山西等地考察古建筑，住在污秽不堪、满处臭虫的旅店，在佛光寺大殿顶内与臭虫和蝙蝠为伍，在黑暗中测绘与照相，这就决不是旧时的公子哥儿和大家小姐了，而是具有现代科技知识的建筑师、考察队员。而此时的他们，都并非健康之身，林徽因早已患有肺病，梁思成由于那次摩托车祸，一直穿着“钢背心”，其考察之苦可知。抗战爆发，两人长途逃难，历经长沙、昆明、重庆、李庄，最后就在李庄这个长江上游的荒僻小村一直住到了抗战结束后差不多一年才得以离开。那里没有现代化的一切，被费慰梅形容为“原始的农民生活”，当然，也少了日本人的空袭和炸弹。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在病痛的折磨中，第一部由中国人写的《中国建筑史》诞生了，诞生在李庄的小破屋里。关于病痛，书中有很细节的记述：
“晚上他（梁思成）的光亮来自那盏菜籽油灯。当时，思成的颈椎灰质化病变常常折磨得他抬不起头来，他身穿马甲，下巴支在一个花瓶上，伏案作图，为的是利用花瓶这一支点，承受头部的重量，减轻背部的重负，画图时不断调整花瓶的位置，其艰难可以想象。而卧病的徽因，身体较好时半坐在床上，翻阅《二十四史》和各种资料典籍，为书稿作种种补充、修改、润色。”
在此期间，林徽因5年没有离开李庄，梁思成则来往于李庄和重庆之间，为中国营造学社筹集资金，其对事业的热爱和拳拳之心可见。
三是两人在一生中遭遇的双重苦难，命运的多舛令人慨叹。纵观其人一生，在解放前与解放后，在物质（身体）及精神上，两人均遭受了令人唏嘘的苦难。解放后，梁思成本以为在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体制下，古建筑的保护和城市的规划会来得比土地私有制下的资本主义国家更有利和有序，没想到迎来的却是大规模的旧城改造和古城墙、城门、牌楼的拆除。或许他们太超前了，在这个刚刚从落后和愚昧中站起来的国家，在外有帝国主义，内则民生艰难、百废待兴的大环境下，以工农干部为主体的政府中，一下子去让人接受保护古代文物、现代城市规划的理念，确实困难重重，他们思想上的苦闷彷徨可想而知。他们的痛，是时代的痛；他们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梁思成这句尽人皆知的话，道出了其心中的痛；而林徽因与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吴晗力争古物保护时说的“你们现在拆毁的是真古董，有一天，你们后悔了，想再盖，也只能盖个假古董了”，今天看来，也不是一时愤激之语，却是真真切切的大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