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记
（一）
在集体欢腾的时代和人人不信任而唾弃的文明（传统）节日之间，存在一种着没有人加以解释的断裂（一如有人言必称希腊罗马影响以迄于今，只因其知识地图里中世纪的面貌模糊不清）。
（二）
大革命重建了一种节日理想。不仅仅是达致平等，更是平等地应对畸零个体之赤裸生命这一境遇的做法。私人承诺由此具备了公共性，公共承诺由此具备了庄重性，庄重性由此生出了一种超越性的追求。
“节日是欲望与知识的交汇之处。”
“革命节日希望自发性，但实则充满了防范和强制；虽然旨在重新把共同体凝聚起来，却触发了不间断的排斥，不断地制造贱民；它演变为一场闹剧，最终造就了人的孤独。革命的节日狂热乃是一部充满失望的历史。”
应该怪罪具体革命在实际过程中对乌托邦的扭曲吗？与其这么说，倒不如说它清晰地揭示了乌托邦表面圆满的设计之下掩藏着什么（营造并维持幸福图景所必须倚赖的强制、秩序和规则）。它不给异常者留有任何余地，并将孤独制造为一种罪孽。
（三）
革命节日的两种形象：
（1）严格循规蹈矩的阴郁仪式（只说明人们不够积极），（2）暴力和反常，理性崇拜名义之下的下流狂欢（说明节日本身的意义都是缺失的）。
如何解释这种对立？有两种解释路径：
（1）涂尔干：节日就是同心协力的集体欢腾；（2）弗洛伊德：节日的亢奋只能来自其所允许的对禁忌的僭越。
（四）
革命节日排斥两种人：
一种永远被点名，即贵族，他们远离人群（如此的结果，即恰好去等级化，可谓是民族团结的神秘基础），但处于所有报道的中心，其功能性的隐形存在对节日而言不可或缺；另一种从未被提及，即人民——革命节日的计划往往是构筑给人民看的景观（这是外体化，但看上去过于天经地义，因为它直接承袭自帝国时代节日的某些特征，人们还未构建出关于节日的其他想象力），而极少让人民参与（活动是由其他角色安排和举行的，如军人和党人，人民不过是破门而入）。节日从来不是全体人民的节日，但此两种排斥并不让人感到他们被排斥，也无碍这个节日所体现的民族团结精神。节日所使用的语言与市民流行语言之间的契合或许是暂时的，但在此特殊的时刻，二者完全契合。
（五）
如何生产出一个超越权力群体、执政党派的普遍革命节日，并使其运转起来？
（1）界分+排除逻辑。节日是建立一个保守组织的工具：以多个节日创造多个位面，在每个位面上都对社会要素作出固定化界分（如公民/士兵，国王/立法机构/军队，宗教/国家），进而通过节日的庆祝（迎合谁？排斥谁？首先是强化了关于“谁”的认同观念，其次是在具体的节日活动中凸显“迎合”和“排斥”）和约定俗成的规矩再生产一系列界限，强化一种任何要素都无法由己出发、逾矩统治其他要素的观念。
（2）限制+管控逻辑。严格监管庆典内容，警惕节日展现之物，预防任何即兴发挥或违规行为。此处实际上是专制逻辑：谨防节日催生之不可预料性。对于节日的条条框框，参考古代礼仪，如颂词、弘扬国家历史、竞赛活动、颁发桂冠荣誉和奖品等。
（3）联结+系统化逻辑。把节日视为大革命法制化的产物和工具，并以一套紧密的节日网络把全国疆域格式化，将巴黎模式传递至每一个偏远社区。行政单位层层派遣公民代表奔赴巴黎，空间上各地以同时和同样的仪式体现举国一致（且强化行政等级观念）。
前三者固然很重要。但若考察那些不同党派原欲自立节日以别于他派的努力，就能发现这些节日根本上是同构的。无论一些党派基于对现实主义的偏好设立的节日，抑或另一些党派基于对寓言的偏好而设立的节日，最终都落入了相同的实践框架中：法律因素（现实主义的）与自由因素（寓言式的）相互妥协，“每一方都策略性地向另一方作出了让步”。然而，迁就并非出于算计，而恰是因为人们并无想象其他庆祝节日之可能性的能力，两派对“节日”这一形式本即共享同样的记忆、同样的思想和形象储备。
（六）
混同：
自法国大革命的节日设计起，“节日”（专设）与“日子”（“历史上的今天”）几乎不被区分。混淆导致节庆事件、骚乱事件和设计者梅西耶所钟爱的生动细节（譬如在断头台周围卖馅饼、圣餐杯喝烧酒）的大杂烩。今天我们甚至期待特殊“日子”被赋予作为节日的特权，然而在历史上并非如此。“节日”里存在的狂欢和暴力并不同于骚乱“日子”里的狂欢和暴力，——后者是不可控制的爆发，没人能够预料其结束的时间；而前者至少在若干方面受到制度的约束。后者对历史的篡权让人毫无距离感，而前者的后设性或多或少赋予暴力一种“表演”感，使其不能摆脱控制。
（七）
嘲弄性节日：
（1）形式：文化传统的力量比革命创新的力量更强大，譬如在具有嘉年华传统的法国西南部，嘉年华以其滑稽的形式将革命节日的内容收编了。
（2）空间：离巴黎政府越远的地方，人们的节日形式越不墨守成规。最自由的活动由民众俱乐部自发发起。
（3）时间：集中于共和二年的葡月和风月之间（1793年9月下旬至次年3月中旬）。同期仍有大量规矩的程序性节日。
对时间的一种解释假设：嘲弄场面的爆发式描述恰与非基督教化运动的发动在时间上重合，其时民众在反迷信斗争的几月间习惯了越轨，在社会团体提供的节日可能性中找到了自由发挥想象力的机会。——然而，“在这种得意洋洋的喧哗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隐藏其中的暧昧的亵渎召唤，一种显能逞强背后的恐惧，以及一种对胡作非为的敏感意识。”
实际上，雅各宾时代嘲弄节日的回潮表明，暴力、滑稽和嘲弄绝非某种特殊政治观点的附着物，而恰是由于革命与反革命双方都可以利用之，甚至其与大革命本身都毫无瓜葛。它们并非造反群众的创新，而是旧嘉年华的习俗，是一种以挑衅或威胁的方式告别寻常秩序、宣布新世界的规则。
革命节日力图摒除暴力，通常采取两种方式，一为否定其存在，二为打疫苗（以嘉年华式的粗俗表演和活动提供宣泄渠道）。然而它们从未停止民众之间采取的那种暴力。节日里对暴力的戏仿并不是纯属于革命群众的特殊表达方式或某一政治事件的附着物，而只是一种对革命未完、新进程陷入难产的反映。这是一种充满动力的“彩排意识”——但官方节日的组织者极力排斥之。
（八）
节日的安排者试图创造一个道德和政治的秩序世界，亦即，结束革命。
